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煌：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背后，是无数个红姐们的故事｜县域高质量发展｜IPP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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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

三月底的贺兰山东麓，乍暖还寒。风扑过来的时候，携带着葡萄园依然裸露在外的沙土，让人开始期待几个月之后那挂满枝头的绿意。而现在，葡萄老藤刚刚从寒冬的土里被翻出来，光秃秃的，了无生气。

包括贺兰山东麓在内的北方葡萄产区，因为冬季严寒干燥，为了保护葡萄藤不被寒风吹干，人们需要将它们埋到地里，到了春天再将它们翻出地面，当地人称之为出土或展藤。

在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东麓的蓝赛酒庄，农民进行埋藤作业 图源：新华社

红姐和她的团队正忙着将这些光秃秃的老藤固定在一排排的架子上。这个工作小组有二十几人，一眼望去基本上都是妇女，多数都是四五十岁，年轻一点的也有三十多岁。这些人都是家里有孩子或老人需要照顾，出不了远门，只好就近打点散工。

贺兰山东麓能够成为全国知名的酿酒葡萄主产区，除了独特的风土条件和政府持续的支持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却容易被人忽视的条件，那就是当地有一大批像红姐这样的农民群体在葡萄园里辛苦劳作。

与其他的工业产品不同，葡萄酒的生产特别强调前端的种植环节，所谓“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葡萄酒是一个典型的一产向二产延伸的产业，具有很强的农业属性。

与国外很多葡萄园较为发达的机械化作业不同，中国主要的酿酒葡萄产区还需要依赖大量的体力劳动者，特别是冬季埋土、春季出土展藤和夏秋季的采收环节。

中国的酿酒葡萄产区大多分布在北方地区，到了冬天都要埋土，春季则要出土，虽然机械能帮上一些忙，但是仍然需要庞大的手工劳动量。

采收则几乎全部依靠人力，而且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每到这个时候，所有的葡萄园都要出高价到处找农民来帮忙。

离开西海固

除了上述几个用工密集的环节，实际上在葡萄种植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用到人工。由此也就诞生了一个专门服务于葡萄种植的农民工群体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红姐就是这么一个代理人，常年在她手下干活的农民有二十多人。而像她这样的代理人，在她村里也有二三十号人。

当然，这二三十个代理人当中，主要还是从事其他类型的工作，比如绿化、建筑等，专门从事葡萄种植的代理人只有两个。不过在其他地方，比如闽宁镇，葡萄种植的代理人就特别多。

说来有趣，红姐和她的这些工友既是同一个村的，又不是同一个村的。说她们是同一个村的，因为都来自欣荣村。然而，欣荣村是个移民村，成立至今不过才12年。12年之前，她们这些人还散落在西海固的不同村落里，因此说她们不是同一个村的似乎也没错。

2012年5月20日下午2点多，5辆客车、38辆大货车驶离西吉县城，车上满载着该县新营乡张家洼村的96户494位移民以及他们的家当。

他们是首批抵达欣荣村的西海固移民，之后又分了几个批次，陆续将1800多户8274位移民从西吉县和原州区15个乡镇51个行政村搬迁到这个新的村子。

对于西海固老家的回忆，文哥显露出往事不堪回首的苦涩。他们一家四口人，在老家有30多亩地，但是收入主要还是依靠他在银川打工。家里那些地都是望天收，一年到头种的庄稼能够保本就不错了。

文哥的老家在西吉县算是最偏远、条件最差的村子了，而像这样的村子在西海固则很常见，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在当地谋生存一点都不容易。

每个人对困苦生活的回忆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也可能是因为很早就外出打工，红姐想起在西海固的生活，仿佛多了一些怀念的感觉。在固原老家，有60多亩地，主要种土豆和麦子。

家人也没有外出工作，一直在种地。在红姐的印象中，老家只要种着田，至少不愁吃。而搬到银川，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现钱，没钱连门都出不了。

