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脚缠成三寸金莲，缠足这种摧残妇女的风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前言

女子裹小脚，是中国古代妇女特有的习俗，关于裹足的起源，观点不一。

一般认为，南唐李后主的妃子音娘缠足是古代女子最开始的缠足。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会流行缠足呢？最初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其美观，但是其大规模的盛行甚至最后成了一种要求，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以及男权的推行分不开。

自此陋习形成之后，便不断有反对者的声音，进入近代之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首先在中国提出不缠足的是来华的传教士,他们通过刊印报纸，进行演讲来推行不缠足。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为了推行不缠足运动的主力，虽然不缠足运动随着戊戌政变而一并被扼杀，但它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缠足运动兴起的背景

苏轼所作《菩萨蛮·咏足》，是中国诗词史上专门写缠足的第一首词。缠足诗词的创作是以缠足的出现为背景的。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北宋早年的妇女并未出现缠足的现象。

而进入南宋之后，缠足习俗发展起来。反缠足的声音是伴随着缠足现象的出现一并出现的。车若水的《脚气集》中说：“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

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到了清代，清朝统治者对于汉族女子缠足持严厉反对态度，多次下令禁止缠足。除了以上这些人，更加可贵的是清代前期的一些女子也觉醒了，加入了反对缠足的行列。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言论与整个“小脚拜物教”的社会环境相比还是很微不足道的，但是，其对后世的奠定作用不可忽视。

太平天国时期的解足运动

在太平天国初期，许多不缠足妇女便有参与。她们主要是来自广东、广西两省的山区和少数民族，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受封建思想影响较小，所以她们本来就没有缠小脚。

后来由于随着太平天国的四处征伐，天国版图也在增加，所以很多缠足妇女也参加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是缠足严重削弱了她们的战斗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太平天国开始发布针对女子裹脚的“悉迫令解足”。之后定都天京，便又提出“妇女不准缠足，违者斩首”。

呤唎，英国传教士，曾经游历过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地区，在其书中写了太平天国禁止缠足的情形：“太平天国已经废除了妇女缠足的恶俗，这给妇女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使她们从此改善了自己的外貌。女子摆脱了缠足的恶习。”

基于上述的原因，一部分学者以太平天国时期的不缠足运动为近代中国不缠足运动的开端。

维新派对缠足的反对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派领导者。妇女问题自然也是他维新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十分同情在苦海深渊的妇女们。在其著作《大同书》里，康有为便用“去形界保独立”这一部分专门论述女性所遭受的困苦。

光绪九年（1883年），康有为就在老家创立不裹足会，后来又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同其弟康广仁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康有为两个女儿康同薇、康同壁带头不缠足，并在不缠足活动中现身说法畅谈妇女不缠足的好处。

从此之后，康有为及其《大同书》里关于禁止缠足、男女平等等观点，为之后的妇女解放以及妇女争取政治权力开辟了道路。

经过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提倡，缠足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虽然普通平民百姓知道缠足的危害，但是顾及女子的婚姻问题，依旧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发起了不缠足会，梁启超特作《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张之洞还“特为序以重其事”。经过康、梁等人的宣传，缠足的危害以及不缠足的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

维新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不缠足运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缠足会的成立是康梁维新、解放妇女的重要措施。光绪五年（1879年），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首先在上海创办了不缠足总会。上海不缠足总会成立后，省属各地分会如火如荼地展开：同一年，天津就创办了“立天足会”，北京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

在湖南，谭嗣同亦主持了不缠足会。不仅如此，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发布了《臬宪告示》禁止缠足。湖南不缠足会有着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规模及人口庞大。湖南不缠足会光总会的人员就达到928人，其他的分会人数也很可观。

其次，除了总会设在长沙之外，大多数都设在州县地区，更有甚者，设置在乡里，这就表明了不缠足运动已经在湖南地区深入普通民众阶层。

最后，湖南的不缠足会是全国中唯一一个总会和分会有着明显上下级关系的地区，这是因为湖南不缠足会的董事黄遵宪同时担任湖南按察使的身份，从而在湖南省内，破除清政府的禁令，推行命令，明确隶属关系。不缠足总会成立之后便颁布了《不缠足总会简明章程》和《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以此来规范成员的行为。

