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从莫干山会议到西苑饭店会议

转载于：数字社会发展与研究｜文：王明远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 研究员

莫干山的青年们

1984年1月，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等几位已颇具名气的青年学者在杭州聚首，他们对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裹足不前的局面，颇感到忧心，于是不约而同提出要举办一场全国性的经济改革研讨会，来表达青年人的呼声。他们随后与北京、天津等地改革青年团体聚会时，表达了这个设想，也都获得他们的积极响应。

至于到哪里开会，组织者们又犯难了？那时候，一两百号人有头有脸的知名人士开会，一起讨论当时仍然属于意识形态半禁区的问题，是有很大风险的。前一年，中科大副校长温元凯在合肥召集了外人称为“全国改革者大会”的会议，邀请了步鑫生、翁永曦等人参加，结果被人告了状，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

组织者们想了好多地方，但是当地主政者都不敢拍板承办。这时候发起人之一的浙江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成，利用可以接近省长薛驹的机会，询问这位15岁就参加地下抗日斗争的老革命，能不能放在浙江来办。

让人喜出望外的是，薛驹不仅立即拍板同意，还让省政府全力去支持这个会。省里为他们提供了位于风景优美的莫干山的省直属会议中心作为会址，还专门派遣了车队供会议调遣。此外，薛驹还同意让浙江省社科院和省经济研究中心作会议联合主办单位，以壮大会议的声势。

▲ 莫干山会议旧址

有人愿意给予办会帮忙确实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还有个问题是如何招募到全国各地改革精英。那个年代单凭口口相传或发电报，传播力是非常有限的，北京也有些理论报刊愿意帮忙，但是覆盖面也仅限于首都知识分子圈。

这时候另一位老革命，《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表示愿意帮这些年轻人一把。

6月12日，《经济日报》发布了征文启示，消息称：

主办机构“将于9 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 ，“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最引人瞩目是入选规则注明“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不讲关系”，完全“以文选人”。

征文公告一发，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1300多份论文，就连遥远的西藏、新疆也有很多人投稿。最后由王小鲁、周其仁、卢迈、宋廷明等人负责评审遴选，原则上每个省最多选5人，最终确定了124名参会者。

他们包括：马凯、田源、朱嘉明、华生、李克华、李罗力、李剑阁、李晓西、何家成、张钢、张少杰、张维迎、周小川、徐景安、常修泽、楼继伟等人。

9月3日至10日，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莫干山大礼堂，也就是今天的荫山街大教堂如期举行，后人称之为“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在形式上也破除了讲者念稿、听众听稿的沉闷方式，而是分主题自由讨论，以做到充分地启发和辩论。

莫干山会议参与者最后对当时改革的多项核心话题达成共识，包括市场上主动放弃官方定价，实行价格改革；实行梯度开放战略，以开放促进改革；破除农村计划购销机制，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鼓励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建立金融资本市场；加速国企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引入破产机制等等。其中的很多观点是具有很强先见之明的。

这次会议另一个亮点是实现了较好的朝野互动。开会期间，正在浙江调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派秘书孔丹上山了解开会情况，会议最后一天又特邀华生等参会者下山汇报。

1985年国务院发布的价格改革文件，就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莫干山青年们的意见。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也对莫干山会议的建议做出了批示。还有多位表现出色者，被吸收进入体制之内，比如刚从西北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张维迎进了体改委，河南省政府聘请朱嘉明、黄江南担任副厅级领导。

1984年之后，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又举办过数次，逐渐以这个论坛形成了一批青年改革群体。

这批莫干山青年在以后的30余年时间中，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改革的一支领导力量。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活跃在社会舞台，为继续深化改革鼓与呼，成为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

鲜为人知的西苑饭店会议

在莫干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另一场重要的理论研讨会正在北京西直门外的西苑饭店举行。不过，这场研讨会的参与者都是一些中老年经济部门领导或重量级学者，他们有于光远、童大林、杨启先、高尚全、董辅礽、蒋一苇等人。人人都知莫干山会议，西苑饭店会议却鲜为人知，笔者有幸曾经听高尚全先生几次提起。

他们为什么举办这场会议呢？还要从起草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议说起。

1984年4月，中央终于把制订经济体制改革决议提上日程，并希望在秋季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发布。

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再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鼓舞作用”，显然他对这个文件寄予厚望。

不过文件的起草一直不顺畅，初稿由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组的人员执笔，这些人多数钟情于计划模式，对于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依然是“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这已经与经济改革形势大大脱节。

7月29日，也就是距离三中全会只剩不到三个月的时候，胡耀邦果断决定更换起草组成员，新的起草组由林涧青、林子力、郑必坚、杨启先、谢明干、高尚全等人组成，他们都是改革倾向明显的“新人”。新的决议草案提出了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增强企业活力、价格改革、政企分开、实行经济责任制等改革意见，无疑比初稿有了巨大进步。

