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花结果的“猪村”：富马利女医培养事业的建立与传承

2024年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富马利中国见闻录》是In as much:Extracts From Letters, Journals, Papers, Etc一书的中译本。该书的作者Mary.H.Fulton（1854-1927），中文译名富马利（也有译作“富玛利”者），在广州先后创办了柔济妇孺医院、夏葛女医学堂与端拿护士学校。对于富马利培养中国女医的历史贡献，有学者总结为：“她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护理人才……造就了我国第一批职业女性，开创了我国妇女职业化道路。”但由于中文资料的缺失，富马利从事中国女医培养事业的诸多细节还需要探讨。比如说富马利培养中国女医的原因，《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史》里概括道：“随着富马利接触到更多的本地妇女，她们‘病死事小，看了男医生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既让她深感无奈，又使她越来越深感到应该有一所妇女医院，也坚定了她办好女医学堂，为更多的中国妇女治病解危的决心。”广医三院主编的《发现·柔济》也持类似的说法：“‘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使本地的产妇大多对男女共处的西医院避之不及，不到万不得已不来就医，被送到医院的产妇往往已是难产数日，奄奄一息。很多时候，富马利也是回天乏术，只能看着病人命赴黄泉。”结合《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中的记述，我们可知，与富马利接触的中国女性在接受医疗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绝不仅限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

文章正标题“开花结果的‘猪村’”，来自富马利的自述：“我们的‘猪村’终于开花结果了……本来应该在美国，但事实上是在中国开花结果了。” “猪村”指的是当年三所医疗机构所在的拉法埃脱大院，即今天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之所以被称为“猪村”，是因为在拉法埃脱大院落成之前，此地是一个养猪场，“有200头猪正躺在泥泞里”，猪场的东南角“堆满了周边汇集而来的垃圾，传来难闻的恶臭”。而“开花结果”则指富马利在广州创立的一系列事业，其中也包括三所医疗机构的创立。本文结合《富马利中国见闻录》及其他相关材料，探讨富马利开创的女医培养事业如何在原来的“猪村”之地“开花结果”，并传承百年。

《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作者: [美] 富马利 著 / [美] 露西·皮博迪 整理，译者: 杨智文 / 陈安薇 / 黄勇 译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

1884-1899：女医培养事业的奠基

富马利于1884年10月初次抵达广州，随后不久即在赖马西（Mary West Niles，1854-1933）的带领下参与到女性疾病的治疗中。在这个过程里，她感受到“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女医生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她们拒绝男医生的治疗”。从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她在广西桂平一直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服务，“治疗了超过3000名病人”。在桂平期间，富马利有一名名叫梅阿贵的助手，这名助手“是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训练的中国医护，她在我们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有她能够跟不识字的妇女们交流”。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梅阿贵是富马利接触到的第一名中国女医。1887年，富马利在广州的四牌楼和同德街开办了两间诊所，到了1891年，又在赖马西医生的帮助下在花地再开了一间诊所。开设诊所期间，由于富马利经常收到“很多要求上门诊病的邀请”，富马利感觉到“工作量也与日俱增”。工作的压力构成了富马利想要培养更多女医的动力。

当时中国女性遭遇的社会困境，也是让富马利下定决心从事女医培养事业的关键原因。根据《富马利中国见闻录》，富马利曾经探访一名老妇人，这名老妇人向她介绍自己的13名儿媳，开始时富马利还以为这名老妇人有13个儿子，后来才知道这名老妇人只有3个儿子，其中1个儿子就拥有7名妻妾。又如富马利的助手梅阿贵，8岁时就因为家里破产而被以28美元的价格卖出，后来又以80美元的价格再次被转卖。由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都处于被支配的位置，哪怕是身受疾病的困扰，她们也没有权利去决定治疗的方式。富马利就曾经见到这样的场景：一名患有白喉病的年轻女子在还有治疗方法可以救活的情况下，却被安排穿上寿衣，待在一间空房子里，哪怕富马利已经明确给出了治疗方法，身边的人依然拒绝施以援手，任由这名女子死去。中国女性的遭遇让富马利坚定了培养女医的决心，因为她认为“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主要是因为不能赚钱……假如做护士1个月能赚15美元，甚至更多，应该就能提高她们的家庭地位”。