第一，“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解放，如在九岁以上,不能解放者听。”这些规定同时也说明了开办不缠足会的原因：女子要废止缠足，缠足者必须予以解放，从而达到逐步解放妇女的目的。

第二，“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尚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男子娶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便是女子的小脚，为了防止女子禁缠足而造成婚姻问题，便使得各个不缠足会之间相互通婚，此举解决了女子的后顾之忧，因而也大大激发了女子不缠足的热情，更为重要的是，表面上解放的是妇女的小脚，而实质上却是借由解放妇女而反对整个封建礼教。

第三，“本会所收，入会及捐助资，除按年实销开列清单外，如有余资，或设女学校，或设妇孺报馆，或设妇学医院，或设恤嫠局。”维新派在解放妇女缠足的最终目的便是解放妇女的思想，因而在兴建不缠足会的同时，也开办了许多女子教育学堂。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要想国家强盛，打败侵略者，就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也是因此，光绪帝最终下令解除缠足。

由此可见，湖南不缠足会还是一个反对封建束缚的具有社会启蒙作用的进步学会，其与女子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导女子摆脱愚昧无知，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为解放妇女做了突出贡献，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

影响深远

不缠足会成立以后，便把革除封建缠足，作为其主要目标。在目标的指引之下，不缠足会做了许多努力。

第一，进行舆论宣传，大力宣传缠足的弊端，从而达到改变观念的效果。在维新运动中，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宣传禁缠足的思想。特别要注意的是他们文章宣传的对象除了女子，还有士大夫阶层。对于普通人，便通过坊间歌谣的形式进行宣传。

湖南不缠足总会在《湘报》上刊印了《不缠足歌》，至今流传下来的最为著名的便是林纾的《新乐府》。除了诗歌的形式，为了照顾到不识字的人，后来又出现了讲演的形式，从而“使不读书识字之人，闻言立解”。

第二，为了根除恶习，康有为等人想到“利用朝廷发动这个运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希望通过颁布召谕，根除缠足。可以看出，维新派将禁缠足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缠足不是一人一户之事，而是整个国家的大事，缠足关系到保国保种，于是光绪帝发布上谕“命各省督抚劝诱妇女禁止缠足”。

这样，活动既得了官方的支持，便更加广泛地在全国各地推行，因此大大推动了不缠足观念和活动在全国的盛行。

第三，兴办女学。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一句俗语“女子无才便是德”。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女子无法与男子接受相同的教育，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专门的女子学校。于是梁启超就把不缠足同兴女学结合起来。不缠足会的成立是兴女学思潮的发展阶段的初始标志。同时在女学堂中，将不缠足作为第一要义。

结语

不缠足会的建立作为戊戌维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开民智，革除封建思想，促进社会风气的开放。禁缠足运动从表面来看是解放妇女的身体，使其免受痛苦，但更深层次上来说，便是对封建礼教、男尊女卑的冲击。妇女解放了身体，从而有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不再依靠男子，这样女弱男强的局面就在渐渐改善，从而打破男尊女卑的局面。

其次，通过废止缠足，促进了妇女身体的健康，解除妇女身体被残害的痛楚，从而唤醒了妇女的自我解放意识，这主要表现为兴女学运动。

《女学报》是近代妇女的第一份报刊，而报刊的主要创建者便是李惠仙、康同壁等人，虽然她们的人数不多，甚至思想和行为也是受其家人的影响，但是，必须承认她们为了妇女进一步的解放运动准备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妇女身体的解放促进了思想的觉醒，从而促进出现妇女参政的意识。梁启超认为“人权运动”中妇女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将争取妇女权利的人权运动称之为“女权运动”；女子同男子一样，享受权利地位，从而彻底改变社会上对女子的种种偏见和苛责，最终形成“大同社会”。

最后，虽然不缠足会随着戊戌政变渐渐没落，但是其影响力在民间不断地传播，并最终由民间自发运动变成了政府运动。1902年清政府发布了上谕，不缠足运动由湖南省走到全国各省，从南方扩展到北方，星星之火，终以燎原。其为后来的不缠足运动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