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现场 陈哲艺谈《燃冬》

作为第一梯队进入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入围影片名单的《燃冬》，自公布之日起便备受关注。不仅因为影片集结了数位实力新生代演员，该片亦是导演陈哲艺暌违十年，再次携长片回归戛纳。2013年，《爸妈不在家》作为处女作，为陈哲艺摘下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影机奖，此后，他在《热带雨》（2019）《我们都是陌生人》（2023）中延续杨雁雁、徐家乐的主演班底，以十年，缓慢书写属于他的“成长三部曲”——以家庭的一地鸡毛记时代变迁，以女性、婚姻的困束喻文化壁垒的高柱，以观察者的眼实现一种关怀，将成长的念与忆蒸发成潺潺的雨，落在他处。

面向充盈于网络世界中的Z世代，陈哲艺有了新的好奇：那些充满焦虑的、假自信的面孔之下，是什么样无可言说的困境，那些摇摆的、不确定的选择，该何去何从？他将这些困境杂糅进《燃冬》中人物的不曾言说，以陈哲艺式细腻的针脚密密地缝合在一帧帧镜头之中，他将这些问题抛给镜头，与演员、与团队、与土地切身关联，在极限的时间里，让故事自由生长。让感受在时间的浸润中透向荧幕，把答案交由你自己去观看、去思考。

伴随着陈哲艺导演的回归，资深电影人陀螺也以ELLE特派员的身份，以业内层面与主创就内容展开探寻，以独家视角探访戛纳现场，直击圈内。

青年创作者的表达应当有焦点，也当敢于突破，在与陈哲艺导演的交流之中，我们详细还原了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方法或路径或许有迹可循，但更希望，年轻的创作者们找到真正为之触动、意欲表达的母题。以下为全部采访文字：

Q

A

ELLE

世界时装之苑ELLE

CZY

导演陈哲艺

ELLE：一开始创作《燃冬》时，大概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

CZY：这次影片的项目是由我本人发起的，从去年7月底就开始计划拍摄，但一直只有一些抽象的想法，诸如我的拍摄地点一定要在中国，但并未确定具体地点。之后其他的工作接踵而来，影片的拍摄有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往前倒推，我的拍摄必须从12月第一天就开始，12月正值冬季，那就到中国最冷的地方去拍一拍冬天；同时我想将镜头聚焦在年轻人身上，当时联想到了法国新浪潮特吕弗的经典电影《祖与占》，两男一女三人行的设定也就此定下。

ELLE：最初对于作品中三个人物的设定是什么样的？又是如何决定与这三位演员合作的？

CZY：当时还没有具体的故事和剧本，只大概定下了两男一女的设定，自然得从女性角色的饰演者发散去找另外两位男演员。因为我认识的中国演员原本就没有那么多，年轻的就更少，早前与冬雨在《永恒风暴之年》有过合作，她很特别，有时候觉得我们其实很像，都是内心挺成熟，但你看她喜欢开玩笑，偶尔看起来有点放肆或不羁，但又是很敬业很认真每天去排队看电影的演员，所以想到这次合作，我就先询问了她的意愿，她答应了。之后我也自己询问了昊然的意愿，大萧是我们制片人谢萌推荐的，他在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的表演十分迷人。所以这次其实是先有演员，我才开始发展这个剧本。因为我本身是个对细节要求很高的人，但整部影片面临制作周期短，还是我第一次在中国拍摄电影等现实问题，所以在人物的构想上，我不可能再去设计一个很颠覆的人物，而是选择在与他们的相处中，观察到的小细节作为出发点。像他们本来的籍贯，昊然是河南人，大萧在四川长大，冬雨也在影片中用到了自己的家乡口音；另外还根据他们的经历设计了部分情节，像冬雨本身小时候就是练体操的运动员，大萧生活中就很喜欢骑摩托车，而且十岁的时候有弹吉他等等。对于演员来说，他们在表演上或许也更好着手。

ELLE：通常我们在提及东北时首先联想到的应该是东三省，为什么选择在延吉拍摄？

CZY：最开始确实想过在哈尔滨拍摄。但创作的时候有设想将整个故事的落点落回自然，而非城市之中。当时就看到了长白山，这个连接中国与朝鲜的地方，顺势搜索到关于“檀君朝鲜”中熊女的传说，传说非常迷人，这个故事仿佛和我的电影也有某种微妙的关联。同时我也发现延吉这座城市，因为身处边境而融合了两方国族文化，延吉在某些层面十分接近首尔，尽管它并非国际化大都市，但完全区别于大家印象中的东北，这就蛮有意思的。

ELLE：影片在延吉的拍摄地点有选择夜店、音乐餐厅等，与延吉这个场域的气质并不是很相融，是否也是因为受到他人的感染？

CZY：当时到延吉是我们自己开车去，在当地找了导游玩了三天，创作期间也会有一些年轻的助理朋友，让我一定要去夜店，在那之前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去夜店了。全程他们跳他们的，我在一旁无所事事，就看着眼前的一桶冰，拿起了冰块研究。就这样含在嘴里很久，再拿出来，灯光下，你看着冰块融化，冰水就这样一滴一滴地滴了下来，这瞬间眼睛仿佛忽然被刺痛了，开始流泪。在如此热闹又如此嘈杂的环境中，你却发现自己置身于如此的孤单之中。这一幕就被写进了剧本，和这三天里的几乎所有所见所闻一样。

