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的奴化

“侠”这个字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在韩非子看来，要治理国家，就必须铲除儒家和侠客。儒家会凭借文字扰乱法纪，而侠客则依靠武力破坏国家禁令。

春秋时期，儒和侠往往难以区分，他们在朝堂之上即为儒家，到了民间便成为侠客。

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所处的时代，是侠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彼时侠人义士重誓言，轻生死，不顾个人安危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受人之托，一诺千金，知恩必报，赴汤蹈火。

赵氏孤儿，聂政刺韩傀，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儿的壮烈与决绝。他们向后世之人诠释了何为轻生重义，何为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在于重视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他们行侠仗义并不是为了利益，甚至也不是为了名声，而是源于内心的一股豪气。

他们像珍视自己的眼珠一样珍视个人尊严，他们对“平等”二字的重视，达到了极度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在夜间宴请一些侠士吃饭，有一人因座位安排的不太好，光线被其他人遮挡，结果客怒辍食而去。

即便只是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游侠们也绝不容忍有任何不平等，你孟尝君牛逼什么呀，我该不给你面子就不给你面子。

孔子的弟子子路，身为卫国的家臣，当卫国发生政变时，同学劝他不要前往，称“对方人多势众，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然而子路毅然选择舍生取义，最终被杀。孔子得知此事后，悲痛万分，认为子路是最守信诺之人，这是一种侠的精神。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对当时的刺客和侠客进行了区分。刺客主要为获取报酬执行暗杀任务，而侠客多是为了报恩，从个人情感的立场行事。

到了唐代，侠客更多是为了国家大义，前往边关镇守，建功立业。正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比如虬髯客，见到李世民后，便将亿万家产拱手让给李靖，离开了中原。

唐代以后，司马迁所定义的侠人义士基本不复存在，功利与利益交换增多。

在《水浒传》中，宋江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他能让各路好汉吃好喝足，收李逵时，是帮他还清了赌债，李逵才死心塌地追随他。

这种“慷慨”算不上侠义精神，而是底层百姓的生存法则。后来所谓的替天行道，也不过是期望能被朝廷招安，封妻荫子，过上富贵生活。

等到明清时期，侠客荡然无存，所谓的“侠客”都去攀附权力了，沦为权力的附庸。

春秋时代的游侠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无视君王规范，只听从自己的良心。明清时，所谓的游侠都没了脊梁。

小说是现实的投射，明清小说里的大侠，比如《三侠五义》里的展昭，宋仁宗想看他的武艺。

这位大侠便上了房，一个夜叉探海，再来一个倒挂金钩。这哪是什么大侠，分明就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嘛！

宋仁宗看展昭在房梁上又窜又跳的，他就说，这哪儿是人呐，这简直就是朕的御猫啊！

展昭都来不及从房顶下来，便直接跪地磕头谢恩，生怕皇上反悔。这是皇上封的啊！从此以后，我就是玉猫了，玉猫对皇权如此谄媚。

再看五鼠弟兄，钻天鼠卢芳第一次见包拯时，和展昭说，“我是戴罪之人，没有脸见相爷呀！这样吧，你把这个全套的刑具全给我带上吧，这样我才好见官呐！”

回想春秋时的游侠傲视君侯，对任何人都不假颜色，敢刺杀秦王，面对孟尝君的宴请一个不高兴甩手便走。再瞧瞧明清人所写的这些“猫鼠侠客”，宛如萤火比之皓月。

在《三侠五义》第 48 回中，写到五鼠要面见宋仁宗时，所谓的英雄好汉见到皇帝，书中描述道：“心中乱跳，匍匐在地。”那是浑身直打哆嗦呀！

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一旦与权力遭遇，立刻显露出奴性十足。

鲁迅先生说，“春秋时候的侠客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

而明清小说里的侠客都是黑白两道通吃，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家中广有田产，乃是一方地主豪绅；五鼠弟兄是陷空岛渔霸。

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作为民间力量的代表，侠和侠义精神一直被皇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他们的存在，皇帝的宝座便坐不安稳。

所以韩非将游侠列为国家五种蛀虫之一，不能留着，必须予以消灭。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打击，到了明清，所谓江湖儿女， 大多是走投无路沦落至此。所谓的侠，已然成为忠君的宣传品。

鲁迅先生说，“《三侠五义》里所谓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则却是奴才。”

金庸、古龙小说里的江湖、侠客，都是后来文人想象出的乌托邦式的江湖。正是由于现实的江湖是非常苟且的，文人才为中国男人造了一个武侠梦，这个梦是中国男人改良后的皇帝梦。

梦里有公平正义、有除暴安良、有财富、有尊荣、有美女、有成就，有一切，只有平民不值一提。

因为对加害能力和自卫能力的热切幻想，对公平和正义的强烈渴望，中国人特别馋这些东西，而现实里又得不到的，便只能在幻想里大口吞食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