搬到银川后，实际上政府也给每个移民分了四分地，数量显然不能跟老家相比。而且，这些地一开始就由政府替移民流转给企业和大户，农民一亩地能拿到每年700元的流转费。

所以，跟其他移民一样，红姐根本不知道分给自己的地在哪里。事实上，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这里的地都是砂石，种庄稼是不可能的，种葡萄又投资不起，何况地块那么小。除了那四分地，政府还给每家每户送了一头牛，每户补了2600元，算是移民新生活的一笔启动资金吧。

宁夏大移民

欣荣村并不是洪广镇唯一的移民村，另外一个移民村是广荣村。2015年，首批847户、3594位生态移民从西海固搬迁到洪广镇广荣村。

洪广镇地处贺兰县西北部，全镇面积398平方公里，总人口3.7万人，算得上是地广人稀。洪广镇可以说是一个移民小镇，移民占全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达到1.2万人左右。

该镇承担了贺兰县“十二五”移民安置的主要任务，全县搬迁安置了原州区、西吉县生态移民3083户13344人，劳务移民822户3277人，共计16621人，其中洪广镇就占到70%以上。

随着土地流转，洪广镇的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这在两个移民村尤其典型，因为他们分到的土地一开始就流转给了企业和大户。

除了移民小镇这个特色，洪广镇还是个奶蓄小镇，先后引进中地生态牧场、北方乳业等多家奶牛养殖企业。到2019年底的时候，共有4.5万亩土地流传用于种植饲草，占全镇耕地面积的60%以上。这些流转的耕地，就包括了分配给红姐家的那些土地。

欣荣村和洪广镇只是宁夏生态移民的一个缩影。自1982年党中央实施“三西”扶贫以来，宁夏先后组织了6次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共计123万人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迁出，占全区总人口的17.8%。（《人民日报》，2021年01月12日第19版）

换言之，每6个宁夏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移民。其中，到2023年底，银川累计接收政策性移民和自主迁徙移民27.4万人。

图源：《人民日报》（2021年01月12日 第19版）

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移民，由于重新分配的土地很少，而且往往一开始就被流转给企业和大户，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闲置劳动力群体。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务工，进厂、送外卖、开网约车，大抵如此。

四五十岁以上的移民，受制于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照顾家庭老小的需要，则很难外出务工，只能在当地从事一些零散工，例如到葡萄园务工。

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与宁夏的内部大移民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内部大移民所形成的庞大的劳动力群体，葡萄园种植规模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主要产区，银川陆续接收了27.4万的移民，位于吴忠市的红寺堡区接收了搬迁安置移民23.5万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扬黄扶贫集中安置区。

人这一辈子

红姐和她的团队正在劳作的这片葡萄园有300多亩，所属的酒庄创建于2013年。那时，红姐刚从西海固搬迁到欣荣村住了一年多。

酒庄创建伊始，红姐和她的早期团队成员就参与其中，一开始主要的工作是捡石头，把荒滩上的大石头挪走。就跟大多数的宁夏葡萄园一样，这里最初也是一片荒滩，除了荒凉，还是荒凉。

好在旁边就是贺兰山，荒凉也就有了独特的风味，这种独特的风味最后都会悄悄渗入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赤霞珠和马瑟兰之中。红姐当然不在意这种风味，她在意的是如何尽快把这些石头从这块园子里挪走，然后从老板那里拿到每天的酬劳。

老实说，到这个庄园打工对红姐来说并不是最完美的安排。因为从她住的村子到这个庄园，距离45公里。这意味着她要搞到一个车，还要学会开车，还要确保她拉的一车人安全往返。但是能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讨生活，为了三个孩子，这些又算什么。

于是，这一干就是十年。因为合作还算融洽，酒庄也希望红姐在这里一直干下去。事实上，保持一两个稳定的能随叫随到的农民工团队，对于所有酒庄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展藤和采收的时节，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人工，那就麻烦了。