但是对于最关键的一条，是否应该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称为“商品经济”完全是为了减少阻力）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目标，中央最高层依然有不小的争议，二稿发到各部委后，各方反馈的意见也不一。

这时候来自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与高尚全商量了一条破局之道：能不能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体改委直属研究机构）的名义召开一场理论研讨会，用理论界的声音来影响中央的决策，劝说那些反对进一步改革的人？他们的想法得到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等人的支持。

在这场研讨会上，大家认为：

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它与资本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 苏联模式的根本教训在于限制发展商品经济、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理论支柱。

与会经济学家还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容易造成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对立，既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也不利于实行有效的计划调节。

▲ 西苑饭店会议的重要组织者高尚全

9月7日，国家体改委把会议简报报送给中央主要领导，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之前计划与市场之间的胶着状态，促使了“商品经济”写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起草小组最后一次讨论时，中央领导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说“能站得住”，还问到和宪法有没有抵触，郑必坚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大宴会厅开幕，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高兴地对旁边的胡耀邦说：“写得好!谁写的呀？”大会闭幕时，他又高兴地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确实很好”。

就这样，在中央决策层和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试想没有莫干山青年和西苑饭店中老年经济学家、部门官员的呼喊，没有中央决策层从善如流，我们中国会有80年代的健康增长，为下一步工业化打下基础吗？历史不堪设想，但是我们不可忘却那些推动了历史进步的幕后人物。

经济体制改革元年的启示

大家往往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作为改革元年，但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看，1978只是启蒙、探索和旧制度松动的元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旧观念又在包产到户、特区、私营经济等领域经历了反复的交锋，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真正打开。

所以，1984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元年，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代著名民企，包括联想、德力西、万科、健力宝、长城、四通、信通、科海（加上京海，即中关村早年有名的“两通两海”）等等都是在1984年改革春风中成立的。

那么，在1984年这一时刻，这种改变历史发展的合力的形成，中国命运出现惊人一跃，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

第一，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赋予社会一定的探讨和实践空间。

如果详细考察改革开放开展、逐步深入的过程，它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个团体规划出来的，而是在宽松的氛围下，由一线的干部群众自发创造出来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也起了重要的归纳、总结、升华和建言的作用。尊重社会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是改革成功的根本，也是那个时代改革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

在这方面，在王芳、薛驹、沈祖伦、李泽民等领导的带领下，浙江是做的最出色的区域之一。80年代浙江涌现出一大批企业家，形成了“温州模式” ，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新鲜经验。1987年夏季，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意大利客人时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还说”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 。

因此，莫干山会议这种思想解放的大型会议能够在浙江召开，很多中国最优秀的民企诞生于浙江，这并不是偶然的，跟历任浙江省领导的开明思维不无关系。

同时，邓小平也对浙江的改革探索也持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1988年春节，邓小平在听取薛驹的汇报时说：“不要争论，要敢想、敢闯、敢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到1991年，浙江非公有制企业数量达到近12万家，占GDP近20%，如果算上村镇集体企业的话，GDP比重已经达到51%，率先成为非国有经济超越半壁江山的省份。

第二，保持实事求是和理论不断创新的态度，确保意识形态和现实的一致性。

我们从洋务运动以来的160多年现代化历史可以发现，经济发展的速度往往与意识形容解放程度有关，意识形态对制度、科技等的理解宽度，往往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空间。

1984年，无论是莫干山会议还是西苑饭店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根本上都是解决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经济发展现实脱节的问题。当时的党中央从善如流，解决了这个矛盾，极大释放了生产力发展。

1983年底全国个体私营市场主体共有590万户，解决就业746万人，到1988年底，个体私营市场主体突破1400万户，解决就业超过2000万，这五年时间GDP平均增长超过11%，是建国以来增速最高时期之一。

第三，人才是兴国的最宝贵资源，充分尊重人才、保护人才和充分利用人才，也是改革发展强大的密码。

莫干山会议和西苑饭店会议的参与者都是那个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多数日后被提拔重用，成为中青年财经干部队伍的骨干。由于经济治理讲究专业性和技术性，这群专业团队对于中国在体制转轨中软着陆，以及实现快速工业化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也是重要资源，企业家是生产和创新的核心组织者，只有充分尊重和保护企业家，才能创造伟大的企业，进而产生具有一流竞争力的产业。我们改革中的经济高增长，也与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生长环境有关。

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实践，中间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莫干山会议和西苑饭店会议只是其中两例。那些改革人物的精神价值遗产，以及我们过去处理改革的经验都值得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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