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西藏驻军医疗队被拦车警告：前方危险！队长不听，酿成悲剧

1958年前后，西藏叛乱的局势从暗流涌动转为明火执仗，愈演愈烈。尤其是四川藏区的叛匪窜入西藏后，和西藏僧俗上层集团勾结，势力大增，仅拉萨地区的叛匪就有四大派系，五六千人之众，昌都地区的情况更严重。

我军驻藏部队受上级指示，采取忍让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叛匪以为我军示弱，活动更猖獗了，驻藏部队屡次被袭击，损失不小。

1958年9月12日，西藏军区组织了一支16人组成的医疗队，从拉萨去日喀则的160团驻地，给干部们检查身体。带队的是后勤防疫部门的大尉助理员王能勤（80年代解放军取消了大尉军衔）。王能勤38年入伍，当过军分区医院院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了，满心以为这是一次轻松的任务。

大尉军官

可是叛匪得到了情报。敌在暗，我在明，叛匪提前在医疗队的必经之路——马拉山南麓公路两侧埋伏了上百人，准备搞突袭。实际上有人在半路上提醒了医疗队，前方危险，可他们没当回事。

鉴于叛匪活动频繁，同年8月下旬，西藏军区情报部派出了若干小组，密切注视叛匪的动向。其中情报部副部长蒋文奇亲自带着4名侦察参谋执行任务。9月17日一早，蒋文奇等人在马拉山北麓发现了一股叛匪，就悄悄下了山，回到公路上，准备向军区汇报情况。

蒋文奇他们在路边隐蔽起来，正要给军区发报，发现一辆军用卡车疾驰而来，车上有十来个人。蒋文奇赶紧走到路中间，伸手拦下了车。车上正是军区派往日喀则的医疗队。蒋文奇身着便装，司机以为他要搭车，连声说，搭不了，搭不了，我们要执行任务。

蒋文奇问：“谁是带队的？”坐在副驾驶的大尉王能勤说：“是我，有什么事吗？”神色颇为不耐烦。蒋文奇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下来。”他身材瘦削，面容憔悴，但眉宇间自有一股威势，王能勤一怔，下了车，说话还是带点盛气凌人，“有什么事快说！”

平叛部队

“我是军区情报部的，”蒋文奇说：“你们要去哪里？”王能勤一听对方是军区情报部的，态度马上温和了：“我们去给160团干部做体检。”蒋文奇说，山上有叛匪活动，你们要小心点，发现情况不对赶紧拐回来。

之前驻藏部队在羊八井一带赶走了一股叛匪，整个军区都知道，所以王能勤认为山上的叛匪只是一些流窜人员，也觉得蒋文奇有点大惊小怪，笑道：“几个土匪有什么好怕的。撞上我是他们运气不好，我正好抓几个立功。”

蒋文奇无奈，只好叮嘱道：“还是小心点吧，大尉同志。”王能勤不知道他是军区大名鼎鼎的情报部副部长，转身钻进了驾驶室，让司机开车。蒋文奇不放心，又拉住车门，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大意！”王能勤笑道：“没事！”汽车就开走了。

据蒋文奇回忆，当天上午9时许，他们听到山上传来密集的枪声，心知不妙，肯定是医疗队遇袭了。但他们只有4个人，无力支援，立即向军区汇报了情况。等最近的增援部队到达时，山上的战斗早已结束。

叛匪投降

蒋文奇判断医疗队遇到了大股叛匪伏击，带着部队到跟前一看，大家惊呆了，包括司机在内，医疗队16人全都倒在汽车周围几十米的范围内，无一存活。

后来蒋文奇才知道，正是当天早上他们在山上发现的那股叛匪土伏击了医疗队。叛匪的眼线很多，情报准确，100多人伏击一辆卡车，打完就跑，非常狡猾。医疗队本来就没什么战斗力，带队的王大尉明知道有敌情，却满不在乎，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经此一役，叛匪武装的“胃口”更大了，企图把西藏军区155团驻泽当一部和工作队挤出山南地区。

马拉山事件发生一个月后，1958年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叛匪武装700多人向155团泽当驻地发起突袭，战斗持续了4天，虽然叛匪最后被击退，我军损失也不小。同年12月中旬，155团的汽车运输队在贡嘎境内的雅鲁藏布江边被叛匪伏击，连带队的杜营长都牺牲了。

西藏军区参谋长王亢

解放军不是没有反击过，但高原上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后勤补给困难。而叛匪都骑着马，行动迅速，打不过就跑。我军当时还没有动真格，驻藏部队出动的大都是步兵，在高地和山脊地区根本追不上叛匪。

不到4个月，驻藏部队3次遇袭，局面十分严峻，引起了北京的重视。1958年12月21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叫来了正在北京休假的西藏军区参谋长王亢，一见面就说，王参谋长，西藏的事你知道吗，我不能让你再享清福了，上级指示，你要停止休假，赶紧回西藏。

王亢是辽宁营口人，参加过抗战，作战经验丰富。他当然知道西藏的情况，说自己准备一下，后天一早就出发。罗瑞卿说，你现在就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王亢想给家里打个电话，罗瑞卿说不用了，你立即上飞机，我会告诉你家里。

于是王亢一刻也没耽搁，马上乘飞机飞到成都，又坐车回到了拉萨。王亢回来确实加强了驻藏部队的指挥，但解放军仍然坚持不主动出击，所以叛乱局面还在恶化。直到1959年3月，拉萨发生叛乱后，解放军才动了真格，两天就平息了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