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一带一路”催生文学地理学研究新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倡导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学地理学研究受“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启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秉承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原则，深入发掘各国文学交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致力于打破地域和文化壁垒，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努力。

中外文学地理学研究回顾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是探讨不同地域的地理因素与作家个体及群体的创作主题、风格、文学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文学地理学家在关注地理学中的文学以及文学中的地理学两大主题时，从地方或地域文学出发，探讨地方、空间、自然风景之间的相互关系，聚焦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如何受本国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在文学的想象空间中再现本国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文化习俗。

1.欧美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1907年，“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出现在法国，保罗·德·博拜-弗洛蒙在《法国文学的地理梗概》一文中提及。20世纪40年代，奥古斯特·杜布依的《法国文学中的地理学》（1942）和安德烈·费雷的《文学地理学》（1946）标志着西方文学地理学首先在法国诞生。米歇尔·柯罗在《文学地理学》（2021）中提出法国文学地理学主要关注三个要素：空间、地方和景观，研究方法主要是地理（空间）测绘法、地理批评法以及地理（空间）诗学法。英国的“文学地理学”一词较早出现在威廉·夏普的《文学地理》（1904）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地理》（1905）两篇文章中。英国文学地理学的主要成果是“文学地图”以及小说的地理批评。俄罗斯的文学地理研究以空间研究为特点，别尔嘉耶夫在《论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中指出，辽阔的空间本身就是俄罗斯地理学的研究内核和国家精神的体现（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原理》）。美国的文学地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主要以“地域主义”文学为特点。“地理批评”在经历“空间转向”之后受到法国和美国学者关注，法国学者以贝特兰德·韦斯特法尔为代表，他提出空时性、越界性、指涉性三大地理批评的核心概念，美国学者以罗伯特·塔利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文学制图”，关注文学作品中空间、地方和制图的相互关系。

2.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曾大兴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世界上最早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录的季札对“国风”的评价比法国学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的言论早了两千多年。1997年，陶礼天提出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构想，他提出文学地理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多层次的辩证关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内在关系，使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迅速发展的显学，学科建构方面的著作主要包括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概论》（2016），梅新林、葛永海合著的《文学地理学原理》（上、下卷）（2017）等。20多年来，杨义、周尚意、邹建军、夏汉宁等围绕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区域文学地理、文学风景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文学地理学已经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潘德宝认为中国学者在吸取西方文学地理学与空间批评的学术传统基础上，以超越时代的视野对“新文学地理学”展开系统的理论建构，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国际视野、本土情怀、时代精神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统一”。

3.非洲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获得热烈反响，中国和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与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非洲处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范围内，明代郑和下西洋曾到访过非洲，中非贸易和文化交往历史源远流长。齐林东认为“一带一路”为中国的非洲文学包括文学地理学研究开创了新的契机。“非洲学”专家刘鸿武提出建构“中国非洲学”，创建一门“专门以非洲大陆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文学地理学研究新思路

受“一带一路”倡议启发，中外文学地理学家致力于打破地缘政治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堡垒，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发掘文学地理研究中的共同主题，为实现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而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新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国别文学之下的地域—区域文学研究

文学地理研究以本国的地域—区域文学研究为原材料，展现本国/本民族文学思想的内在和外在机理。梅新林指出，中国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地域—区域文学研究是确立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受地域—区域文化地理观的变迁以及文化认同思想变化的影响，地域—区域文学地理研究经历了从“华夏中心论”到“华夏多元论”的变化。中国的地理区域类型多样，曾大兴根据地理、历史和文学，把中国的主要文学区域划分为11个，并认为每个文学区域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共同组成了各具特色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非洲的文学地理学长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凝视、评判的对象，殖民主义思想依然可见，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陆独立运动的高涨及几十个非洲独立国家的涌现，非洲本土的文化研究发展迅速。2021年，英国籍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文学创作始终围绕着非裔身份、个人和集体的殖民记忆以及难民流亡等主题展开。朱振武认为非洲作家之所以屡次斩获世界各大文学奖项，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着鲜明的“非洲性”：“非洲及非裔人民对源自非洲大陆历史文化的深层认同和对那片故土的深层依恋，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阂、牢记历史但又眼望前方的文化特质。非洲文学的非洲性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共同体认同的书写表征。”（《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以中、美、非洲三个国家/地区的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我们发现，他们的创作都是植根于本国的地理空间、文学景观，从本土文化出发，通过揭示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而走向了世界。中国作家莫言作品中的山东高密“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从高密出发，莫言的作品探讨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生命哲学以及宗教意识。美国作家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言人，南方独特的自然环境、地方风俗习性以及文化精神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神话王国具有鲜明的南方地理空间特性，揭示了人们为摆脱现代生存危机所做的努力。古尔纳通过追溯民族/国家的历史，希望全世界了解东非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被殖民的历史，理解非洲难民的精神困境，共同探讨非洲的未来。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地方之间、国家之间相互联结，地方和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背景下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从地域和区域文学出发，以思考人类的共同未来为己任，助力共建“一带一路”为目标：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明互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思想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襟，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和谐友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民族特质。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既关注本土与全球地理环境的关系，又注重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倡导改善人类共同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国学者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和国际视野，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胸怀天下，充分彰显中华文化自信。

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受全球化冲击，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地方到国家，从国家到全球的变化。意大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弗朗哥·莫雷蒂勾勒了全球文学远景，提出了世界文学、世界体系的概念，认为世界文学经历了从18世纪之前的变异到18世纪之后的趋同。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当代世界体系理论创建者之一，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新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日益深化，文化研究必将呈现多元化趋势，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而努力。全球生态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美国学者的关注。2014年，美国环境记者丹·费金出版的《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从美国的一起河流污染事件出发，引申到全球生态污染问题，呼吁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观。

全球化视域下的非洲文学地理学研究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聚焦殖民历史到对整个非洲以及全球未来的思考。2022年，首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2021年的非洲文化年体现了非洲学者立足非洲的历史和现实，为宣扬自己的文化付出的努力。非洲作家和文学地理研究者在充分吸收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与西方文化进行主动对话，打破被凝视的他者身份，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大胆表达本民族的去殖民诉求，为构建未来的非洲和美好的世界作贡献。

每个文明国家都坚守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在面临人类共同的全球性问题时，能够做到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文化价值观，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做出努力。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者们以中华文明为依托，既坚守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又以开放包容、互相学习、相互合作的态度，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和时代召唤，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

（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