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房地产正经历三大调整；三到四季度主导性风险是它

未来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干预，从需求端刺激居民需求是有作用的。但是帮助房地产企业完成巨大过渡，在供应侧层面上采取更有力的针对性措施可能更为重要。

制造业方面，高善文指出，中国制造业产量全球第一，中国总需求波动和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都会对全球经济和其他工业国家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不同国家对产能过剩看法不一，中国认为是高速增长新兴行业发展过程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竞争对手国家担忧其可能对市场造成潜在扭曲。尤其在中国电动汽车领域，对其他国家汽车制造业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对他国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如果这些压力不能得到管理，甚至会对全球贸易体系形成很大的挑战。

以下是投资作业本课代表（微信ID：touzizuoyeben）整理的高善文分享的精华内容，分享给大家：

三季度到四季度，主导性风险是它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关于中国经济的情况。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观察空间存在广泛共识，总体上目前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依然突出。从三季度到四季度，需求进一步减弱的风险可能是主导性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对需求不足的诊断以及政策建议。

目前有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认为当前总需求不足是转型的代价，即经济从过去依靠基建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转向依靠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经历一段相对较低增长的时期。因此，目前的局面是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总需求不足在总体价格水平和就业压力，特别是青年人和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上表现突出。从总需求管理的角度，当务之急是刺激和稳定需求，使总体物价水平尽快恢复到合理水平，使就业率和失业率回到正常区间。而管理短期总需求波动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可以相对分离。

对这两种争议，更多的是哲学层面和经济理念层面的分歧。这种争议源于方法和信念的差异，而非近期观察的差异。我想打个比方，将这两种争议简单归纳。经济转型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时需要转弯，就相当于经济转型。经济在转弯时需要减速，如果继续保持高速度，会很不安全，并可能转不过去。在转弯过程中需要减速，但速度太低也会引发问题。速度太低可能导致追尾或熄火，转弯需要时间，也与经济效益相关。当前需求不足与经济转型的联系需要观察更广泛的证据。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们的速度是否合适，还是相对转型需求来说过低？这需要观察更多证据并做出结论。从今年二季度以来，我们看到消费者在消费开支上出现广泛减速，连啤酒、牛奶等日常消费品的消费都出现问题。这些证据和变化值得进一步深思。

中国房地产正经历三个巨大调整

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许多业内人士将其与日本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进行比较，认为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泡沫，泡沫破裂导致价格大幅修正，需求消失，引发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特别是从需求端来看，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确实在下滑，尤其是新房市场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今年二季度以来，中国消费者对未来经济、收入增长和工作的安全性变得更加谨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消费行为、资产配置行为，包括房地产配置行为，变得更加保守。这种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变化被认为加剧了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困难。

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在几个层面上是非常特殊的，是其他国家在经济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未曾经历过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三个巨大的挑战和调整。第一个是从2021年之前的高周转模式转向未来的制造模式。第二个是从大型集团公司管理众多独立法人项目并统一调配资金，转向以单个独立法人项目为中心的流动性管理。第三个是从过去以预售制为主，转变为以现房销售为主的模式。

从供给侧发力更重要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模式正在进行这三种转型，对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短期内，非常突出的挑战是资金层面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表现在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上。然而，从资金流的情况来看，过去几年，各类金融机构总体上在大幅降低对房地产企业的风险窗口。要完成这样的过渡，房地产企业需要巨量的资金，包括债务资金和权益投资。但从金融体系的资金供应角度来看，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供应实际上在大幅削减。这种矛盾使得房地产企业面临巨大的困难，使得过渡不是那么顺利，而是出现了巨大的行业性困难。叠加需求端的一系列问题，使整个房地产行业深陷财政困境，并且这种困境可能需要持续较长时间。

这种困境的出现和维持，也成为整个经济转型和调整过程中，增长率不及预期，总需求相对较弱，地方财政困难的基础原因之一。

未来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干预，从需求端刺激居民需求是有作用的。但是，帮助房地产企业完成这三个方面的巨大过渡，在供应侧层面上采取更有力的针对性措施可能更为重要，需要各方面认真注意。

产能过剩对其他国家国内政治产生了压力

我觉得中国和其他主要的贸易伙伴在对产能过剩形成的看法上确实有很大不同。中国将其视为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兴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更多地将其看作是与中国产业政策和财政紧密相关的市场扭曲。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在广泛的产能过剩背后，与以前相比，可能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给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带来了压力。

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快速获得了竞争优势。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美国，这对他们庞大的汽车制造业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政治上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如果这些压力无法得到管理，那么对于以规则为基础、自由贸易为导向的全球贸易体系，将会形成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在制造业体量上是全球第一。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产出可能比七大工业国的总和还要大。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的总需求波动，还是中国采取的一些产业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都会对全球经济和其他工业国家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在政治上可能会对中国带来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这也意味着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在产业政策、宏观管理和技术管理上需要采取不同的视角，并考虑全球事务的做法。

高端制造转型非常重要，但刺激消费政策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三点，我特别想呼应并同意这样的看法。尽管经济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型非常重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驱动变得重要，但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民和消费者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消费活动的驱动，是经济活动的最终力量。

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更多地促进产业升级、TFP增长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在促进消费上也要有强有力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的、闭环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说到底，消费活动应该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而我们在刺激消费政策方面，迄今为止仍需进一步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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