富马利医生肖像图。

在富马利初次抵达中国之时，广州已经有一所专门培养西医医生的学校，那就是博济医院附设的博济医校。相关研究指出，博济医校的创设始于1866年，主要开设的课程包括黄宽教授的解剖学、内科学和外科学，嘉约翰教授的药物学和化学，关韬教授的实用医学和外科学。博济医校开设之初，只招收男生，直到1879年，真光书院有两名学生申请进入博济医校学习医学，得到了嘉约翰的同意。这也是博济医校招收女生的开始。曾在博济医校任职的梁乾初医生晚年在《西医入粤记》中记述博济医校培养女医生的情况称：“当时由真光书院拨来女生八名（谢爱琼、余美德）等是也。香港亦来数名，江帝香等是。……学生中最出色者莫如江帝香、李启辉、宋随元三人。”

富马利的女医培养事业，正是从博济医校开始的。梁乾初在《西医入粤记》中提及，富马利在博济医校主要教授儿科知识。目前无从确认富马利在博济医校任教的具体时间，不过《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中提及，1891年6月富马利第一次返回美国休假前，有学生给她送了一把扇子作礼物，扇子上写了一首诗：“这是您在中国的第7个年头，又有谁能够像你那样拥有温柔的心？又有谁能够拥有像你那样高超的医术？广州非常需要你的帮助，天上的天使正在赞美你，你把你对亲人的爱奉献给了所有人，我非常幸运能见到你温柔的脸庞，现在你将要返回你的家乡，希望一路平安。”据此或可推断，早在1891年之前，富马利已经在博济医校任教，或与博济医校的学生接触了。

在博济医校的任教经历，应该有助于富马利积累教学经验。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富马利创办女医学堂后的第一批女学生，正是来自博济医校。

1899-1905：女医培养事业的创立

富马利的医学助手余美德在《纪夏葛医校创始事迹》一文提及，因为博济医校“异姓淆杂，事费周折”，因此富马利“屡思设法，使女医院、女医校独立”，但因“困于经济，往往扼腕太息”。也就是说，富马利在博济医校任教期间已经萌生了单独开设女医院和女医校的想法。1897年香港《华字日报》报道称：“兹闻美国富氏女医生久寓羊城……该富女医名动中西，术经屡验，前出使美国容纯甫副使解囊相助，并广劝签题督宪谭宫保、抚宪许中丞、将军保留守及司道各大宪，均乐为捐奖。……又闻该院择地拟濒临海滨，以便舟楫来往。”尽管“困于经济”，但富马利依然积极利用她多年行医积累的名声，向当时的高级官员们募捐，并择定“濒临海滨”之地作为日后建设医院和医校的场所。

富马利开始独立培养女医始于嘉约翰离开博济医院，有资料提及：“1899年嘉约翰医生辞去医院的职务，全力以赴从事为盲人与精神病人服务的事业，他带走了医学班上所有的男生，就使班上的女生没有机会完成课程，于是不得不继续给她们提供某种培训。”嘉约翰离开博济医院，除了因为要“全力以赴从事为盲人与精神病人服务的事业”外，还因为他与关约翰之间的矛盾：“就在1899年博济医院管理会委员会的年会……宣布了关约翰是博济唯一主持医生的消息，也就是说嘉约翰不再是医院的负责人之一。事先完全不知情的嘉约翰也立刻声明辞去医生一职。”嘉约翰的离开对博济医校的教学造成极大影响，也为富马利女医培养事业的开启创造了契机。梁乾初在《西医入粤记》中回忆称，博济医校“全群学生四十九人齐同星散，因此学生舍此以外无别的地方继续求学，故强求柔济富女医生收留教授。然富不敢自主，乃转请包医生问准长老会，老会允肯接收。两粤医学堂之名，系富氏命名者，即在礼拜堂开办”。嘉约翰离开后，博济医校名存实亡，富马利接收了部分来自博济医校的学生，准备开设“两粤医学堂”。医学堂开设的场地正是梁乾初所说的“礼拜堂”，即富马利兄长富尔敦在原来“猪村”的位置上兴建的哥利舒教堂（Theodore Cuyler Church）。根据《富马利中国见闻录》，在1899年10月，“猪村”地块已经被斥资买下，而哥利舒教堂则在1900年5月正式落成。

《西医来华十记》，苏精著，中华书局2020年3月。

然而随后而来的一连串社会动荡及富马利自身的身体情况打乱了富马利兴办“两粤医学堂”的计划。余美德在《纪夏葛医校创始事迹》一文中提及：“一千九百年，拳匪乱于北直，戕戮教徒，风声所播，摇动人心。时富氏适患哮喘，卧病香江，施与美德以世事纷纭，乃尽以女医院事付关医生，而往港面富氏商善法。是时，学生颇有避居澳门者，乃拟迁校至澳，俟大局平定，回省时即脱离博济，专设女医院及医校。富氏深以为然，决议迁澳。女生黄雪贞、苏恩爱、罗秀云、张星佩，梁友慈从焉。”由此可知，一方面富马利自身哮喘病发作，被迫前往香港休养；另一方面则因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引发的排外风潮导致学生疏散到澳门，这也让“两粤医学堂”的开办计划被中断。

