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折叠】电影《冈仁波齐》：我们一起去朝圣吧！

导语

Introduction

时间就是一场心之幻象，是我们在轮回漂泊中时产生的无数幻象之一。

作者丨戴小蛮

责编丨曹佳东

编辑丨何增荣

《冈仁波齐》

导演: 张杨

编剧: 张杨

主演: 尼玛扎堆 / 杨培 / 索朗卓嘎 / 次仁曲珍 / 色巴江措 /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藏语 /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17-06-20(中国大陆) / 2015-09-15(多伦多电影节)

片长: 117分钟

又名: གངས་རིན་པོ་ཆེ / Paths of the Soul / Kang Rinpoche

与《冈仁波齐》一起拍摄的还有另一部电影《掌纹地 .皮绳上的魂》，“《掌纹地 .皮绳上的魂》里作家的角色像侦探一样寻找着塔贝，这跟我创作《冈仁波齐》的方式有很大共通性，作品里的第一个人物通常都是作者自身的投影，作家寻找塔贝其实就是寻找自己，他试图通过笔下人物探寻自己生命中的焦虑。同样的，电影里的作家也是我自身的一种投射，我这一年的拍摄和生活正是寻找自己真实的生命和电影的关系。”张杨说，他给这两部电影的拍摄定义为，“两条道路，一次完整的修行。”

看完《冈仁波齐》，再看《掌纹地 .皮绳上的魂》，或许会了解更多。

冈仁波齐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巴嘎乡境内，海拔6638米，是冈底斯山脉的第二高峰。其高度还有6650、6656、6714米等说法，但一直没有现代的官方测量数据。而根据Google Earth以及美国太空总署SRTM高程数据，应该是6600多米这个数值更准确。

以前网上不少资料误传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脉最高峰，其实真正的最高峰是在日喀则市萨嘎县，海拔7095米的冷布岗日。但冈仁波齐峰被误以为冈底斯山脉最高峰是有道理的，在西藏传统典籍中，“冈底斯”或“底斯”都是单指冈仁波齐这座山峰，而不是整个冈底斯山脉。

如果走219国道，无论是从东面还是西面过来，天气好的话远远就可见到冈仁波齐水晶塔般的雪顶屹立于群峰之上，巍峨雄伟的山形异常瞩目。在219国道东面看，冈仁波齐犹如一头威武的雪山雄狮；而从西面看，就像一座天上的金字塔。

藏语“冈”：“雪、雪山”；“仁波齐”=“仁波切”：“珍宝”—— “冈仁波齐”གངས་རིན་པོ་ཆེ།即意为“雪（山）之珍宝”。在藏族文献中，冈仁波齐常被称作“冈底斯”或“底斯”。“底斯”是梵语“雪山”之意，“冈底斯”这个藏梵组合词可以理解为“大雪山”。而冈仁波齐的英文名称为Kailash或Kailas，源于梵语“kelasa”——“水晶”。

冈仁波齐是四个古老宗教——本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共同的圣山：

西藏本土宗教——本教就发源于冈仁波齐周边，在远古年代，冈仁波齐已是原始本教的神山，而本教“三界宇宙观”的中心就是冈仁波齐。

印度教认为冈仁波齐是主神Shiva（湿婆）的居所，他与妻子Parvati（帕尔瓦蒂）及孩子们住在这里。

耆那教称其初祖Rishabhadeva就是在冈仁波齐前面的Ashtapad（意为“八层”）山上苦修多年后得道的。

佛教认定冈仁波齐是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藏传佛教密宗认为五大本尊之一的“胜乐金刚（参数丨图片）”（也称“上乐金刚”）就居住在冈仁波齐山上。

在藏传佛教众多神山中，冈仁波齐位居其首，具有无上的宗教地位。而广为流传的《米拉日巴传》中，噶举派大师米拉日巴与本教那若苯琼斗法，争夺冈仁波齐归属权的故事，让神山的魅力更深入人心。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最著名的斗法故事是这样的：

