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摘要：唐朝的经济文化影响广泛辐射中亚、高加索等地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诞生过大大小小的古城。全盛时期，唐朝的经济文化影响广泛辐射中亚、高加索等地的各大古城。
「西端城池」
碎叶城是唐朝最西端的城池之一，现存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南8公里处。唐高宗调露元年，当地守军司令王方翼对碎叶城进行大修，奠定了今日留存的格局。《旧唐书》记载：“又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
王方翼出身太原王氏支脉，是唐高宗原配王皇后的远房堂兄。早年家道中落，“时方翼尚幼，乃与佣保齐力勤作，苦心计。功不虚弃，数年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遂为富室”。
王方翼重视农桑，造福一方。早年担任肃州刺史时重修城墙、引水为壕，又自掏腰包为百姓建造水磨。他还善于营造，主持修建的碎叶城是中亚最早科学规划的城市之一，设置了不同的功能分区。这一时期，粟特商人不仅在商业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将中原的小米种植技术、养蚕缫丝技术带往中亚。其间，王方翼可能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与帮助。
唐朝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故尊奉道教为国教。但在当时的西域，更为流行的宗教是佛教。杜环在《经行记》中记载，碎叶城有一座名为大云寺的佛寺。
此外，据考古发掘，碎叶城还发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最早的景教教堂遗址。这座教堂约在公元7世纪至8世纪投入使用，与景教来华的时间接近。这充分证明，唐朝实行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
「红绫头饰」
唐朝实行“两税法”，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从中原的民间征收丝绸，一部分拿去跟回鹘交换，以换取马匹，是为“绢马互市”。
回鹘人采取灵活的经济策略。除了少数丝织品用来满足上层贵族的消费外，更多的是卖给中间商粟特人，销往更远的地方。
这种商品交换模式，不仅影响了当时当地的经济，还影响了中亚乃至高加索地区的民俗。如今，哈萨克族妇女仍然流行一种头饰“萨乌克勒”，意思是“阳光的头饰”，多采用红色、紫色等鲜亮的颜色。在北高加索印古什妇女中，也流行一种独特的头饰“库尔哈勒斯”，意思是“太阳梳”，与“萨乌克勒”相近、形态相似。
当时，中原习惯于用茜草、商陆等天然植物染色，织物多为红色、紫色。这两种头饰的形成时间与唐朝丝绸大规模流入西域的时间相近。“太阳梳”又比“阳光的头饰”更晚，想来是因为它所流行的区域离唐朝更遥远。
不过，绫绸不仅价格昂贵，还容易磨损。在中亚和北高加索出土的丝绸制品多为装饰品，如帽子的覆面、腰带等，而不是做衣服。后来，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出现了更结实耐磨的“艾德莱斯丝绸”。
这一时期，养蚕技术从中原向中亚腹地传播，继而传到高加索。它可能是从高加索东南的阿塞拜疆，传往高加索东北的达吉斯坦，再传到北高加索中部的车臣。
「方孔铜钱」
钱币是商业贸易的重要载体。早在汉朝时期，商队就带着五铢钱从中原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再到帕提亚乃至更远的地方。
公元7世纪初，唐朝的货币被分发到驻扎在西域多个城市的军民、官吏手中。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居民也逐渐习惯使用中国钱——中间有一个方孔，边缘有四个汉字。当唐朝流入的钱币不足以满足需要时，中亚的领主和粟特商人甚至开始自行仿造货币，并加上特有的符号。
历史学家、钱币学家卡梅舍夫对2000多枚中亚古代的硬币进行研究，并编制了硬币发行年代表。这套硬币现保存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银行博物馆。在这套藏品里，包括许多特殊的货币，如公元8世纪仿照唐朝钱币制作的“图尔格什硬币”。
在唐朝官方力量退出中亚地区后，统治楚河河谷和怛罗斯河谷的图尔格什可汗及其粟特附庸发行了一批铜币，样式模仿中原的圆形方孔钱。粟特人还将他们的“塔木加”印在钱币背面。“塔木加”是一种抽象印记，广泛存在于草原文化中。
自公元8世纪起，中亚地区出现了频繁的政治冲突和通货膨胀，“图尔格什硬币”的尺寸和重量逐渐减小。但这种硬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一直流通到公元10世纪。
在楚河谷定居点，还发现了大量“萨曼尼德铜币”。这些铜币是由贸易商队带来的，铸造源头可追溯至布哈拉、赫拉特、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和乌兹根等地。其中，20%的铜币在中心打孔，以便于成串使用。这又一次证明，中亚居民长期保留、使用中原样式的货币。
（作者：新疆社会科学院 古力比·吐尔地 张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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