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宁专栏：《再议商代玉柄形刻刀用途》

再议商代玉柄形刻刀用途

徐文宁

徐文宁， 1990年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鉴定职称，国内著名文化经纪人 艺术品收藏家、鉴定家。历任江苏爱涛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副馆长、北京天物馆副馆长、江苏省文交所副总经理、南京大贺传媒首席艺术顾问、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建设顾问、文物鉴定专家、上海海关学院文物缉私客座教授。出版《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图录》《天物馆藏瓷》《玉佩收藏的故事》《台阁气象—长乐阁明清状元书画集》等十余本艺术类书籍，为国内20多家杂志、拍卖公司撰写百余万字鉴赏、拍卖信息类文章。2008年发表全国第一篇 “艺术品证券化新尝试”论文，系统阐述理论和运做模式。

商人到底制作了多少玉器，历史上没有文献可考证，因此也无人能说清。不过清代名儒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说：“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可判当时的玉器之丰。不过西周初年承袭商代礼制的《周礼》，在典章中明确规定了玉器“不粥于市”的政策。也就是玉器不准买卖。因此玉器不属于民间，而是被高度集中和垄断用于王室和贵族，一座妇好墓出土玉器就有755件。据不完全统计，商代玉器有出土资料可查的已达3000余件，若加上流传于世的，估计总数不下万件。在这些玉器中种类齐全，并且工艺娴熟。特别是玉雕动物，造型逼真，生动多姿。大致分四类：仿武器类、工具类、圆弧类、动物类。在这些类的玉雕作品中，有一种玉佩，尚有重新商榷认识的必要，它便是当今文博界称之谓“玉柄形刻刀”。

商代小型玉柄形刻刀并不多见，并且西周后不复存在。以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为例，动物尾部雕琢出刀刃的计有23件，约占总数3%。因此玉柄形刻刀可算得上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小类别。从设计工艺上来看，大小在3-10厘米，以片雕形式出现，多为动物形象。并且在动物下部，以刀柄结构特征奇怪地延伸出一段。通常是将其尾部伸长，末端斜削成刀刃状。少数刻刀的头端平齐或呈锥形，多见斜刀双刃面。大多有穿孔可系挂，使之成为可佩可用、美观实用的玉饰品。

这些动物形象主要有龙类、鸟类、鱼类、虎类。譬如鸟柄形刻刀，妇好墓中出土7件。其造型有鹦鹉、长尾鸟等，皆翎纹明晰、形象生动。有的高冠或双冠尖喙，有的短翅长尾，或引吭，或站立，情趣十分吸引人。在这些鸟的尾、足之后伸出刀刃样柄形结构。再如鱼柄形刻刀，有头、尾、鳍、腹部等结构，造型简练，琢刻清晰明快，尾后有刀样结构。此外玉虎、玉龙柄形刻刀的尾，两面刀刃部磨薄，并且皆有一小穿，可供系挂。

这些小型动物形玉饰许多学者认为是实用器。疑为商朝的书写工具和青铜雕刀一样，能在陶、甲骨、玉石上契刻纹饰和文字。并且认为也可以作为插榫件，嵌于其它饰件上；也可以用绳系孔佩戴，既美观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不过笔者通过研究对比认为，这种柄形刻刀其刃部或者刀尖部，以及材质的属性，不具备刻划当时的陶、甲骨、玉石上纹饰的功能，应该与祭祀活动有关。“古者祀天于圜丘，祀地于方丘”无论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祭坛形制及内涵，都不离开天圆地方的四象原则。其形状如同良渚文化的玉琮那样，有东南西北方位的特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古人的头等要事。而甲骨文中“玉”写作“丰”字模样，似三块玉石穿连在一起，以示山石之精灵；甲骨文的“礼”字写成“下为一祭祀用豆，上面放玉”，以此示拿玉祭祀神灵的仪式。

巫是远古祭祀崇拜的主事人，圭是古代巫拿的重要礼器，代表着巫的身份。古文献中圭的使用频率，大致与璧相同。主要用在祭祀、宴飨、丧葬以及征伐等活动中。古代先民出于对大自然的恐惧，相信在宇宙存在着人类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从而产生超自然的迷信和信仰崇拜。这种信仰崇拜不断地派生出新的宗教观念和礼仪形式，用祭祀神灵保佑。而从事这一切的活动和仪式的专职之人，所持有的玉器，于圭有关。在传世远古玉器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大小形制的鸟纹圭，所饰鸟纹和兽面纹结构，预示着上古时期存在着一种以鸟为图腾的神灵崇拜。“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甲骨书契《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其意是说殷商统治者极其尊崇鬼神，凡事先鬼神而后才依循礼制。

因此他们在决策或处理国家大小政务之前，都会先由卜官进行占卜，根据贞问结果之吉凶而确定行止，然后才举行相关的礼仪。每次占卜之后，他们还要将过程和结果契刻于甲骨之上，堆藏于窖穴之中，其性质属于当时的国家档案。这种契刻龟甲、兽骨的工具应该是青铜器，而表示契刻者身份的，则应该是具有站立于祭祀坛四象位置上的巫。并且持有圭一样的标示性玉器，才能代表契刻人巫身份。而迄今发现商代具有柄形刻刀的玉器，只见四象类的东方龙，南方鸟，西方虎，北方水族的鱼蛙类。因此本文研究的动物类玉柄形刻刀也许是商代祭祀人，表示身份用的实用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