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在利玛窦看来，皇帝的生活“与地狱无甚区别”

本文来源：《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转自：勿食我黍

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 —2021）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斯特林讲席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

1585年11月，就在利玛窦来华不久，他写信给罗马学院时期的同学弗利加蒂，描绘普通中国人如何惧怕他们的统治者。他说，这里的官员在举办公开仪式时，其场面比罗马教皇都要盛大和虚华，而皇帝本人就像古代亚述的暴君萨丹纳帕路斯一般被禁锢在他的宫殿中，周身环绕的是妃子、太监、鸣唱的鸟儿和开花的果树，虽享尊荣，但难掩其可悲。晚些时候，利玛窦又详细阐述了这一想法，他观察到，皇帝本人是如此恐惧，他不再面见廷臣，不敢外出，除非私下出行，安排一队完全相同的马车，乘坐其中一辆。皇帝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到处都是欲置其于死地的仇敌”，而根本不是自己统治之领土。在利玛窦看来，他的生活“与地狱无甚区别”。

利玛窦之所以觉得这生活如同地狱，有多种原因。其一就是，皇帝所住之处太过富丽壮观。利玛窦在1602年曾进过紫禁城，恭敬地在空空如也的皇帝宝座前跪拜，他写道，紫禁城中巨大的庭院大概能容纳三万人，还有，皇家养的象群、三千大内卫士、紫禁城宏伟的城墙，这一切都让人倍感威严和权势。《中国札记》和他写的信里，曾记叙重建故宫时从中国南方以水路运来的那些巨大树木，还有那些用来做梁的杉木，无论从哪里运来京城，每根都至少值一千至三千达克特，利玛窦屡屡惊叹不已。有一次他站在耶稣会住所的门前，看着一百头骡子拉着巨大的车队经过，车上载的是宫殿地基的大石块。人们告诉利玛窦，尽管这些石块来自附近的采石场，但每块大概也值一千达克特。至于整座皇宫，大概值三百万两黄金，按当时的兑换比价，应该是三千多万达克特。

万历帝自己的陵寝建在京城西北的明朝皇家陵地，群山环绕，规模甚至更大，石料、木材、砖瓦、运输等等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当然也更多。陵墓开始建造时，皇帝还未年满二十，而后他对修陵的每一步工作都投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利玛窦和他的乐师朋友庞迪我，都很机敏地利用了万历皇帝建造一座辉煌陵墓的心愿。皇帝有次派太监送来信件，上面列出了有关欧洲风俗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就包括皇家葬礼。耶稣会士们详细答复了这些问题，讲述了 1598年9月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去世及葬礼的种种细节。通过太监，他们告诉万历，菲利普国王的棺椁是铅制的，放在一个木制的大棺材里，再一起安置在为此特别建造的教堂的石墓中。他们还送给万历帝一幅宗教版画，名为《耶稣之名》，画上是末日审判的场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皇和各国国王王后都在跪拜，一面是天使，一面是地狱。这引起了万历皇帝的许多想象，他命令宫廷画师临摹了一幅尺寸更大的，还上了色。

这次冒险算是成功了，于是他们又向皇帝进呈了一幅描绘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和广场的画作，还有一本书，书里有一系列精细的画，内容是菲利普国王在埃斯科里亚尔宫中的圣罗伦佐教堂的场景。但他们后来知道，这些东西被一名大太监据为己有，并没有到皇帝那里，这让他们很失望。当万历帝了解到，欧洲的皇帝们拥有高层的宫殿，而自己居住于较高楼层时，他不禁哈哈大笑，这做法在他看来很荒唐。这个例子让利玛窦感受到“所有人都满足于停留在他们所成长的生活方式之中”。

对利玛窦来说，万历皇帝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独裁专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显得处处受制。然而，最终看来，他还是对利玛窦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我们看到他在临终前对科顿神父—这个比他年龄更小的同时代耶稣会士—表达出无尽钦慕，我们就能想象，利玛窦一定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万历皇帝的告解神父，就像科顿使亨利四世——纳瓦尔和法兰西国王——重新皈依天主教那样。

