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的革命血脉

沿琴台故径往百花潭公园方向步行百余米，即是十二桥烈士陵园所在的文化公园。红色花岗石雕刻的纪念雕像前，36座墓碑在森森松柏映衬下庄严肃穆。

1949年1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进逼成都。国民党政府保密局眼见成都行将不保，恼羞成怒地将屠刀对准了关押在成都将军衙门和宁夏街监狱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革命青年和其他爱国志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桥惨案”。

01 横刀立马的革命豪气

1913年，为了方便城内的居民赶青羊宫花会，成都当局在西城墙开了一道新城门，取名为“通惠门”。通惠门外是西郊河，于是又修建了一座连通城内与城外的新桥。

当时著名学者宋育仁认为，新桥至少可以平分扬州二十四桥风光之半，于是就取“二十四桥明月夜”诗意，将新桥命名为“十二桥”。

十二桥桥头原有一座名为“不屈的灵魂”的雕塑，它最初耸立在琴台路北口西侧的十二桥头烈士牺牲地。1995年琴台路改造迁至陵园内。

整座雕塑用红色花岗石堆砌雕琢而成，造型为一只挣断铁链向上伸出的红色巨手，寓意着即使敌人用泥土掩埋了这些革命志士的身躯，也掩藏不了他们不屈的灵魂。

从十二桥烈士陵园再往东两百多米，还有一座以红色花岗石为基座的雄伟塔碑——“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1911年，寅吃卯粮的清政府为了渡过财政难关，将民众自筹修建的粤汉和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了帝国列强。面对清廷的无耻行为，川人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清廷命刽子手赵尔丰督川，直接诱捕了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并派兵封闭了铁路公司和同志会。面对抗议的人群，赵尔丰竟然直接下令开枪，当场击毙无辜民众数人，然后又命令马队冲击请愿群众，最后再派军警在各街道举枪屠杀，再死伤民众多人。这便是四川保路运动中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

赵尔丰显然低估了四川人的“革命豪气”。川人既不缺壮士断腕的革命勇气，也不缺愚公移山的革命韧劲。

同盟会会员龙剑鸣领导制作了数百份“水电报”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送了出去。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纷纷揭竿而起，四川保路运动就此正式转入武装起义阶段。孙中山先生对保路运动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

这之后中国历次革命，川人从不曾缺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侵入我国西南地区，曾欲两次强行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消息传出后，受到全川人民的强烈反对。1936年8月23日，日本先遣人员田中武夫等4人，由重庆转道至成都，当晚住进成都骡马市街的大川饭店。24日，得到消息的数千民众结队游行示威，包围了大川饭店。日人深川经二和渡边洸三郎被打死，田中武夫、濑户尚二被打伤，最终使得日本政府在成都设领事馆的企图未能得逞。

这就是四川革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川饭店事件”。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成都，除了被世人熟知的川军出川英勇抗日的事迹，还留有多处与抗战有关的遗迹。

在四川省航空运动学校内，有一个高约1.1米、长约1.5米的石碾。这台重达6吨的石碾子，便是当年修建太平寺机场时用以碾压地面的工具。

抗战后期，为满足盟军对日战略轰炸的需要，四川29个县的几十万民工在四个月内，硬是在当年缺乏压路机等机械的情况下，靠着几百人拉动一个几吨重的石碾子，接连修建了新津、广汉、邛崃、彭山4个战略轰炸机机场和5个战斗机机场。

川人不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气度，亦不乏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锐劲，这便是川人刻在骨子里的革命豪气。

02 舍我其谁的革命勇气

40年代前后，十二桥与青羊宫之间是一片菜地。菜地边上凌乱散落着无主乱坟。在菜地的正中间，有一道挖掘于抗战时期的防空壕。这道防空壕长约50米、宽约1米、深不到1米。这道防空壕便是十二桥烈士遇害地。

36名十二桥烈士中，有共产党员15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5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3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6人，其他革命志士7人。

其中一位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烈士，她叫毛英才，四川夹江人，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在校期间，她加入了当时最有名的进步团契——“协辉团契”。这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党员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成员为骨干的群众组织。