那若苯琼向米拉日巴下战书，约定在某天谁先登上冈仁波齐山顶，神山就归谁，米拉日巴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下来。

到了那天凌晨，苯琼使出法术，骑着他的法鼓向冈仁波齐山顶飞去。米拉日巴的弟子们见状，慌忙向还在酣然大睡的米拉日巴报告：“师父，大事不好啦！苯琼已经上到半山腰了！”米拉日巴悠悠答道：“徒儿莫慌，为师知道了”。他接着念了个咒语，大伙发现苯琼这下没法继续往上飞了，骑着鼓就只能在山腰转圈圈。

此时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米拉日巴抖了抖衣袖，施展神通飞身而上，瞬间到达冈仁波齐山顶，初升的第一缕阳光也刚好照在他身上。

过了一会苯琼也终于飞到山顶，他见米拉日巴早就安坐于此，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一不留神连人带鼓从峰顶掉了下去。据说冈仁波齐南面中间那条由上至下的长长槽壑，就是苯琼跌落时划出的痕迹。

在神山周边，还有其他不少米拉日巴与那若苯琼斗法的传说、圣迹。但也有学者指出，在早期的《米拉日巴传》中并没有关于其与苯琼在冈仁波齐斗法的内容，推测这些故事是后人的“演绎”。

尔后，藏传佛教噶举派遣派了大批弟子到冈仁波齐周边进行苦修，现在大家走的这条转山线路，就是噶举派郭仓巴大师探索开创的。冈仁波齐转山路上也有不少郭仓巴相关的圣迹故事。

而所谓冈仁波齐是“世界中心”的说话，其实指的是“各宗教世界观/宇宙观的中心”，请勿将其套入现代地理学、天文学的“地球/宇宙的中心”来理解。

张杨：一场朴素而克制的朝圣

“今年是马年，冈仁波齐的本命年，我们一起去朝圣吧。”在父亲去世后，尼玛扎堆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带着叔叔杨培去拉萨和冈仁波齐朝圣，他的行动搅动了西藏芒康县这个叫普拉的小村，消息传出后，村里很多人都希望同往。

这一年刚好是马年，也是释迦牟尼降生和成道的年份，冈仁波齐的本命年。

对希望同行的村民，尼玛扎堆一一欢喜接纳。于是，11位各有故事的普通藏人组成一支朝圣队伍，磕着大头行走2500公里，经历了一年四季，也经历了生与死，经历肉体和灵魂都要面临的磨难，直至抵达他们心目中最神圣所在。

这是电影《冈仁波齐》所讲的故事。

6月，《冈仁波齐》上映前后，张杨被密集安排做了一个月的采访。在我采访前十分钟，他刚刚结束了日刻直播的采访，因为有录音的要求，摄影师小柱建议关闭了空调和门窗。屋外是北京胡同，雨后清凉，夏蝉复鸣，太阳照耀，屋内却闷热异常。穿着皮靴、牛仔裤，一天长发，带着一顶西部牛仔帽的张杨就这样，在这种环境里坐着，接受了两个小时采访。结束时，见我进来，他抱歉地说要去喝口水，几分钟后，便回转过来，继续坐下，言来语去，句子里不见浮躁。

屋里闷热，张杨依然是这身康巴汉子造型，这造型他已保持了近两年。

2013年11月，他带剧组进藏，耗时1年，拍摄了两部与藏族文化有关的电影——《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拍摄的过程非常艰苦，他跟剧组经常只能住在帐篷里，“洗澡的地方都没有。”没时间管理面容，拍着拍着头发自然就留长了，“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装束，那就保持这样一种姿态。”

他口中“年轻的时候”是指1991年，还在中戏读书的张杨，那一年暑假刚好和毕业实习连在一起，让他有了一段比较空闲的时间。他揣着3000元钱、一个walkman、十几盘磁带和两本书独自背包绕甘肃、青海、新疆和西藏转了一大圈。