根据《富马利中国见闻录》所收录的《富马利在中国行医的二十五年》与《广州夏葛女医学堂》，我们知道到了1900年12月局势稳定后，富马利与学生们重新回到了位于广州的哥利舒教堂，而“两粤医学堂”则在1901年的新年之后正式开始运作。从1901年新年至1902年4月，富马利一直都是借用哥利舒教堂来开设医学堂与药房，余美德回忆当时的情况称：“堂内楼下有客室二，一以作课室，一以作宿舍。小房三，一为药剂室，一为诊症室，一为医生宿舍。”借用哥利舒教堂自然不是长久之计，富马利在教学与行医之外，一直为兴建医学堂、医院的建筑积极奔走筹款。在这期间，富马利获得了几笔捐款：1901年3月，经富尔敦的游说，拉法埃脱教堂同意捐款兴建妇孺医院的专用建筑；同年8月，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哨兵》的主编夏葛先生（E.A.K.Hackett）捐款帮助富马利兴建女医学堂的建筑；到了同年10月，又有一位中国绅士捐了1000美元。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捐款，富马利得以顺利建成了专供医院、医学堂使用的新建筑，余美德介绍新建筑称：“遂建筑三层楼一所，上层为医生、学生宿舍。下层为餐室及浴室。”彭长歆对这座新的建筑也有考证：“教堂西侧建起了三层高的教学宿舍楼，该楼四周设环廊，通风采光均属上乘，二楼有连廊通往教堂，便于学生们出入。”

有了新建筑，医学堂与医院的开设自然是顺理成章。根据《富马利中国见闻录》里所摘录的资料，医院的开幕仪式是1902年4月23日在哥利舒教堂举行，到场庆祝的除了当时的美国领事外，还有广州将军、广东按察使、都统等中国方面的官员。应捐赠者拉法埃脱教堂的要求，新建成的医院英文名字被命名为The David Gregg Hospital，以纪念大卫·格雷格（David Gregg）。至于医院的中文名字，根据余美德的回忆，本来是要命名为“道济女医院”，“时驻美公使梁诚先生，与富氏有旧，来游本院，并改院名曰柔济。以道济二字，与粤省方言刀仔之音相近，而西医外科，动辄剖解，当时为俗人所惧，聊以避免其音耳”。在梁诚的建议下，医院之名从“道济”改为“柔济”。至于医学堂的开幕仪式则安排在1902年12月17日，开幕当天“中国的官员——从总督到高级将领，都派代表参加了开幕仪式”。至于医学堂的名字，余美德介绍称：“美人夏葛先生捐金万元，建筑本校，故循通例改称夏葛，志其人之好善也。”为纪念捐款建校舍的夏葛先生，医学堂之名更定为“夏葛女医学堂”。医学堂与医院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医学堂1897年《华字日报》的报道已经提及：“盖西国无论男女，习内外科皆须由医院学成，考试数次，其术确可医人，方给以文凭，行世治病。”医院为医学堂的学生提供了实习的场地。

孙中山1912年视察柔济妇孺医院时留下的合影。

富马利并不满足于开设医院和医学堂，她还有开设护士学校的计划。她开设护士学校的动机在《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中也有提及：“医生固然是我们需要的，但更需要训练有素的护士。没有专业的护士，医生孤掌难鸣。非专业的护士让病人们吃了太多苦头。在广州，要找到一名全科护士近乎不可能。为了满足对专业护士的巨大需求，富马利医生决定开设一所护士学校。”广医三院档案室藏《夏葛医科大学卅周纪念录》收录有《富马利医生事略》一文提及护士学校的创办情况：“一九零四年十月，富医返自美国，决意创设护士学校。端拿夫人捐金赞成其事。”就笔者所见，目前有关端拿护士学校的研究将该校的创立时间定在1903年，但根据《富马利医生事略》，端拿护士学校是富马利在1904年10月从美国返回广州之后才创办的。护士学校之所以能够成功创办，得益于端拿夫人的捐赠，《富马利中国见闻录》提及，1903年1月至1904年10月13日，富马利在美国休假期间，曾与端拿夫人接触，得到后者当面承诺捐款。护士学校的成功筹办应在1905年，因为《富马利自述》中明确提及：“一九零三年，成夏葛新医校。又二年，设端拿护士学校。”