是啊，人这一辈子的奋斗，不都是为了孩子！红姐家里有三个小孩，两个在上技校，一个在上初三，都在银川，负担实在是不轻。为这几个孩子，红姐一年能干十个月的活。

在山上这个葡萄园里，农民有八九个月的活可以干，一天120元，干的快的有200元；在山下，还有大棚里的活能干。平均下来，一个月可以收入四千多。

而红姐作为代理人，从每个人身上收20元，20人的话，一天就有400元。如果她愿意的话，还可以自己干点活，额外增加一些收入。

但是她没有这么做，一方面她需要监督和检查团队成员的劳动情况，必要的时候加以指导和纠正；另一方面她要保持精力，确保下班开车回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身体疲惫而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

一般来说，在葡萄园的工作从早上七点开始，干到中午一点多就回家了，期间不吃饭也不休息。之所以一点多就回家，是因为下午大家还要处理一些家务，照顾小孩，等等。

红姐的老公之前是在工地里打工，就跟村里很多男人一样，毕竟工地上的工资更高。但是今年工地没开工，老公没活干，只好跟着红姐一起来葡萄园干活。

除了到工地打工，村子里还有很多人在代理人的组织下去城里搞绿化。相对来说，搞绿化这个工作没那么辛苦，主要是年龄更大一些的人在搞，早上不用那么早出门，一天的工资是100元。

在红姐的村里，只有两个队伍是在葡萄园干活的，而这两个队伍的带头人都是女性，平时她们两个队伍经常在一起干活，除了眼下这个葡萄园，她们也去别的葡萄园，只有这样才能把十个月的工作时间填满。

人，关键还是人

红姐之所以能够成为代理人，可能和两个因素相关。一方面，她13岁就走出西海固到银川做家政，练就了与人交往的能力和一口纯熟的普通话。另一方面，她的人缘很好，很多人都愿意跟着她干活。

这些伙伴都没有特别的技能，也没有自己的田土可以耕种，唯一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进行交换的只有辛勤的体力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干不动的那一天。

之所以说这是他们的竞争力，是因为只有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愿意以每天100多元的价格，30天无休，持续工作10个月。二三十岁的人都不愿意干这个活，谁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年少抛洒在风土和汗水之中呢？

很多葡萄庄园的管理者已经发现，来地里劳作的人当中，上年纪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70多岁的老农。当你看到一个颤巍巍的老农在你家的葡萄园里顶着烈日辛勤劳作，内心肯定是七上八下。

你把代理人找过来抱怨几句：这都找的啥呀！但是你又不敢说得太狠，害怕得罪了代理人，他一生气不跟你干了，你一时半会还找不到其他团队来代替。

是的，在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用工紧张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很多酒庄都开始担心，等这一批四五十岁的人老去，还有没有人来顶上？

这个就业群体的特点是“非正规性”，酒庄不可能常年养着，劳动者和用工者之间没有完全稳定的契约关系，谁都可以随时抛弃对方。

老一辈能接受这种非正规的劳动关系，也从中获得照顾家庭的自由度。年轻一辈，似乎更期待正规化的稳定的劳动关系，即使得不到，也希望在一个更轻松的环境中劳作。年轻一辈老了之后，会变成跟老一辈一样吗？谁也说不准。

或许跨地市乃至跨省区的劳务输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潮州凤凰山的茶叶很多，采收的时候，本地人根本不够用。每年，都有代理人从福建农村拉一批四五十岁的劳动力，开车送到凤凰山，住在山上的宿舍，直到茶叶采收完成再把他们送回家。

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批在城市找不到稳定工作，在农村又有很多闲暇的农民，以及他们在农业规模化种植中所从事的灵活就业，特别重要。一方面，这种非正规就业为农民增收和家庭发展提供了重要补充，甚至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据了解，在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区，每年能为移民群众提供岗位约13万个，为当地农民贡献了1/3的收入，年工资性收入超过10亿元。

另一方面，这种非正规就业大大降低了农业企业的经营成本，对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不论是雇用全职的农业工人，还是推行全面机械化，对于当前农业企业的发展来说，很可能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真正理解非正规经济这个庞大的底座，我们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向：人，关键还是人的问题。

*本文作者：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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