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人未尽审查义务、承兑协议无效，如何认定其是否应承担责任?

湖南高院：最高额抵押人主张汇票债权人未尽审查义务、承兑协议无效，如何认定其是否应承担责任?

审查承兑协议的效力、债权人承兑前的形式审查情况、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效期条款、抵押公示情况、主债务清偿情况等因素，综合认定。

阅读提示：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纠纷中，当事人有时会约定为担保限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依承兑协议而享有的债权提供担保，后续各方当事人可能就抵押人是否需要此承担最高额抵押责任而产生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额抵押人主张承兑债权发生时间不在最高额担保限期内、债权人未尽审查义务、承兑协议无效，法院如何认定抵押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李营营律师团队长期专注研究与担保有关业务的问题，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陆续发布。本期，我们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的一起涉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为例，与各位读者分享湖南高院审理类似案件的思路。

裁判要旨：

银行汇票承兑协议合法有效、债权人尽形式审查义务后依约定承兑，承兑协议的签订时间和汇票承兑时间符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效期约定，抵押房产已依法办理登记、债务人未偿还到期汇票债权的情形下，最高额抵押人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

案件简介：

1.2015年12月8日，华某支行（原告）与曹某（被告一）、何某（被告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以两原告的城关镇中大街X1号、X2号房为抵押房产，为原告依据与美某公司（第三人）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等合同而享有的、产生于2015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8日期间的债权（不论是否到期），均在100万元限额内提供担保。

2.2017年9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第三人可在100万元限额内、于2017年9月17日至2018年9月19日期间向原告申请授信额度，每笔资金使用期限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其中，票据承兑日不得超过授信期限截止日。

3.2018年7月-8月，原告根据与第三人的《银行承兑协议》先后向第三人签发8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19年1月16日、1月24日、2月3日、2月9日，未记载具体承兑日期。原告依约承兑，但前述汇票到期后，第三人未能支付，欠付原告本金587551.92元、利息45085.37元。

4.因多次催收未果，原告华某支行向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就涉案抵押房产变价款优先受偿第三人欠付的汇票到期垫款本金、利息。汝城法院原一审认为，原告诉讼请求成立，判决原告就涉案抵押房产变价款优先受偿第三人欠付的本金和利息，两被告不服，认为原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向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郴州中院认定原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裁定撤销该判决，将案件发回汝城法院重审。

5.2020年9月22日，汝城法院重审一审认为，涉案债权产生期间为银行承兑汇票原告垫付款期间为2019年1月至2019年2月，不在涉案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原告诉讼请求不成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6.原告不服，向郴州中院提起上诉，认为涉案债权签订时间在2018年7月，在涉案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间内，重审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债权发生时间，要求撤销重审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7.2020年12月25日，郴州中院重审二审认为，授信额度期间不等于债务履行期间，债务履行期间超出授信额度期间不影响两被告承担责任，判决撤销重审一审判决，判决原告就涉案抵押房产变价款优先受偿第三人欠付的汇票到期垫款本金和利息。

8.两被告曹某、何某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认为《银行承兑协议》无效，汇票到期日超出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原告恶意承兑、违规操作，其无须承担责任，二审法院错误认定《银行承兑协议》效力、错误认定其须承担责任，要求撤销重审二审判决，依法再审。

9.2021年5月14日，湖南高院驳回曹某、何某的再审申请。

案件争议焦点：

最高额抵押人主张汇票债权人未尽审查义务、承兑协议无效，如何认定其是否应承担责任?

法院裁判观点：

一、《银行承兑协议》合法有效，华某支行对美某公司与其他主体的交易关系已尽形式审查，不存在恶意承兑情形。

湖南高院认为，首先，本案中，《银行承兑协议》系华某支行与美某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无证据证实本案所涉《银行承兑协议》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无效情形不完全一致，详见《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协议合法有效，华某支行与美某公司之间因《银行承兑协议》形成票据法律关系。

其次，美某公司与他人之间的基础交易关系，属于票据取得的原因关系，而票据作为要式证券，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即与票据取得的原因关系相脱离。原因关系是否存在及是否有效，均不影响《银行承兑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票据法律关系的效力。

再次，银行承兑汇票仅为支付工具,具有流转性,华某支行对美某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采购单等进行了相应的形式审查，履行了相关审查义务，且从实际操作过程中来说，华某支行也无法监督《购销合同》的履行以证实其真假。

故，再审申请人非以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之身份、以美某公司与他人之间无真实交易关系且华某支行未进行实质审查为由主张本案《银行承兑协议》无效及恶意承兑，无法律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