然而，利玛窦从没有和皇帝当面交谈过，更不用说使他皈依。皇帝只和自己的嫔妃与太监交谈，在这个世界里，这些太监的权力迅速上升，因为他们成了皇帝与宫墙外的官员交流的唯一纽带。利玛窦与皇帝打上交道，一切都是通过太监进行的。在此，又一次地，利玛窦对此情况的看法依然很分裂。人们如果仔细地读过圣经，应该对此不会陌生。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至四节）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不就是命令太监长从以色列人俘虏中挑选出 那些“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的人，让他们学习迦勒底的语言，以便将来足以“侍立在王宫里”吗？当利玛窦在北京与太监们一道从事“科学”工作时，有很多例子表明，他们许多人都给利氏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利玛窦曾教四名太监乐师歌曲，庞迪我教他们弹奏拨弦琴；此外，在1601年，利玛窦又教另外四名太监给钟上发条以及维护宫中的几架大钟，他还与他们一道，将雕饰精美的外壳组装到这几架钟上。还有，宫中的太监算师曾帮助利玛窦拼装那幅巨型世界地图的十二个版块，1608年初，皇帝突然心血来潮，要求给他及皇室呈上这幅地图。利玛窦把这些太监都看作“我们的朋友”，他们来耶稣会士北京寓所拜访时，表现得“很是亲热”。

还有些例子，表明利玛窦与几位大政上掌握实权的宦官也关系不错。利玛窦很清楚，这些太监尽管大多“出身社会的最底层”，但在万历朝，他们也是“皇帝的仆人、顾问，甚至是他的挚友，所以我们能说，实际上是这些人在统治国家”。耳聋的老太监冯保尽管自视甚高，但还是很期望能从利玛窦那里得到一块威尼斯的玻璃三棱镜。1599年，他在南京自己的府邸举办极其盛大的宴会招待利玛窦；太监马堂在16 世纪 90年代是中国朝野上下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许多高层官员都提醒利玛窦，他们自己都根本无法差动马堂。1600年，马堂邀请利玛窦去天津看一场杂耍把戏，让利玛窦大开眼界。杂耍者可以同时抛耍三把大刀，仰天用脚转动巨大的瓷缸，并用同样的方式转动瓷鼓和木头桌子；一名跳舞的男孩拿出一个人形泥偶，逗弄它，抱着在地上打滚，憨态可掬。利玛窦坦承，这一切都“让人大饱眼福”。

利玛窦在华期间，至少在三次重大危机中，太监们都处在风口浪尖，这些在利氏的《中国札记》当中都有记载。第一次危机发生在 1598年至1599年，明朝与日本丰臣秀吉的战争刚结束，北京皇宫中有些房屋突然遭遇大火。为了筹集资金重建宫殿，许 多太监被派到华中和华南地区。为了完成摊派的任务，这些人肆意搜刮钱财，到处强闯民居、横行霸道、敲诈勒索，终于在临清和苏州这样的城市引起了市民和手工匠人们的大暴动。那时，利玛窦找的一名邮差在南昌和南京的送信途中遭遇抢劫并被杀害，尸体被抛进河里，这或许与那段时间的暴乱和恐怖活动有关系。

第二次危机在 1603 年，是由万历皇帝和宦官们掀起的一股恐怖风潮。当时北京城出现一部匿名“妖书”，批评万历帝最宠爱的妃子，以及那些想让该妃之子取代皇长子（并不受万历帝喜爱） 成为太子的人。利玛窦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许多人被秘密逮捕，密探无处不在，文人被抓捕用刑，当时影响很大的真可和尚入狱致死等等。当时有人指认真可与“妖书”的撰写有关，万历帝下令用竹杖重打三十下，但还没打完他就断气了。真可去世时六十岁，他本人是一名极有造诣的高僧，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士， 他与当时中国许多名士——比如伟大的剧作家汤显祖——都有交往。利玛窦对佛教总是怀有深深的敌意，用尖刻的笔调谈及真可的事，说人们都鄙视他，因为“他平时总是自称习惯于将肉体置之度外，但受杖刑时，却和俗人一样大声哀嚎”。

最后一件事则与太监高寀有关。当时传闻南方的吕宋岛有金山银山，高寀拼命鼓吹，说动了万历帝派官员去马尼拉探宝。这支中国寻宝队的出现，加上当时迁居至菲律宾的中国商人和手工匠人的数目逐年增多，让西班牙人觉得中国人即将入侵，于是在1603 年发动了残酷的屠杀，将近两万名中国人丧生。利玛窦最担心的是，北京的耶稣会士们也许会被认为和西班牙人的行动有牵连。1605年初，在写给罗马友人马塞里的信中，他表达了这种焦虑：“此间的朝廷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我们担心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总是无比谨慎地不让旁人知道我们是他们（西班牙人）的朋友。”但是，有位中国官员去了菲律宾，把一封马尼拉西班牙人写的信带回了福建省，让这种欺瞒几乎被揭穿。利玛窦继续说：

信件被译成汉语，送到了北京。信中说到，它是在“耶稣降生后1603 年”写成的，正好和我在教义问答中的说法一模一样。然而天主降恩，除了保禄博士没人注意到这一点，我提醒他不要和任何人提及此事。另有一点，也会让旁人不把我们和西班牙人看作同一宗教，他们把天主之名用西班牙语写成“Díos”，我们写的是葡萄牙语“Deus”。

