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古代上流人士做下流事，下流人士做清高事？

在古代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流人士做下流事，下流人士做清高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古代很多朝代都实行儒家教育传统，而儒家教育的理念是经过权力系统改变的，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儒家教育理念。很多朝代的权力系统提出了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代之而起的是迷信思想。皇帝带头搞迷信活动，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有天赋神权，定期祭拜天地，祭拜宗庙，强调孝道，以德治天下。官员们会模仿皇帝，也定期搞一些祭拜宗祠的活动，也在强调孝道和道德。甚至官员审案的时候都要强调孝道和道德，酌情给予判决，而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执行。表面上看，社会比较平稳，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皇帝以及官员组成官僚系统，并不直接参加劳动，却可以不断从民间获取财富，靠这些财富养活自己，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们并不知道感恩，也不具备强烈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是会把老百姓看成放牧的羊群，而他们就是牧羊犬。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民间的知识精英必须到权贵家里做门客，给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挤进权力系统，成为权贵。倘若他们一辈子没有给权贵出谋划策，或者出谋划策之后没有被采纳，没有成功，就只能一辈子做门客，而不可能挤进权力系统。当时的权贵不需要宣扬民本主义思想，只是强调自己的权力以及门第，会互相勾连，形成一定的政治派别。他们并不会参加生产劳动，从民间获取财富比较容易，只需要靠权力支撑的暴力系统就可以完成税务的催逼，也可以支配农民去服徭役、服兵役。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而是对整个统治阶级有利的事情。按照统治阶级的解释，就是收取了税务之后，可以让官员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也可以让官员更好地管理民间事务，替老百姓做主。老百姓交税是应该的，即便是饥荒年月也仍然要交税，因为他们种着皇帝家的地，即便土地被土豪地主买断了，也仍然要交税。而服兵役、服徭役，也是为了完善整个王朝的统治秩序。只要王朝的统治秩序稳固了，老百姓就可以长久做农民，长期耕种，获得生存必需的粮食。

这种逻辑比较理想化，但实行起来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即便以后有了科举制度，也仍然不是那么理想化。书生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有着伟大的理想，要修齐治平，要为国家出力，要为老百姓做事。而一旦考中之后，书生就会进入权力系统，会行使官场的潜规则，会私自加税，行贿受贿，卖官鬻爵，吃了原告吃被告，会借着道德的名义来美化自己。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互相勾连，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还会娶一堆小老婆，生一大堆孩子，却还要说“君子不好色”。如果说考中之前他们还是书生的时候，满嘴仁义道德，那么考中之后，他们成了上流人士，却往往做着下流的事，一肚子男盗女娼。即便如宋代的苏轼，也有好几个小妾，甚至随意把小妾送人，也就不是人们标榜的那么清高了。

上流人士往往做了下流的事，却不愿意公布出来，而是要标榜自己，说自己两袖清风，为民做主。下流人士没有获得官位，只是普通老百姓，却容易做上流的事。书生有知识，有文化。并没有进入官场，有着修齐治平的理念，本身就是可贵的。老百姓大多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却懂得被改造的儒家道德。他们从小接受儒家道德的灌输，要遵守儒家的道德。而这种道德只是为了维护社会基本面的稳定，维护现有的阶级秩序不变化，也就是维护农民不断供养统治阶级钱粮的体制不变。农民们懂这种被改造的儒家道德，甚至已经被深深影响了，还普遍迷信，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做坏事会遭到报应的。在道德和神权的双重束缚之上，他们会变得老实本分，会知足常乐，会有一口吃的就安分守己，而不会整天看到这些差距之后愤愤不平。他们活得最朴实，却没有享受荣华富贵，甚至祖祖辈辈都要做土里刨石的农民，被压迫，被剥削，却做了一些善事。他们见到老人倒地会去搀扶，见到路面破损会主动修补，见到比自己还惨的人会伸出援助之手。这一切除了道德的影响，就是迷信思想的影响，他们相信善有善报，而至于恶有恶报，却往往看不到。倘若他们认为恶有恶报，就不敢做坏事了，除非遇到饥荒和战乱，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会想到造反。他们认为杀人就是最大的罪恶，而官府的官员却拥有合法伤害权，可以杀人于无形，而不用负什么责任。当他们被逼无奈的时候，去造反了，就有可能杀人，但他们会原谅自己，因为这是为了谋生存而去做的事，属于被逼无奈，而不是随意杀人。

如此一来，上流人士做了下流的事，下流的人做了清高之事。而社会舆论往往靠权力操控，要在上流人士身上找优点，美化他们的形象和他们做的下流之事，却在下流人士身上找缺点，诋毁他们做的清高之事。如此一来，就会弄得是非颠倒，但时间长了人们就默认了这种是非颠倒，反而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