二、《银行承兑协议》签订时间以及华某公司根据该协议承兑时间均落入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期内，曹某、何某应依约承担最高额抵押担保责任。

湖南高院认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被担保债权发生期间的截止日为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决算期，在该期日之前发生的债务余额为最高额抵押的担保范围。

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低于最高限额的，以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为限对抵押物优先受偿”之规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范围系担保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而非担保期间已经到期的债权余额。

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1条明确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5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8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1000000元的最高余额内，其中，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1000000元，华某支行依据与美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贷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类产品协议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根据上述约定，在2015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8日期间，华某支行依据其与美某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而享有的债权无论是否到期，均在再审申请人的担保范围之内。虽然华某支行实际付款时间超过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决算期，但案涉《银行承兑协议》的签订以及华某支行的承兑行为均发生于《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内，故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判令再审申请人承担担保责任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综上，湖南高院认为曹某、何某的再审申请事由不成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案例来源：

《曹盛祥、何小兰抵押合同纠纷再审案》[案 号：(2021)最高法民申214号]

实战指南：

一、如果拟为汇票提供最高额抵押， 建议当事人区分汇票的三个关键日期，即签发日、承兑日、到期日。

本案中，曹某、何某与华某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针对担保债权所作的约定是，将华某支行与美某公司在担保限期内即2015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8日产生的、“依据银行汇票承兑协议而享有的债权”、“不论是否到期”。

从本案已公开的案情来看，涉案8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具体承兑日期不能确定，仅能确定汇票签发的依据——《银行承兑协议》的签订时间系2018年7月至2018年8月，该签订时间落在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效期内，这是本案重审再审法院认定华某支行享有的到期汇票垫付款债权落入涉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第二十五条规定：“付款日期可以按照下列形式之一记载：（一）见票即付；（二）定日付款；（三）出票后定期付款；（四）见票后定期付款。前款规定的付款日期为汇票到期日。”第三十八条规定：“承兑是指汇票付款人承诺在汇票到期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 可见，汇票的三个关键日期分别是签发日、承兑日、到期日。结合本案当事人约定来看，本案并未限定承兑日落入涉案最高额抵押效期内的债权才属于担保主债权，而是只要确定债权合同签订的时间，就可以根据该日期确定该债权是否属于涉案最高额抵押担保主债权。

而如果，当事人限定了承兑日落入涉案最高额抵押效期内的汇票债权，才成为最高额抵押主债权，那么本案中的曹某、何某关于承兑日未确定、其无须承担最高额抵押担保责任的主张，便有可能获法院支持。

在此，我们建议，拟为汇票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当事人，事前区分好汇票的签发日、承兑日、到期日等概念，如果需要限定承兑日在最高额抵押担保限期内的汇票债权为最高额抵押的主债权，应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详细约定清楚，并要求债权人提供相应的承兑凭证。

二、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多个合同，进入诉讼程序后，建议当事人厘清关键的合同依据，明确不将无关合同作为己方主张依据

本案中，华某支行、美某公司签订的与涉案汇票相关的合同，有《授信额度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不同之处在于，授信额度合同是两主体一定期限内概括性债权债务关系的框架，仅约定了债款额度、未约定具体债权债务，而《银行承兑协议》是两主体具体债权债务关系的固化，约定了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承兑、到期等具体事宜。

本案重审一审及重审二审阶段，法院均重点论述了承兑汇票的到期日超出《授信额度合同》中约定的授信期限是否影响曹某、何某承担担保责任。但华某支行在重审再审程序中，终于鲜明提出，《授信额度合同》与本案无关联。重审再审法院亦认为《银行承兑协议》系《授信额度合同》的具体业务合同，华某支行与美某公司之间的票据法律关系形成的依据是《银行承兑协议》，从而对该协议的效力着重进行论述。

可见，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多个合同，诉讼程序中，越早厘清争议的法律关系产生的关键依据，越能快刀斩乱麻。在此，我们建议，此类情形中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从各个合同的约定本身出发，在庭审开始之前，厘清各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依据，具体指向哪一份合同，并准确定位到关键条款，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减少各自的诉讼成本。