一路他见到了许多非常壮美的高原湖泊、沼泽、草原，遇到了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驴和藏牦牛，也遇见了许多有故事的人，而那些人的真实经历，本身就充满了传奇和荒诞。不止一次在一路颠簸长途车上，尘土飞扬中，在疲惫状态中，他心里和自己聊了起来：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那一次旅行以及他日后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清晰，以至于他讲，“1991年的旅行对我非常重要，像是打开另一个世界，不仅见到了许多无比壮美的自然景观，也遇到了跟之前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人，让我非常震撼和迷恋。3个月是一段孤独的旅行，但恰恰是这种孤独，让我感到自由、清醒、无拘无束。这次旅行，也成了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因为他让我变野了，在城市再也待不住了，心里总是向往着那些充满神奇的土地。”

大学毕业后，他拍了两年关于自然和人文的纪录片，刻意选择去拍云南的怒江，缅甸的瓦邦，甘南的藏族，青海的长江和黄河源头。在这些边远的土地上，他觉得自己总能找到归属感。他知道终有一天，自己肯定会拍摄和这些土地有关的电影。

从那时起，西藏成了他寻找人生和电影创作双重答案的地方。

《冈仁波齐》并不是张杨第一次拍和西藏有关的电影。早期有口碑良好的作品《洗澡》中，就曾有过这样的画面：一位藏族老人带着自己的小孙女，长途跋涉去纳木错圣湖洗澡，几分钟的镜头将世俗生活中的洗澡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说是点睛之笔，也有人认为是猎取异域奇观，但这些丝毫不影响西藏在他心中的位置。

作为第六代导演中早年就比较有商业意识的，张杨这些年的创作却离商业越来越远了，推掉了很多商业片的邀约，“兴趣不在那儿，对我来讲，一定要拍和自己内心相关的东西，电影创作本身就有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那几年脑子里一直在想关于《冈仁波齐》的故事，《皮绳上的魂》的剧本2007年就写好了，但一直没有合适机会拍。”

作为冈底斯山的主峰，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在藏语中被誉为“神灵之山”。在藏文化中，马年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这一年，会有无数人从藏地、印度、尼泊尔前往这座神山朝圣。在2014年的马年来临之前，张杨决意完成自己的计划，将《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拍出来。

摆在他眼前的第一个难题是投资。尽管有过《爱情麻辣烫》、《洗澡》等作品的张杨，此前从没为投资发愁过，但这两部片子，无论从题材还是他希望呈现的影像风格，都似乎在为难投资人，“《皮绳上的魂》起码是个完整的故事，《冈仁波齐》连剧本都没有，只能和投资人说说自己的想法，大致的拍摄方式和希望呈现的风格，能不能拍成他都不敢打包票。谁敢投啊？”

到了2013年10月，再不进藏，《冈仁波齐》的拍摄就来不及了，他的朋友李力站了出来挺了他一把。李力是合力辰光的董事长，他最赚钱的一笔电影投资是《小时代》，作为懂得电影市场的他曾劝张杨拍商业片，用大制作、大IP、大卡司的套路，他也曾投资过张杨的电影《飞跃老人院》，但那部电影没能让他赚到钱。这次，他决定挺张杨的这两部电影似乎也没有赚钱迹象，更像是对某种理想主义的支持。

在我们采访时，李力坐在一条大长桌后煮茶，很像一位中年生意人，精明而低调。在合力辰光，所有的电影项目都会经过严格漫长的审核，唯有这部电影，“导演画了大饼说完这样一个概念，三小时后我们就决定投资了。”

