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再好也藏私心，是谁断了周公继位之路，千古第一摄政王的无奈

周朝是历史上第一个设立摄政王的朝代，但摄政王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危的职业之一。因为摄政之人一般都不得善终，唯一个人除外。他就是千古第一摄政王周公旦，也是后世辅国能臣纷纷效仿之楷模。这个活成了神一样的人物有着怎样的一生，他内心就没起过一点儿波澜吗？

周公旦生活的年代在商末周初，周公是他的封号，他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嫡四子，武王姬发的母弟。文王在世的时候，就时常夸赞，在众多儿子中，唯有发和旦最贤。这两个人就成了文王的左膀右臂。后来姬发被封为太子，旦被封采邑在周。

从封赏就可以看出老爹文王对姬旦的宠爱，远远超过了其他儿子。这个封地周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在岐山。也就是说文王把老家之地给了旦。其实老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王座只有一个，既然王位许给了老二，家里的产业就给老四吧！不过这种封赏跟封蕃还是不一样的，属于内服，对土地没有实际的管辖权，只是可以享受封地的供奉。所以，此时还不能称他为周公，而应该叫他公子旦。

公子旦为什么如此受文王宠爱？除了干净利索的处事能力外，主要因为他比较贤德，多才多艺，又孝顺仁厚。据说公子旦在文王身边辅政时，事必禀命，从不擅专。这么听话又能干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喜欢？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节俭，也不张狂，谦逊有礼，修身自爱。这是非常难得的。人在高位，要想低调是很难的。因为你的身份、你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你低调。公子旦跟他的几位哥哥不太一样，他出生时，周国的国运已经起来了，可以说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但他却时时刻刻谨言慎行，所以深受满朝文武和老百姓的喜爱，得了一个贤德的美名。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他比较爱惜自己的名声。而且他爱惜的程度，已经到了严苛的地步，这或许就是他一生宿命的根源。

公子旦是怎么变成周公旦的呢？实际上是武王姬发为他铺的路。武王姬发继位之后，就开启了东征之路。公子旦随王伴驾，当了一名谋士。在两次伐商之战中，公子旦都为武王出谋划策，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对战局也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得到了极大地施展，也令文武百官看到了他总揽朝政、掌控全局的能力。

尤其在牧野之战时，丞相姜子牙率军冲锋在前，他留守后方，调配军需，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行，为武王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大后方。虽然在《封神演义》里他并没有太多出场的机会，但是实际上，公子旦对周国定鼎天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牧野之战后，武王姬发大封功臣，公子旦被封鲁侯，但不就蕃，由其长子伯禽代理国事。此时的公子旦既有藩国封地，又有百官之首的实权，成了名副其实的周公旦。

由于周朝初建，外有虎视眈眈的东殷余部，内有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百废待兴，武王一个人是首尾难顾，对周公旦的依赖也越来越多，周公旦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周公旦依然保持着他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风格，像当年侍奉父王一样，对二哥也是事必禀报，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在二哥的领导下，一门心思地搞发展。周王朝安抚殷商遗民、东迁国都、分封天下等定国方针，都是这个时期定下来的。毫不客气地说，公子旦的角色类似于清朝雍正年间的颐亲王胤祥，整个一个“常务副皇帝”。

可惜好景不长，武王还都后的第二年，就一病不起。他自知命不久矣，这个时候最紧迫的事莫过于敲定继位人。因为在周立朝以前，只有夏、商两代，所以武王可以参考的历史经验并不多，加之这两个朝代的继承制度比较灵活，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兼而有之，且各有利弊。武王就犯了难。

父死子继虽然从人伦情感上是顺理成章的，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幼主登位。毕竟一个小孩子坐在大殿之上，底下站着一群大人，大臣们打着官腔，小皇帝能听懂几个字？如果由太后垂帘（当时还没有太后这个职称，也没有垂帘的先例），那必然重用外戚，自家的江山就指不定落到谁手上了？武王的嫡长子诵尚在冲龄之年，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却成了别人的嫁衣，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再说兄终弟及，虽然江山可以不改姓，但落不落到他这一脉就不好说了。此时政治呼声最高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弟弟周公旦，而且旦的人品也是有目共睹的，成年之君继位，必能使国家可以平稳过渡。但是权力会让人腐化变质，连商汤那样的贤王也没能阻止自己的子孙会变成帝辛那样的暴君，何况自己的才能怎么能胜过商汤呢？等到旦百年之后会把王位还给自己的儿子吗？他当上天子之后，难保不把诵当成眼中钉肉中刺……

