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议金銮应有记，登庸石刻竚重题：浅谈秦代石刻文“主道利周”

引言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一个地域空前辽阔的秦帝国。国家体制的改变，导致权力的再分配，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石刻碑文，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公元前221年秦吞并六国之后，秦始皇在全国巡游时，所到之处都要刻石颂功德、明得意。峄山、泰山、琅邪、之罘、东观等五篇石刻碑文，就是秦统一初期的作品。第六篇碣石石刻文完成于前215年。最后一篇会稽山石刻文作于秦始皇病死前不足一月的时间，七篇石刻文正是分布于秦王朝从强盛到灭亡的整个时期。

一、石刻颂文的内容

《史记·李斯传》记载：“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

从对七篇颂文的内容细节来看，第一篇峄山石刻文中颂扬了自古以来，诸侯混战，百姓流血，连三皇五帝不能做到的事情，如今秦始皇做到了，这篇颂文基本上符合秦始皇灭六国、建宗庙的经过，特别是“刻此乐石”这四个字，显示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心情。

但是，在秦始皇巡游全国的七篇石刻中，这是唯一单纯歌颂统一过程的碑文，从几天后的第二篇泰山刻石的内容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颂扬的主题从“灭六暴强”转移到了“作制明法”。

从登峄山立石，鲁诸儒生是参与了立石颂功业的，之后，上泰山议封禅，诸儒生被绌，只能推测鲁诸儒生的议论刺激了秦始皇或李斯，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向全国推行新法，尽快统一思想认识。发生了之后的刻石内容主题思想的重大改变。

除了峄山刻石之外，接下来四篇与最后一篇，无论从写作风格、择字选词、构思蕴意诸方面均极为相似，其文艺技巧和表现手法也比较一致。最后一篇碑文注释中注明“其文及书皆李斯”，峄山刻石据传为李斯所书，并没有写李斯所作。因此，这五篇石刻文的作者有可能皆出自李斯之手。

碣石刻石文作者待考，因写作风格与前面五篇迥异，首句“遂兴师旅”似不完整，再者，“堕坏城郭……地势既定”二颂，显然是防止关东诸侯地区再有人造反的预防措施，与李斯“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的思想相悖，似非李斯手笔。七篇碑文均为四言体，秦代刻石文成为中国碑文之祖，汉魏碑铭多受其影响，后世碑文也多录其则。

七篇刻石文除琅邪刻石一篇为二句颂之外，其余均为三句韵。即三句为一颂，每颂有其相对独立的意境。颂与颂之间，不仅能承上启下，也互为因果，表里相衬。选字用典都极为考究，韵律齐整，结构严谨。内容尤其丰富，虽属典型的御用文学，却无虚浮庸俗之嫌，足见作者文笔精熟，用意之深刻。

二、先抑后扬

从七篇石刻文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但是，若把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进行统计，加以对比，就会发现，这些石刻碑文的文学艺术思想远非歌功颂德这么简单。

首先是颂扬统一的功德，从石刻文中可以看出，首先六国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压迫和虐害的批判，他们“贪戾无厌、虐杀不已、明通间使，以事合纵、内饰诈谋、外来侵边”。战争和祸乱是这些暴虐恣行的诸侯们引起的。秦王为了解救被压迫的老百姓而奋起反抗，统一是人心所向，这是符合老百姓的愿望的仁义之举，所以称之为“德并诸侯”。

接下来歌颂“乱贼灭亡”之后，使老百姓不再受战争之苦，颂文中说“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由此可见，老百姓是直接的受益者。每篇颂文把维护黔首的利益作为秦消灭六国的主要动机。“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对比诸侯残暴的艺术手法，使秦始皇成为一位英明君主、仁慈的君主。

《荀子·君道》记载：“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石刻文中的内容，完全符合《荀子·君道》的记载，歌颂秦始皇“为民而战”的仁爱思想。可以看出作者所要表现的文学艺术思想，正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乃是符合老百姓迫切愿望的仁义之举。国家的统一，消灭了战争，“甾害绝息，永偃戎兵”。而政令一致，书同文，车同轨，“器械一量”。社会秩序的稳定，给发展生产和经济繁荣创造了契机。

作者以此为主题颂扬秦始皇的功德，是无可非议的。石刻文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秦始皇所作的一切，皆归属于完全符合荀子所提倡的亲民、爱民、以仁义治国的王者观念。秦始皇治理天下的基本原则是仁政，指导思想是“以民为本”，他“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运理群物，考验事实”。

从统一之后秦始皇便亲巡远方黎民，“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以致达到“黔首改化，黔首修洁，黔首安宁”的程度。颂文中突出表现出来的文学艺术思想就是仁政。尤其“考验事实”四个字，深化了主题。

秦始皇在处理大小政事之际，只凭“善否”、根据事实的标准。“考验事实”四个字的含义更为准确，对事件进行考察和检验的认真态度就值得尊敬，身为一国之主，办事公正、认真，把教诲百姓、爱恤百姓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就是以民为本的德政、仁政。

每篇颂文里都在颂扬秦始皇亲民、爱民、勤于政事。秦始皇以身作则，做出了榜样，希望后世的继承者，永远不要改变他所制定的法规，都要继续执行下去。“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这所指的“法”正是秦始皇“作制明法”之“法”，也是颂文中所说的“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中的内容，关于这“圣法”的颂扬占据了颂功德的重要部分。

三、颂文中的“圣法”

七篇颂文中六篇对秦法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力颂扬了“圣法”的伟大意义。有关“圣法”的内容，占据了每篇颂文最为重要的位置和很大篇幅，同时内容前后互为因果，前后相连。作为颂文，主题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明得意，有了“作制明法”便有了“治道运行”的结果，所以“顺承勿革”。显然，用这种艺术手法来歌颂秦始皇以“法”治国的伟大功绩。

泰山石刻文中的“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琅邪石刻文中的“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直到“大治濯俗”这五颂的内容，皆为商鞅法中的家庭婚姻观和封建道德观的开始，正式以法律形式出现。以此作为社会男女行为举止的标准，所以有“大治濯俗”的颂扬，以正风俗。

《荀子·君道》记载：“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免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

以“法”治国，使“贵贱分明”从而达到“不踰次行”、“慎遵职分”的目的。可见颂扬秦始皇以“法”治国的指导思想符合荀子的政治主张，也符合商鞅的主张。刻石文中说推行了“圣法”，出现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文明景象。

人人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这样，完全达到了荀子主张的“圣王财衍以明辨异，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晓然皆知其非以为异也，将以明分达治而保万世也。”甚至达到了“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的理想社会。

通过对秦始皇歌功颂德的颂词来分析，石刻文所表现的文学艺术思想的伦理道德观是明显的，不仅达到了荀子说的“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的目的。而且，从“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伟大功绩到“皆尊度轨，和安敦免，莫不顺令”以及“贵贱分明”、“不踰次行”均突显了一个基本的伦理道德，就是符合“礼义”。

之所以歌颂秦始皇“忧恤黔首”，是因为“君善群也”。对“圣法”的歌颂，完全符合封建专制主义的王道思想。由此可以看出，思想意识在绝对权力的干预下，只能以权力的意志为转移，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宣扬的是权力者的伦理道德。

结语

文学艺术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载体而生存，其政治属性与蕴涵的伦理道德密切相连，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风向标。秦代石刻文，传递的正是文学艺术思想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进入一个极其严酷时代的社会信息。从以上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颂文中的伦理道德完全符合荀子治国理念。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

[2]司马迁，《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