ELLE：影片大致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CZY：像电影的中文名字《燃冬》那样，这个名字很早就确定了，就是想要捕捉一种感觉，在寒冷的冬天，三个年轻人彼此在彼此身上点燃了一种温度，在短时间内得以互相温暖。英文名The Breaking Ice其实就是由一个英文形容词Ice-breaker演变而来，即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通过玩一些游戏开始熟悉起来，实现破冰。

ELLE：影片中确实有一段三个人玩游戏的戏，这个游戏是谁的想法？

CZY：游戏是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但我想说也只有那个年龄才会玩这么无聊的游戏。在拍摄过程中，我有把戈达尔《法外之徒》中，那个在卢浮宫奔跑的片段，分享给主创们去体会的。

ELLE：您提及自己有时像小孩，有时又觉得这种游戏有些幼稚，包括偶尔在年轻人的场合中会有些格格不入，这种矛盾性在您的电影中有所体现吗？

CZY：肯定有的，我的片子永远都不会只有一个情绪、一种状态或单一的人物关系，它永远都是多层面、复杂的，包括他们三者的感情，包括一些符号，它带来一种模棱两可，我觉得最好的电影都是处在这样一种地带的。

ELLE：但是其实这种模棱两可背后，越是需要有一个相当清晰的东西去支撑它。

CZY：这就考验我的剧作能力了，如何把自己希望的不同元素，以人物和剧作的方式展开成一个更完整的作品。所以前期我就给自己下了很多框架，第一个框架，因为我希望这部影片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突破。这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陌生的气候，在摄影方面我们也做一些挑战。所以我和摄影师余静萍说，整部影片我们都只用一个镜头，就是40mm的镜头。因为其实40mm的镜头是最贴近人眼的，其呈现的景象是与人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最接近的。所以无论光脚还是特写，画面都是舒服的。但这对摄制组有很大的挑战，当我们要更广或更特写的镜头时，必须移动机器去实现，这在体力上是更消耗的。

另一个框架是，这个故事发生在4天的时间内。如果不是在一个短暂的聚会中，很多故事不一定能发挥到极致。而且类似的华语片我好像很少看过，所以我就逼着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

ELLE：或许是因为华语环境中，人们无论交流还是交友，都相对慢热和保守，成为朋友需要长久的观察。

CZY：但是有时候我经常会发觉，不时你会遇到一个陌生人，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你可以跟他有很深的一段结缘。有一年我去法国的一个电影节，某一位法国的电影记者，英文也并不好，给我做了一次专访。专访过后我们恰好迎着夕阳一起下山，聊了很多如为什么喜欢电影；喜欢亚洲电影；怎么发现台湾新电影，还聊到了侯孝贤。我才认识这个人一个小时，但已经觉得他是我多年的知己，而且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国度。甚至之后，他在观看我的电影后，把很多私人的事都告诉我，把最私密的东西跟我分享，而且很信任我，所以我经常会觉得很多很深刻的友谊或情感。所以我在写《燃冬》剧本的时候，其实希望三个人这种感情，虽然短暂，但是它有很浓厚的情感，很热烈，然后很难忘。

ELLE：这也是我们观察到在您的很多电影当中，经常出现一种“流动的关系”，或者说“限定关系”。是否觉得有时候时间反而会消磨这种情感的浓度呢？

CZY：我不确定，但像我刚刚提到的法国电影记者，我到现在仍然记得他，而且他偶然看到我作品的相关信息，也会时不时在社交平台发一个message跟我说“恭喜呀”之类的，可能一年不过一次。尽管我之后再也没有碰到他了，但我们一直记得那一天下午。所以这种陌生人的影响，仿佛会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一个很深的阴影。

ELLE：首映时看到自己的作品在大荧幕放映，以及放映结束后大家鼓掌的时候，分别是什么心情？

CZY：好像气氛挺好的。因为我上次来戛纳的时候是两年前，当时带来的是一个短篇集，再上一次入围戛纳的长片《爸妈不在家》就是十年前，而且刚好是整十年，因为也是第一个星期天，所以这对我来说还是蛮特别的一天。观影现场，我觉得观众还是很有代入感的，我感受到这部分并非全部来自我自己的作品放映，在戛纳的场域中都是如此。那天我去看是枝裕和的《怪物》，虽然大家很安静，但是感受到大家都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最后音乐响起，大家为电影鼓掌的那种感觉，我本来已经不太记得了，但今天突然回来了，我感受到我的作品与观众有了更深的一种对话，这对我来说是最感动的。

监制：舒朕萌

导演：陈潇涵

摄影：向光义

摄影：何倩

剪辑：范祎伦

包装：王云龙

字体：穹也

字幕：岑冰星

采编：A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