武王没想到自己戎马一生，打下了江山，却保不住自己儿子的一条命，不禁悲从中来。然而，生命倒计时已经开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来不及感叹人生了。他必须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既保住儿子一命，又保住江山社稷。可是世上哪有两全之法，没有人吃亏，怎么有人能占到便宜呢？

于是，武王强撑身体，召见了周公旦及一干重臣。自从他生病以来，周公旦一直代他主政，朝政大权已经落入其手。现在不是武王想让谁继位的问题，而是周公旦认不认可继位之君的问题。所以最紧迫的事是安抚周公旦。只要周公旦支持儿子继位，那满朝文武也必然奉之。

偌大的寝殿里，武王挣扎起身，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扶起了伏于床前的弟弟周公旦。兄弟俩眼中都噙着泪花，眼见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马上要天人永隔了，两人内心具是百感交集。

武王对周公说，“是上天要灭殷兴周，我等秉承上天旨意行事，天必佑之，可惜大业初定，百废待兴，我却要撒手人寰了，我愿意把王位传给你。只有你能担负起祖先大业，不至于令周室衰败下去。假使你不顾大局，不能追先人之德，下无以应人民之望，我也无法见祖先和上帝了。现在就占卜一下你的新都城，选好了就着臣工们兴都建业。”

虽然武王说得信誓旦旦，但是周公旦毕竟也受权力熏染多年，深知国之重器怎可轻付，何况武王亦有嫡长子，二哥若真想兄弟传位，为何不单独召见他？至少不会让召公奭和一干外臣在场。

而召公奭也是一脸狐疑，心想这大王不是病糊涂了吧？虽说周公旦居功至伟，但周自古公立国以来，一直都是父死子继，突然间改成兄终弟及，难保其他兄弟不想入非非，再说真要论国赖长君，周公旦上面还有一位管叔鲜呢？

正当众人猜测之际，还未行占卜之术，武王就发话了，“新都应该建在洛邑。”

洛邑在哪儿呢？洛邑就在今天河南洛阳的老城区一带。这个地方距离朝歌不远，但距离西岐却不近。武王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选这个地方营建新都呢？

一来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仗打完了，接下来的治国重任自然是发展经济。论普天之下物资丰富、交通便利之所，肯定是华夏中心，非朝歌莫属。不过，朝歌毕竟是商朝旧都，殷商遗民多，商朝的旧势力也汇聚于此，所以只能遗憾舍弃。那么离朝歌不远的洛邑就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二来是远离西岐故地，便于培植新的政治人脉。西岐虽然是周的龙兴之所，但旧贵族、旧势力也多，彼此盘根错节，姬诵继位后，又出现了主少臣强的局面，那些老贵族们怎么可能听一个小娃娃指挥；另外，也是武王舍近求远的初衷：如今的大周是天下人的大周，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偏安一隅的小诸侯国了，需要有新的格局、新的制度和新的人脉，而洛邑是一个全新的都城，没有老贵族的掣肘，也没有殷商残余的虎视眈眈，正好可以来个“人事两新”。

武王这话一出，周公旦立刻就明白了：这哪是在给我选都城啊，分明是给他儿子诵选的新都。众人也明白了，这明里是托国、暗中却是敲打，告诫周公旦要尽心尽力辅佐新主，而召公和一班老臣便是这场托孤大戏的见证人。

哥俩儿再好，到了生死关头，心里这点小算计还是难免的。此时周公旦心里纵使有一万个不乐意，也只得连忙推辞，抢着去开坛祷告，说要用自己替代武王去陪伴祖先。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显然是在向武王表白。

也不知是周公的祷告感到了祖先，还是这一番表白令武王放下了心中芥蒂，总之这场法事过后，武王居然真的迎来了短暂的回光返照，而年轻的周王朝也在这几天内发生了巨变：武王立嫡长子诵为太子，继位为成王，周公旦为太宰，摄政称王，召公奭等一干老臣辅政。一概大事安顿妥当后，武王驾鹤西去，大周最强天团走马上任，而中国也即将步入一个璀璨的时代。

关于武王晚期为什么要立摄政王一事，诸多原因前面已列举不少，成王年幼、国家初定，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硬伤，但是武王为什么选择周公旦摄政，而不是劳苦功高的姜子牙？这可能是两千多年来，人们心中最大的一个疑问。