2013年11月底，在投资尚未到位时，张杨就带着一个30多人的剧组进藏了。“一路走一路拍，遇到县城就住旅馆，没有旅馆我们就自己搭帐篷，点牛粪生火做饭。”随组的除了厨师还有医生，在影片工作人员名单中出现很多藏族人，“剧组执行制片、翻译、摄影师等人，从最初找演员到拍摄，他们帮助很多。”在高原拍摄，体力消耗太大，据说刚开始时，因为高反，摄影师扛着机器一直喘气，全靠助理们出力才能顺利拍摄。

电影从藏历新年开始，经历了4月桃花盛开季节，直到2014年7月拍完。之后，张杨把剧组扩张到120人，又花费2个多月拍完《皮绳上的魂》。

在藏地待了1年后，张杨就成了如今的模样，长发，穿着皮靴，皮肤黝黑，时刻戴着一顶西部牛仔帽，压得低低的，一如他本身的低调。

2017年导演协会开会，在看完《冈仁波齐》之后，大家一起疯狂喝酒，表达对张杨这几年保持纯粹的创作状态的羡慕。

2002年，张杨在大理开了个客栈，自住的同时还用来招待朋友，闲暇时跟附近小酒馆的老板聊天，种花、种草，想着方子的弄得更舒适。“在北京，见的都是投资人、演员、编剧、导演，每天聊的都是同样的事，跑来跑去也都是这个圈子。”而在大理聚集着很多艺术家，画家、诗人，大家不问出处，平等又自在的关系，日常也就是吃吃喝喝，各种聚会，各种市集，打理客栈也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它让你进入一种具体的生活，让你跟拍电影的节奏完全区分开。”

1997年，张杨凭处女作《爱情麻辣烫》即获金鸡奖，也创造了中国商业爱情电影的票房记录，此后的《洗澡》、《昨天》、《落叶归根》、《无人驾驶》也颇有口碑，在内地第六代导演里，张杨罕见的在商业和艺术两个领域都游刃有余。

5年前的《飞越老人院》之后，恰恰是中国电影市场开始繁荣，银幕数每年呈几何级数疯长时，张杨却选择隐遁。

“最早的电影其实都挺卖钱的，到后来好像票房就成了我的一个坎。周围出现很多过亿票房的导演，我想，不然我们也拍一部这样过亿票房的电影。“当时，周围朋友聊的全是市场、票房、商业，自己也变得焦躁，拍电影成了顾虑重重，算计多多的事情。那时，大理的房子盖好了，他索性搬去那里，刻意过着一种远离主流的生活。再后来，他把这个事看清了，拍自己喜欢的东西，”至于票房、市场，可能就不多去想了。这样很轻松。”对他来说，选择纯粹的创作状态更多是尊重自己。

”这是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路，而导演也必须完成这样的过程，去走他自己的路。“任谁都不例外。

在他2001年的作品《昨天》中反复出现的一段披头士歌词，或许可以了然他的想法。“阴云密布的夜空，有一个声音指引我的方向，顺其自然。”

“我的这一路也是一种修行，是在寻找自我，跟自己对话。其实就是想弄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和电影的关系、我要拍什么样的电影。所以，拍摄过程也是我对电影的一种朝圣。”

《冈仁波齐》对他而言，是愿望，是朝圣，也是尝试。

作为导演，张杨觉得自己要尽可能拍自己内心想拍的题材，在《冈仁波齐》演员选择上，他尽可能地走近真实而寻常的藏民，

张杨说，“虽然没有剧本，但故事走向和人物设定我已经想了很久：首先要有个7、80多岁的老人，他（她）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7、8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她）的父母；还要有个16、7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张杨开始依设想选人。他先去云南德钦，但那边村庄建筑形态、人的服装和长相中藏族的特点相对较少。再转去四川德荣，一个小村庄似乎符合他的要求。接着再转，2013年11月底，途经地处川、滇、藏三省区交汇处的芒康县普拉村，他因为一个牵牦牛的女孩停了下来，“长得非常漂亮，是那种非常淳朴的美，脸上有着浓浓的高原红，叫斯朗卓嘎。”