北京的耶稣会神父们想尽办法，要让中国人以为他们和西班牙人、菲律宾人并无关系。恰好当时太监们都为自己的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内阁上层官员也相互争斗不已，这才让耶稣会士们得以过关。利玛窦在信中提到的“保禄博士”正是上海学者徐光启， 他皈依了天主教，并帮助利玛窦翻译欧几里得的著作。徐光启清楚地知晓，这个毁灭性的证据不能让他在翰林院的同仁们得知， 他们中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佛教徒——见此将会非常高兴，并以之攻击利玛窦。

到了1605年，利玛窦已经确信，京城的风气很坏，当某人感觉会有人对其不利时，就拿钱财开道。腐败因而成了一种保护性的策略：

皇帝对宫廷里的太监们极端残忍，经常因为一些很小的借口，就将他们杖打致死，所以没有太监还敢去关心宫外的事情，除非那事情能给他们带去大笔的钱财。朝廷里的官员也有样学样，从各省到京城办事的官员那里索取钱财，这些地方官的钱本来就是从城市乡村的民众那里搜刮来的，还要再分一部分给京官。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混乱的“巴比伦之城”，各种罪恶横行，毫无公正，没有人有任何虔信，也没有人有任何意愿想要去净化自己的灵魂。

这段话的措辞与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的批评者们是何等相似！那时人们将罗马和那些贪腐的教皇称作“巴比伦的娼妓”。利玛窦熟谙这套修辞，他批评佛教教派时像是另一种应和，他说佛教有“巴 比伦式混乱不堪的教条，太过复杂，以致没人能正确地理解或描述”。至于北京这座堕落的城市，利玛窦怀着道德之心评判说，城里住着“一群毫无男子气概的人，终日只知享乐”。

利玛窦与许多富人交好，至少对这类铺张无度的社会境况比较熟悉，因为他曾经写道，当有人要去职或离开一座城市时，他经常得参加“他朋友为他举办的七到八场宴席，以示人情来往”。从他对中国酒的评论里可以看出，这并不是随意偶然的观察，他 说此处的“酒倒是比较像啤酒，并不太烈，如果喝太多醉倒，第二天早晨也就没事了”。然而，他的这些玩笑话也不太靠得住，因为他还描绘了许多北京城里醉汉横行的场面——城里的街道上那些走路晃晃悠悠的人们，“满身酒气、跌倒在地、嘴里出言不逊、行为不端”。在这里，穷人和官员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后者在官府宴饮糟蹋形象之后，还可以坐在轿中，在轿帘的遮掩下被送回家。

利玛窦对北京城里的穷困和苦难也知之甚多。我们还无法确定他是否了解那些街头流浪的帮派，其中尽是些生存境遇最让人绝望的流浪者，通常是遵从父母之命被阉割之后又没能进宫当成太监的年轻人，游荡在外，欺负那些穷苦的小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北京城富人阶层所持的白银和穷人的铜钱之间的兑换比例频繁变动，受许多复杂因素影响，在16世纪90年代这曾导致千万人穷困而死。那时，由于管理不善和官员的漠视，整个社会救济体系基本处于崩塌之中。他的友人、天主教徒徐光启对于穷人的苦难很有发言权，他极有可能和利玛窦提到过，在那寒冷的冬季，街头乞丐们会付一个铜板，夜晚躲进那堆放草料和毛皮的仓库里，以免在外冻死。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利玛窦曾在北京城里奔走，拜访城中顶尖学者，与他们讨论科学和宗教话题，因为他留下了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图画，画中他骑马在街上，头罩黑色面纱；和城里的有钱人一样，这是为了抵御沙暴打脸。每年干旱季节，沙尘暴对北京城而言如同噩梦。利玛窦经常这般在街上骑着租来的马匹或是骡子，手持自己印的指示地图，标出房屋和达官贵人住所的方位，由于他头罩面纱，无法被人看清长相，因而特别吸引路人的关注。

利玛窦这样评价中国：“这个国家遍地都是奴隶。”他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是男人的自然性欲，“男人活着不能没有女人，但又娶不起妻子，于是就把自己卖给富人为奴，富人则会把女奴给他们做妻子，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们便世代为奴”。另外有些人，虽然攒了些钱足够娶妻，但却无力抚养孩子，于是只好以两到三个达克特的价格把孩子卖掉。利玛窦伤感地说，“这价格甚至还不及一头猪或是一匹老马”，饶是如此，这还是平常年份的价，一旦饥荒发生，卖价大概只有常年的十分之一。利玛窦《中国札记》原稿的某些章节对此还有更详细的描述，但该书在 17世纪出版时，这部分被谨慎的耶稣会编者们删去了。