其实除了姜子牙以外，召公奭作为老贵族的代表，颇具政治实力，也是辅政的良选。为什么后人单单把姜子牙和周公旦视为竞争对手呢？其实这种思想是从明清以后才逐渐流传开来的，主要是由于《封神演义》这部小说的问世。对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加工，提炼人物身上的优点物质，以使人物丰满，甚至可以赋予传奇色彩。这是小说进行艺术创作的手段。但小说不能当成历史来读。在真实的历史上，的确有过文王梦飞熊之事；《史记》等书籍也有姜子牙出任大周军师、并率军平叛等记载，但这只能说明姜子牙的军事才能，仅此而已。

所以，从这仨人在文、武两朝的职务和才能来看，显然周公旦的综合能力更强一些。从行政能力来看，周公旦辅佐了两代君王，老爹文王和二哥武王，而且都是高级秘书、贴身智囊。我们都知道，一般提拔领导干都是从秘书这个岗位来选。而召公奭虽然也一直在中枢工作，但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全面工作，而周公旦在武王东征和武王生病期间一直是代管国政，总领全局的，这是召公所不能比的。

从军事才能来看，虽然姜子牙一直是周军的军师、智囊，但他的才能主要是在战术布局、调兵遣将、指挥作战方面，实战经验比较丰富；至于如何保障大军粮草运输、怎样筹措军备物资，与此同时还要保障后方生产供应、社会稳定、经济正常运行，这些人员调度、政府机构运行方面的工作，他涉足较少，而这些恰恰是周公旦一直在做的工作。从这点来看，姜太公显然输了一截。

除了选贤以外，还要看血缘。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丞相、太宰这样的百官之首，一般都是选择王子、公子这样的直系王室成员担任，比如商末时帝辛就任命自己的王叔比干担任丞相一职，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中有三位都跟国君是兄弟叔伯关系，但外戚当这种级别大官的就比较少见。这一点与汉代以后的封建时期不太一样，所以那个年代外戚专权的情况比较少，外戚很难成气候。

那么姜子牙是谁呢？妥妥的周王室外戚，武王的老丈人，成王的姥爷。如果姜子牙摄政，一班姬姓老贵族必然不答应，为了巩固摄政之权，他必然要任用姜姓或其他外戚。这样一来，姓姬的就靠边站了。

周公旦就不一样了，即便他日后抢班夺权自己当了大王，天下还姓姬。换了个大王，江山还是周王室的江山，不会动摇国本，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骚乱。外姓掌权就不妙了。人们会想明白一件事，原来天下不一定姓姬；既然姓姜的能当大王，我们也能当。如此一来，必然天下大乱、涂炭生灵。

那么，同样是姬姓贵族，召公奭与武王同辈，在宗族中的地位并不比周公旦差，他说话没有威望吗？这要看什么事了。如果是宗族事务，召公奭和周公旦同样有发言权。但现在是为国家选才，说的都是军国大事，自然要以王族亲疏为尊，周公旦是成王的亲叔叔，是所以王族中血缘最近的。而召公奭只能靠边站了。

除了这两点外，还有一点是武王不得不选择周公旦的原因——只有周公旦能帮他完成未尽之业。在众多兄弟中，周公旦是最了解武王的。兄弟俩年轻时一起给老爹辅政；等到武王继位后，周公旦又为他辅政，成为武王领导班子的核心。周公旦跟着武王摸爬滚打多年，深知武王的政治理想。所以当伐商大业完成后，武王就和周公旦开始绘制周王朝的美好蓝图，把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构想都细细筛了一遍。武王深知，即便自己不在了，只要周公旦在，这个美好蓝图就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而他的儿子将享有这一切。倘若换了别人，他的政治理想就真的成了一张蓝色的图。

那么，武王不怕周公旦夺权吗？为什么还要给他遇大事可称王的特权？这就要了解“摄政”是怎么一回事了。摄政是指代国君处理政事。这一个“代”字，就把摄位之人的身份结结实实地挡在了王座之外。至于称王一事，只是为了便宜行事，比如发号政令时，以王命发布的称为旨，这样就可以盖上王印，法律效力就不一样了，当然也便于史官记载。春秋时的鲁隐公也是摄政称公的。