随后，他发现普拉村也符合自己心目中淳朴的地方——村民基本在种地、养牛羊，虽然手机普及，有些人家配备有太阳能、卫星锅，但生活方式与习俗跟50年前没有太大变化。

“我说要请他们来拍电影，他们并不懂怎么回事，但说磕长头朝圣，他们都明白，觉得这是好事情，也都有这样的愿望。” 斯朗卓嘎很早就嫁到了隔壁邻居尼玛扎堆家，在张杨的设想中，朝圣队伍的“掌舵人”这个角色，正好可以由斯朗卓嘎的公公——尼玛扎堆担任。

“尼玛扎堆的父亲刚去世没多久，他时常悔恨没有带着父亲去朝圣，所以这次很想带着叔叔杨培一起去朝圣。叔叔杨培已经七十多岁，在哥哥生前时，老哥俩一直想去朝圣，但哥哥还没出发就去世了，杨培不想自己死前也有这样的遗憾。”

而在斯朗卓嘎的娘家，姐姐次仁曲珍的出现又给了剧组意外的惊喜，“当时次仁曲珍已经怀孕半年左右，孩子将在马年出生，希望能和丈夫一起去朝圣祈福。”在随后的朝圣途中，他们的儿子丁孜登达顺利出生，张杨回忆起这个幸运的男孩时说：“他应该是电影史上年龄最小的演员。”

随后，斯朗卓嘎娘家两个年轻的亲戚也要求加入队伍，两个都是十几岁的小伙子，一个天生手部残疾，性格腼腆；一个怀揣着离开家乡，出去闯荡的梦想，像个小痞子。

通过这两家人，一个叫扎西措姆的小女孩又走入张杨的视线。几年前，小女孩家里扩建新房发生意外事故，她的父母仁青晋美和姆曲愿意一家三口都加入队伍，为亡者祈福。最后，村里有个家徒四壁的屠夫，因为杀生而心感罪恶，当听说众人要去冈仁波齐朝圣，也请求加入其中。

孕妇、掌舵人、老人、少年、小女孩、屠夫……神奇的在一个村子里把一行11个朝圣者都集齐了。

剧组和这些人一起在村子里生活了一段时间，拍了很多村子里的内容。2014年4月，当积雪开始消融时，一行人朝着冈仁波齐出发，他们既是朝圣者，又是演员。

在《冈仁波齐》的海报上，这支朝圣队伍艰难跋涉在暴风雪里，大雪遮天，天地间只有他们一行，微如尘埃，以身体丈量高原。

学者汪晖曾写道：“遥远的欧洲人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纵欲的、与世隔绝的国度，和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群。”

这也是我们对于西藏的刻板印象，即使曾亲身前往过西藏，在短暂的旅行中，所能看到的往往也并不是西藏的真实全貌，更多时候，是我们将对西藏想象在印证。而在西藏之外，我们所能看到的更多是被符号化的藏地——预先设置的电影故事，必然包含着神奇；不时出现的藏地风景，神圣的庙宇，戒律清净的喇嘛，蓝天白云以及五色经幡……在那些影视片中，藏地是被神话的，与现代文明毫无关联的出世。

而在整部《冈仁波齐》，片长将近两个小时，影片不厌其烦地表现队伍中每个人磕头的神情与姿势：始终专注、一步都不肯落下，如此重复再重复，从西藏最东边的芒康，一路走到了拉萨，而后又从拉萨，走到神山冈仁波齐。“经常发现没什么可拍的，就是让他们磕长头。”这对于有信仰的藏民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在这11朝圣者磕头、吃饭、诵经、扎营的琐碎日常中，周围的环境在默默发生变化，从大雪皑皑，到桃花盛开的村庄，到繁茂绿树，又归复白雪，我们才知道他们经历了四季。