从1899年10月购置用地，至1905年端拿护士学校的筹办，富马利在原来“猪村”的土地上先后开办了三所医疗机构，她的女医培养事业由此得以展开。

1905年以后：

女医培养事业的发展与传承

从1905年到1915年，富马利一直负责着三所医疗机构的日常运作与管理。在这10年之内，三所医疗机构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专供三所医疗机构使用的建筑不断增多，其次是师资力量的不断完善，最后是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建筑方面，1905年以前，医学堂和医院所能使用的建筑仅限于上文提及的哥利舒教堂与教学宿舍楼。根据1935年编撰的《私立夏葛医学院章程》，在1905年至1915年间兴建的建筑一共有六座，分别是：1905年落成的马利伯坚堂，“内有办事室、客厅、诊症室、产科室、食物室、留产大房、留医房”；1905年落成的“第二座、第三座洋楼”；1906年落成的西人教职员住宅，“民国二十年重新改建为三层洋大楼”；1911年落成的夹拔堂，其中有“护士长及护士宿舍、药物室、医院、厨房”；1913年落成的麦伟林堂，其中“有割症室、洗症室、留医小房八间、大房二间”。这些建筑的落成与富马利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如邝富灼在1917年欢送富马利回美国的告别致辞中提及：“医院的建筑群就像是一个永恒的纪念碑，让我们铭记富马利医生为华南女性所做出的贡献。”

师资力量方面，医学堂初办之时可谓捉襟见肘，1904年毕业的梁子英回忆道：“其始者，我校既无药剂之师，复乏看护之士。洗症接生，俱由三四年级生徒担任之。”但到了1909年，除了富马利自己之外，夏葛女医学堂已经有16名教师，其教授内容覆盖了眼科学、细菌学、治疗学、药理学、神经病理学、产科学、妇孺疾病、解剖学、化学、生理学、皮肤学、诊断学、包扎技术、药剂学等众多领域。端拿护士学校筹办之初，也无专门负责之人，由罗秀云兼理，直到1908年“护士长来自美国，护校始有专人负责”。

招生规模方面，1903年毕业的苏恩爱回忆道：“初女子入校习医者，殊属寥寥。”护士学校的招生更为困难，因为“护士职务，侍奉病人，事近猥贱，闻者惮之”。为了推动招生，富马利通过“于每届毕业时期，简请中外执政，参观礼仪”的方式，提高学生们的荣誉感。受邀请的“中外执政”也包括孙中山——1912年5月15日，刚刚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亲自参与夏葛女医学堂的毕业典礼，并与毕业生们合影留念。针对护士学校的招生问题，富马利也是多方设法：“富氏及云（笔者按：此指罗秀云），尝竭心力，劝人来学。又提高待遇护士之法，适因沙面某西人，尝聘用本校护士，而命之就食于厨下。富氏闻之，立召其人归，此后中西人事，皆尊重护士，而护士在社会上之位置遂高。”

1915年，由于哮喘病发作，富马利辞去了在医学堂与医院的工作，前往上海休养。进入后富马利时代，三所医疗机构的运作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30年，三所医疗机构进入“国人自营”的阶段，当时的报道介绍具体情况称：“民国十九年，美教会以我国人热心教育，见义勇为，深认院校事业，已堪付托，毅然将本学院教育权移交国人自办，旋即组织校董会，负责接收，遵照国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易名为私立夏葛医学院，并于廿一年冬呈奉教育部核准立案。由是本学院暨所属院校，遂一变而为国人自营之事业。”进入国人自营阶段，医学堂更名为“私立夏葛医学院”，医院与护士学校转变为医学院的附属机构。

进入国人自办阶段，医院与医学堂也有新的变化。报道提及：“由廿一年起，医学兼收男生，以宏造就；医院亦收男病人，以期普遍；并购置新地，筹建新院，以谋医业之扩充。旋为扩大学院组织，增加办学效能起见，乃与私立岭南大学妥商，将本学院与该大学所属博济医院，合并办理；并以博济原为孙总理当年习医及革命运动发祥地，为永留景仰起见，因议定合并后定名为孙逸仙博士医学院，为岭南大学各学院之一。一切详细计划，呈奉教育部核准备案在案，并经于廿五年七月一日，将本学院行政及设备，移交孙逸仙医学院接收办理，原日各级学生，移转该学院继续进修。”据此可知，为了扩大教学规模，私立夏葛医学堂在1936年与博济医院进行整合，成了岭南大学附属的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的一部分。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在随后的战争岁月里艰难维系，至1952年被单独划出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了华南医学院，校址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内。华南医学院后来历经变迁，至1987年改称中山医科大学，至2001年又重新归并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的二级学院。