年富力强的周公旦成了大周王朝的实际掌舵人。然而，不要以为他的人生就此开挂了，实际上他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周公代政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其中就包括管叔鲜。当然他有这个实力。管叔鲜是文王的嫡三子，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的三哥，兄终弟及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管叔鲜对周公旦摄政极为不满，认为周公旦继位无望就抬出成王来当挡箭牌，自己把持朝政，暗地里当起了周王。不仅管叔鲜，武王的很多兄弟、召公奭在内的很多王室亲贵都有这种想法。起初，周公旦积极地为自己辩驳，一找到合适的场合就发表了感慨——诸如武王病重时，他代武王向先祖祷告那类的表白。渐渐地他就发现，这种表白没什么用。因为不管他说什么，只要他在摄政的位置上坐一天，大家对他的误解就不会消除。

其实有这种想法也算是人之常情，毕竟是世间最大的诱惑，谁能不为所动？难道周公旦真的丝毫没动过心吗？甚至在某个时刻产生过一丝杂念吗？这很难说。谁也不可能钻进周公旦脑子里看个究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从未表现出对权力的留恋。

周公旦刚刚摄政，就迎来了最大的信任危机，来自顶头上司成王的猜忌。列位要说了，成王不是个小孩吗？他怎么也猜忌起自己的亲叔叔了？况且周公旦不是经常见到成王，还教给成王为君治国的道理，按说叔侄关系不错呀？怎么就闹上了信任危机呢？

这个事也不难分析。娃是好娃，但是架不住耳边风。管叔和蔡叔一直对监视商王之子武庚的差使不太满意，认为是周公旦在背后捣的鬼。因为此时的商人对周王朝并没有真正的臣服，随时都可能叛乱，一旦叛乱，这二人必落个监管不力的罪名，实际上成了商人的垫背。同是文王之子的周公旦却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甚至能摄政称王，这两个怎么能不眼红呢？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阴招：让在京城的内线散布谣言，说周公旦欲据摄纂位，将对幼主不利。成王毕竟是个半大孩子，既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又处在叛逆期，一下子就相信了这个流言。只是他此时没有亲政，也不能把周公怎么样，可是脸和心是骗不了人的。他开始疏远周公，对周公的态度不像以前那么恭敬了。

周公也听到这些谣言了，而且他得知这些谣言是出自那两位好兄弟之口，就借着一次朝会的机会讲了一个故事，借以提醒成王和众臣，也作为自白。但是他发现，这招不太好使。毕竟他之前太爱表白了，动不动就发一番感慨，听得人都有些审美疲劳了，也自然就不拿他的话当回事了。心凉的周公并没有就此灰心，他知道自己那两位好兄弟也不是等闲之辈，必然还有后招；他收到消息，边境的一些小诸侯国蠢蠢欲动，于是就借机亲自到东方去审察工作，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从出居东方，到全身而退。周公虽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是朝廷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耳目。不能说他在监视成王，只能说他来了一招外松内紧，给好事之徒空出来一个表演的舞台。果然不出他所料，好兄弟管、蔡二人坐不住了。这两个早已联络好东方的徐、奄等小诸侯国在边境整兵，对内则联合武庚，允诺把原来商朝的地盘还给武庚。这么大的诱惑，武庚可就来劲了。他明白，即便他老爹帝辛在位，当商王这等好事也轮不上自己。于是，就准备跟着管、蔡兄弟俩大干一场。这一下子里应外合，刚刚建立的周王朝可真是危若累卵了。

周公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出居东方，正是为了提前谋划。此时唯一的阻碍就是成王和自己之间的隔膜。天底下最难修复的有关系就是信任。怎么重新建立信任呢？周公旦就给成王写了一首名为《鸱鸮》诗，还收编到了《诗经》中。——《诗经》是没有作者名字的，所以这首诗到底是不是出自周公旦之手，无从可考。我们权当它就是出自周公旦之手，问题就来了。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这首诗大致讲了一只母鸟的哀鸣，辛辛苦苦修建起来家舍，自己却被赶出家门，眼看着家舍被人捣坏，却无计可施的故事。在诗中，周公自比鸱鸮，不仅在向成王喊冤，更像在责备成王偏听偏信，以致自己不得不离开家园。这哪儿是在求和呀，分明是端着王叔的架子教训侄子。可是周公忘了，此时的成王已经不是那个太子诵了，是正正经经当了一段时间大王的人。在他眼中，周公首先是臣子，而后才是叔叔。周公却用教训的口吻同他讲，他怎么可能接受呢？可以想见，这首诗的命运必然是束之高阁了。