三、如果类似情形下的出票人被诉，建议该方当事人视对方主张情况而考虑是否采纳“票据系要式证券，出票人无须对原因关系尽实质审查义务”作为诉讼要点。

本案中，曹某、何某认为自身不对华某支行依据《银行承兑协议》享有的承兑汇票到期垫款本金和利息承担担保责任，在其重审再审阶段以华某支行在向美某公司承兑汇票时对原因关系——即美某公司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基础交易行为未尽审查相应的购货合同、增值税发票义务为由，主张华某支行恶意承兑、付款，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对此，重审再审法院即湖南高院认为，票据系要式证券，出票人华某支行对美某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采购单进行了形式审查即可，无须也不可能进行实质审查。

本案已公开案情虽然未直接提及华某支行是否向湖南高院提交了相应的购销合同、采购单等可以佐证其已对美某公司的基础交易尽形式审查义务的证据，但是华某支行向重审再审法院提交前述证据的概率很大。

可见，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出票人无须负担过重的审查义务，但至少说应当尽形式审查。在此，如果类似本案情形下的出票人被诉，对方当事人恰好以出票人未尽充分的实质审查义务为攻击点时，我们首先建议，出票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将“票据法律关系中的出票人仅须对原因关系（即票据法律关系发生的原因）负担形式审查义务”作为抗辩要点。

其次，我们建议，出票人最好在承兑协议中就约定清楚，对方当事人应依约提供相应的生效版的基础交易合同、购销单、增值税发票等等，在无法提供原件的情形下，至少应出示原件的扫描件与纸质的复印件，供出票人核查。

最后，我们建议，此情形下的出票人在一审庭审开始之前就准备好相应的证据，及时向法院提交，如果在一审时因客观原因未能提交的，在二审时应充分说明理由，尤其注意不要出现无正当理由却拖到再审程序提交的情形，减少自身作为再审申请人提交证据被法院以不符合“新证据”的规定而不予采信的风险。

专业背景介绍：李营营，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高级企业合规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硕士（公司法方向），拥有证券从业资格，专注于商业秘密民事与刑事、与技术相关的争议解决和保护、民商事诉讼与仲裁、保全与执行等实务领域，在最高人民法院、各省级高级人民法院成功办理多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案件标的金额超过百亿元。李营营律师深耕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领域多年，对涉知识产权（尤其是商业秘密民刑案件、与技术相关的合同纠纷、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案件）相关法律问题均有深入研究。李营营律师代理的多起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获得判决的胜诉结果，代理多起客户作为原告成功争取法院3倍惩罚性赔偿，代理的多起被告客户成功争取法院判定不构成侵权的胜诉结果，代理多起被害企业成功启动刑事立案、刑事追诉、成功争取犯罪分子得到刑事处罚结果；代理多起被告人/被告单位处理的涉商业秘密犯罪刑事案件也取得了无罪、检察院决定不予追诉的良好效果。同时，李营营律师在商业秘密体系建设领域，也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协助多家企业客户完成企业商业秘密保密体系运行情况的法律尽职调查，成功为多家企业客户建设完善的商业秘密保密体系。在5类技术合同领域，李营营律师团队围绕不同业务领域下技术合同签订以及履行中风险点，形成了数百篇专题研究文章，熟悉该类合同纠纷常见风险点和解决方案。在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李营营律师成功代理多位企业客户在多例合同纠纷案件中完成诉讼目的，善于以高效的沟通和专业的能力在短期内为客户快速回款，通过商业谈判、诉讼打击、第三人债务加入、调解和解等手段有效保护客户合法权益。截至目前，李营营律师在“法客帝国”“民商事裁判规则”“保全与执行”等公众号发表与技术、商业秘密、公司实务、保全与执行等话题相关专业文章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法院转载，广受业内人士好评。李营营律师团队一直致力技术保护和与技术有关的争议解决，多年来深入研究技术委托开发合同、技术合作开发合同、技术转化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许可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培训合同、技术中介合同、技术进口合同等与技术合同相关的争议解决，在该特定领域内发布了数百篇专业文章，对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有扎实并深入的研究，熟悉该领域内常见、多发的问题和争议焦点，熟悉法院实务裁判规则，擅长拟定各类技术合同，能够迅速精准识别合作的风险和合同漏洞，可以协助开发方或委托方提前控制好法律风险，提供风险应对方案、及时解决风险，推动技术项目安全高效运行。2022年，李营营律师结合多年来办理大量执行审查类相关业务的经验，以真实案例为导向，对各种业务场景下的主要法律问题、典型裁判规则、风险应对策略和解决方案建议进行类型化汇总和归纳，合著出版《保全与执行：执行异议与执行异议之诉实战指南》。接下来，李营营律师团队会陆续出版商业秘密实战的相关书籍、技术合同纠纷实战指南、不正当竞争实战的相关书籍、知识产权犯罪的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