柔济妇孺医院人物照片。从左到右：富马利、夏马大、罗秀云。

夏葛医学院被岭南大学合并后，柔济医院和端拿护士学校就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报道提及：“学院收组后，医院事业仍以柔济名义继续自办……护士校则附属医院，另行呈报立案。”护士学校从原来附属于夏葛医学院变成附属于柔济医院。在此之后，医院仍在筹款兴建新的建筑：“至新医院之建筑，业经落成，楼耸三层，与原日路得堂东西并峙，中通走廊，互相连贯。”此处提及的“新医院之建筑”，应该就是落成于1937年并保存至今的林护堂。1954年2月1日，柔济医院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而端拿护士学校也于同年改名为广州市第二护士学校，依然附属于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至1975年，护士学校脱离医院独立建制，至1980年更名为广州市护士学校。1998年5月，广州市护士学校与原广州市卫生学校合并为广州卫生学校，至2005年广州卫生学校被并入广州医学院护理学院。至2013年，广州医学院改名为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依然附属于广州医科大学。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在1995年被正式评为三级甲等医院，至2006年被划归广州医学院管理，改名为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简称广医三院）。

结语

历经百年发展，富马利创办的三所医疗机构，除了医院依然在昔日的“猪村”之内生根发芽，医学堂与护士学校都被归并到其他的教学机构之中。但我们不能以机构的存续与否来评定富马利女医培养事业是否得到传承。正如1938年《夏葛医学院史略》中所提及的那样：“而后孙逸仙医学院，一部分为夏葛之化身，而柔济医院，孙逸仙医学院，永为夏葛精神之所寄。”广医三院、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也可被视为“夏葛精神之所寄”以及富马利女医培养事业在当代的传承者。

参考文献：

[1]李永宸：《柔济端拿护士学校及其学生的地理分布》[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0-41页。

[2]陈小卡编著：《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第629页，2020。

[3]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编：《发现·柔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2页，第20页，第154页，2016。

[4] [美]富马利著，[美]露西·皮博迪整理，杨智文、陈安薇、黄勇译注：《富马利中国见闻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08-109页，第54页，第7页，第119页，第20页，第78页，第45页，第48页，第77页，第60页，第123页，第124、133页，第124页，第56-57页，第55页，第70页，第126页，第113页，第139页，2023。

[5][美]嘉惠霖、琼斯著，沈正邦译：《博济医院百年（一八三五—一九三五）》[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56页，第178页，2009。

[6]鲍静静：《博济医校与中国近代西医职业教育》[J]。《南方论刊》，2014年第11期，第42-45页。

[7]梁乾初：《西医入粤记》，手抄本，1935。

[8]余美德：《纪夏葛医校创始事迹》[M]//夏葛医科大学编：《夏葛医科大学卅周纪念录》，广医三院档案室藏，1929。

[9]《女医设院》[J]。《华字日报》，1897年5月6日，第4版。

[10]张晓丽编著：《近代西医传播与社会变迁》[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第166页，2015。

[11]苏精：《西医来华十记》[M]。北京：中华书局，第263页，2020。

[12]彭长歆、孙邦硕、周晓娟：《夏葛医学院及附属柔济医院群体空间及建筑形态的历史演进（1900-1939年）》[M]//陈安薇编著：《又见柔济》。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第19页，2020。

[13]《富马利医生事略》[M]//夏葛医科大学编：《夏葛医科大学卅周纪念录》，广医三院档案室藏，1929。

[14]夏葛医学院编：《私立夏葛医学院章程（中华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M]，夏葛医学院，1935。

[15]梁子英：《上夏葛母校书》[M]//夏葛医科大学编：《夏葛医科大学卅周纪念录》，广医三院档案室藏，1929。

[16]孙中山视察夏葛女医学堂时与医学堂教师、学生的合影照今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17]《夏葛医学院史略》[J]。《孙逸仙博士医学院月刊》，1938年第1期，第42-44页。

[18]叶丹丹：《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医学院述论》[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88-95页。

[19]广州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辑. 广州经济年鉴 1983[M]。广州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第423页，1983。

[20]广州医学院校史编写组编：《广州医学院校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73页，2008。

撰文/杨智文

编辑/李永博 荷花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