可是朝臣们着急呀，眼见武庚起兵杀来，殷商一旦死灰复燃，这些周朝的王公大臣、姬姓贵族们，一个也跑不了，下场要多惨就有多惨。所以，一些文笔好的大臣也开始给成王写诗，比如《伐柯》呀，《九罭》呀——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成王每天有一项重要公务，就是读诗，各种各样的正能量诗。

诗嘛，读了，也就读了，成王心想，寡人就当文化娱乐活动了，反正每天做功课也得学习嘛。这样处理政事跟学习结合在一起，两不耽误，还挺好。群臣们见大王一直没反应，一来二去，这股子劲也就泄了。

说来是周公运气不该绝。这一年秋天，王畿附近刮起了龙卷风。现代人见到龙卷风还害怕呢，你想两千多年前的人见到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树连根拔起，四下飞沙走石，坐在屋里就感觉天旋地转，肯定以为是天谴啊！于是成王就跟几位近臣就打开专门藏着王室典籍的金滕柜，想查一查资料，结果翻来翻去就看见了武王病重时，周公想为武王替死的那篇祝文了。这一读不要紧，成王是涕泪横流，想起了叔叔的千好万好，平日对自己的谆谆教导涌上心头，一时后悔不已，便决定亲自前往东方迎接叔叔还朝。

周公和成王这对叔侄破天荒地精诚团结起来。两人决定就把平叛的指挥所设在东方，就地平叛。周公这边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布局，其实已经整顿好兵马，打好的埋伏，就差收网了，所以整个平叛之战比较顺利。原本跟着管、蔡二人一同起兵的那些小诸侯们，一看周公回朝坐镇，吓的直接投降了。武庚深知自己跟这些周国的诸侯不同，自己本身就是前朝余孽，周王恩泽胜天，自己却不知好歹，还妄图恢复殷商旧制，是万万没有回旋余地了，所以干脆顽抗到底，选择了一条速死之路。

叛乱平息后，周公和成王班师回朝，这一次与前次大为不同。周公的诚心和忠心终于被世人所理解，大家也渐渐习惯了身边立了一个道德标杆。周公还朝后，马不停蹄地帮成王干了几件大事：一是分化殷商余民，将大支迁往各地，使殷商后人难再聚集生事；二是营建新都洛邑、制定礼乐，以使王朝有一个焕然一新；三是分封诸侯，以安天下。当然，成王也投桃报李，正式册封周公嫡子伯禽为鲁侯。周公谢恩请辞，成王效法先父，请求周公留下一脉代其辅国之职。周公则在告老还乡后病逝，得以安享善终。

周公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摄政王，而且是由先王允诺摄政称王的。可以说，在后世摄政王中，是绝无仅有的。况且，历史上有一个怪现象：但凡当过摄政王的，都没有好下场，要么像鲁隐公一样被毒死，要么如多尔衮一样横死，为什么周公旦却能得善终，而且还能永受后代祭祀、推崇呢？这与他的自醒和自知有着莫大的关系。

明白自己离王座有多远。周公的清醒在于他明白自己从来都不是父亲眼中的继位人选，虽然早期与二哥一同辅政，但周公旦自知并没有二哥的果敢，对父王更多地是顺从，凡事必禀。到了二哥武王时代，他的清醒来自于摆得正自己的位置。虽然有“常务副皇帝”之实，但他也深知，倘若自己夺位，其他兄弟必然联手对付他，届时他以寡敌众，并无必胜把握；况且刚刚建立的周王朝一旦陷入内战，必将迎来灭顶之灾，即使他得到了这个王位，又能坐多长时间呢？所以，他既是离王座最近的人，也是离王座最远的人。

有而不争，爱惜羽毛，克制权力的诱惑，以使自己不迷失本性。周公是一位非常爱惜羽毛的人，一生极其看重名节。他所追求的大道，不是九王至尊的人间高位，而是道德上的至高点。这才是高于一切的存在。所以，他可以不谓权力的诱惑，即便在手握帝国大权时，在没有人能够掣肘他时，他依然能够保持清醒和自制，依然能够守住成王的王位。这也是武王放心将成王和江山交托与他的原因。而这一点却是管、蔡之流，那些近利小人所不能理解的。《道德经》中讲“有而不争”，正如周公一般。所以周公虽未继位，却在百年之后得以入享太庙，永享后人祭祀。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份清醒和自知，才令他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得以善终的摄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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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