在查阅毛英才资料时，有一个小片段颇为动人。

毛英才父亲毛春山为她被捕，先后来蓉达奔走十余次。特务们破例让父亲和毛英才会面，想从老人下手，以情感诱使毛英才写下自白书，供出同志。

会面前，特务威胁毛春山说：“毛英才是共产党，有证据，应该枪毙，如果悔改了，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可以饶了她。”会面时，特务在旁边说：“当着老太爷在这里，你就答应我们的条件吧！”毛英才坚决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别的没有什么。”

会面结束后，毛春山老先生告诉旁人：“我的女儿是对的，她没有错！”

十二桥烈士遇害20天后的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的成都战役获得全胜，成都回到了人民手中。

川人历来有“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信念。骨子里的革命基因使得川人前赴后继投身革命事业，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

在十二桥不远处的金河路口有一栋造型古朴的小楼，他与宽窄巷子比邻而居，与人民公园隔街相望。这栋小楼正门的黑漆匾额上写有三个烫金大字——努力餐。

这三个看似简单的字背后，有着一段车耀先在隐蔽战线的故事。

1928 年的冬天车耀先愤然离开了军阀部队，在成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他根据当时党组织指示，在祠堂街牌坊巷口开了一家“新的面店”经营炖鸡面，摇身一变成了”车老板“。借着老资格川军军官这层外衣的保护，车耀先很快就在成都生根发芽，深深地扎在了隐蔽战线上。

1929 年，车耀先将面店迁至三桥南路并更名为“努力餐”。1930年夏天，他又将“努力餐”迁到祠堂街。至此，“努力餐”作为隐蔽战线的秘密联络点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抗战前成都流传着“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的暗语。车耀先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积极帮助一些青年，克服各种困难到革命圣地延安。

在一般人眼里，车老板是老资格的川军军官，和大邑同乡刘湘、刘文辉有旧交情。在革命人的眼里，车耀先则是靠得住的好同志。

非自我革命不足以成其事，无抖擞精神不足以发其新，这便是川人藏在血液里的革命勇气。

03 赴汤蹈火的革命胆气

鸟瞰整个巴蜀之地，除成都平原以外，余者皆为高山大河所分割。这些地方崎岖难行，高山峡谷，道路险峻，时常还有猛兽出没。在与天斗的过程中，巴蜀先民形成了刚强勇武、剽悍耿直的坚韧气质。

这一坚韧气质是巴蔓子以头授楚使，是巴蜀先民的”质直好义，尚义任侠，是十二桥烈士的慷慨赴义，亦是四川人民的“满腔热血活中华”。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家国情怀，使得川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时，当仁不让地唤醒骨子里的革命基因。川人喊一声“雄起”，便义无反顾地给革命“扎起”。

建川博物馆的川军抗战馆展厅墙上，悬挂着一面用白麻布做成的“死”字旗。无论第几次见到这面“死”字旗，上面寥寥几句都会给人触及心灵深处的震撼。

这面“死”字旗的来历值得大书特书。

彼时，国民政府已被迫迁往重庆。四川安县（今北川县）的青年教师王建堂再也忍不住满腔愤懑，主动请缨出站。一百多名安县热血青年汇聚在一起，组成了“川西青年请缨杀敌队”。

1937年深秋，安县出川抗战欢送会在大雨中开始。欢送大会上，安县县长成云章展示了一面王建堂老父亲给儿子的“死”字旗。旗的正中写着一个苍劲有力的“死”字，众人无不为旗帜上的文字震撼鼓舞：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川人信奉“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无怪乎《新华日报》在1945年10月8日发表了一篇名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

这篇社论中提到了几个数字，“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供粮、借粮在8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

四川人民对于抗战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三分之一”。

在中国抗日军队中，每五六个士兵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全面抗战８年，四川共有350多万人出川抗日，计有64万多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均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四川人民在全国抗战八年时间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四川人民身体力行地实践了“死”字旗上一句话。

“国家兴亡，匹夫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