利玛窦还对中国人耽于淫色之习有所体察，他发现许多年轻男人还未等得及真正成熟——在他看来那要到二十岁——就开始随意挑选性伙伴，许多男子在十四五岁时就已经有了第一个女人，结果“有些人身体变得很虚弱，丧失了生育能力”。除此之外，他还写道：“整个国家到处都是公开的娼妓，这还不算那些实际上人尽皆知的通奸的例子。仅在北京一处，据说就有四万人公开以卖淫为业。这些女人作此营生，有些是因为自愿选择，余下的则冤得多，是被恶男人强迫从事这一行当，以这种肮脏的方式来谋生。”明代的人若见到利玛窦对娼妓泛滥境况的描写和数目的统计，肯定不会反对，因为很多人记述到即使在很小的村镇也能找到妓女，稍大的城里则数以千计。在北京城，就像在罗马一样，娼妓需要在政府部门注册，并需缴税；她们不能像佛罗伦萨妓女那样大方地坐在门厅揽客，北京的妓院都安有特殊的门，在中间分开，上半部可以半开，路人可以从容地观赏门内春色。

在华耶稣会士们自己也曾遭到不检点性行为的指控，这不免惹人心烦。他们刚到肇庆不久，就有一名中国信徒指认罗明坚神父与城里一名已婚妇女通奸，该女子的丈夫也附和，并称这是把妻子痛打一顿后才得知的。这是一桩典型的敲诈事件，罗明坚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龙华民神父在韶州也遇到了类似的事，后来那个被称与龙华民有染的妇人被地方官带走用刑拷打，招认与她通奸的是几个当地男人，从而免除了龙华民的罪责。此类传言在中国人当中很流行，许多小城镇的集市上有戏班搭台唱戏，嘲 讽那些天主教徒和葡萄牙人。在戏里，葡萄牙人每每一边佩带刀剑，一边手持《玫瑰经》，听任神父和当地妇人厮混。让耶稣会士们名声糟糕的还不止这些戏文，许多攻击耶稣会士和教徒的小画书大量印制，四处贩卖，而文人们也撰写传阅冗长的反教帖文。

利玛窦把中国的年轻戏子们称为“这个国家中最邪恶、最堕落的一群人”，他说这话时可能就想到了这些荒唐的戏班，他还描述了这些戏子是如何在孩童时期就被主子买去，还教他们唱戏和跳舞。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些浓妆艳抹的男戏子使他疑心北京城有许多男妓。显然他还担忧男同性恋现象的蔓延：

最能够展现这些人可悲的地方在于，他们被一种自然的欲念驱动，做的却是违背自然、违背事物法则的事情，而且，这并不被法律禁止，并不被认为是不正当的，甚至没人因此感到羞耻。人们在公众场合大声谈论，此行到处可见，没有人想过要禁止。在有些城市，这种令人厌恶的情况十分常见——就和京城一样，大街上遍是打扮如娼妓的男童，招摇过市。有的人买下这些男童，教他们弹奏音乐、唱戏、跳舞 ；然后，穿上华丽的戏服，像女人一样涂脂抹粉。这些可怜的男子就这样开始了他们肮脏的色情生涯。

这些话是在1609年到1610年写的，那时利玛窦的人生之路已快走到尽头，但他早在1583年就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情绪。那时他刚到中国几个星期，便给范礼安写信，说“这里泛滥着这种可怕的罪恶，但没有人感到羞耻，也没有人去阻止”。利玛窦一直抱着批评的立场，最初他还没有获得太多此方面的证据，而在华二十五年，细致观察了这一切之后，他的感觉更强烈了。

利玛窦这种道德愤怒在他那个时代不乏同道，在利氏之前到过中国、留下记述的两个人也用类似的语词描写过。佩雷拉写到中国人时就说“他们所犯的最大恶行就是鸡奸，这在中下阶层当中很普遍，在精英当中也并不罕见”。达·克鲁兹所说也相差不远，他还补充说，这一“违背自然的罪恶在他们当中从未受到谴责”，当他反对这种行为时，中国人还感到惊奇，并宣称“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种罪恶，或是有害的事”。达·克鲁兹认为，16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国发生的特大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雷暴肆虐， 摧毁了许多城市的民居，正是天主对这种罪行蔓延的惩罚。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还补充说，告诉他这个大灾难消息的中国人“害怕到了极点，仿佛整个山西省被毁为蛮荒之地，那样子像极了罗得的女儿们，当看到所多玛和蛾摩拉城被摧毁时，他们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达·克鲁兹总结道，这场灾难和其种种起因，都确实预示着基督的敌对者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