关于电影的“日常化”，不同的人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在朝圣路上，至少应该赋予其中三四个人物以深刻的内心活动或是对生命新的感知，而去冈仁波齐朝圣这一路只依着一条比较纪实的线索，记录朝圣的过程，没有太多冲突或辩论，对于杨培老人的经历，那位家里因建房死了人赔了钱而从此一蹶不振的仁青晋美，都是用几句简单的语言讲明他们来朝圣的原因，并没有用一些电影手法去重现他们的经历，去探讨他们的苦难，更没有鲜明凸显宗教意义，当然，也有人感谢他的这种“平实/真实，不猎奇”。

“拍这种题材，首先要去掉猎奇的心态。”要去掉猎奇心态就要有深入了解，这对去了很多次西藏的张杨来说并不难事，他对西藏、对藏传佛教是有了解的，“对于藏民而言，一辈子能磕长头去拉萨，去冈仁波齐朝圣，就是心愿的。虽然这种朝圣行为离我们非常遥远，但通过日常化的表达，就是规避了猎奇。”

张杨将电影定义为一部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的剧情片，整部影片没有程式化的剧本，全靠从演员们在路上的日常生活中即兴挖掘故事和人物，再转换成电影语言表达：吃饭、睡觉、磕头、念经……在一步一趋的重复中，11个平凡的生命历经生、死、成长、蜕变，而在镜头之外，张杨则始终保持自己的平静。

“我没有信仰，对我来说信仰也许是心里就存在的。因为在通往好电影的路上，我同样也是信徒，我想用苦行僧的方式，花一年时间跟着一组真实朝圣的队伍拍摄，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不预设剧情，就从他们本身的生活里挖掘故事和人物。它意味着我必须摒弃那些驾轻就熟的技巧，像第一次拍电影那样，用纯真的眼光去发现，用最笨的办法去寻找。没有完美的电影，但能在艺术上给自己设定一座冈仁波齐，走在朝圣的路上，坚定地去寻找自己心中的电影神山，已经足够幸福了。”这是张杨拍《冈仁波齐》的心声。

很多路上的情境并不是事先设定好的，是一些已经发生的或者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让演员们去重演。“这个确实跟纪录片不太一样，但演的内容是基于生活。”观众很少搞得清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但导演知道。拍摄途中，他们有遇到真实的死亡——一位骑行摔死的小伙子，摄像机记录了他们真实的相遇，到发现他的尸体，一群人帮他念经，到拉萨给他点酥油灯的过程。但在最终剪辑时，张杨还是决定剪掉，“我的考量就是尽量需要非常生活化，非常真实，当遇到这样有戏剧化的段落，在剪辑时就不要了。有些事情虽然真实发生，但观众感觉上会破坏电影真实感的话，我也就舍弃了。”他说。

“当然老人的去世是编纂出来的，但这又恰恰是朝圣路上最常态的东西，真正的朝圣队伍往往是把家里的牛羊全部卖掉，一家人一起上路，两、三年就在路上，之后就有人在路上出生，也有人在路上死去。你让我编，我也编不出太多太好的东西，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深入和观察，从真实生活里提取一些细节，再呈现出来。而朝圣这个事件本身，已具备足够的力量。”他说服了老人同意去拍去世这个部分。

这部电影足足拍了九个月，细节足够真实与平常：即将出发前，他们锯木头做护手板，做牛皮围裙，去到集市上去买胶鞋，在芒康，一双胶鞋是45块钱，如果买得多，算批发价，就是35块钱，他们一次买了12双；在朝圣路上，他们每晚搭起帐篷，早晚聚在帐篷里，并不是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而是简单一句，“念经吧。”便开始虔诚的早晚课，然后便是一天的磕头朝圣。

这就是朝圣者的寻常。

就像《冈仁波齐》的幕后花絮中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神山圣湖并不是重点，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张杨的镜头下不再是那个被猎奇的藏地，他冷静、平和、真实呈现生活的细节，朴素而节制，留出许多让人自己思考的空间，这才是文艺片的力量，用寻常的方式直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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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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