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金瓶梅》里的官与商

每 个 人 都 是 生 活 的 记 录 者

所谓富则求贵，贵则求富，官与商逐渐融合起来，构成中国社会的新景观。

《金瓶梅》里的官与商

文/骆玉明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金瓶梅》当中的官与商，这个话题尽管在《金瓶梅》里面也许还有很多漏洞，但已经触及中国社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结构，同时这对我们理解现实社会也有一定的意义。

从传奇到写实，从英雄到常人

先说一个文学史的话题。从《金瓶梅》开始，中国的小说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从传奇性的小说向写实性小说的变化。这是一种跨越性、本质性的变化。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说， 这种变化都是体现着文学的根本性进步。

我以为，小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人性的审视和演示，就是探究人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是有限的，有很多生活变化，或者重大的变故，我们根本没有经历过，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一旦进入这种处境时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而文学提供了理解各种人性处境的条件，我们可以从他人的经历当中去体会人性的可能。

而比较起来，传奇性的小说与写实性小说有很大不同。传奇性的小说写非凡人物的非凡经历，固然也可以体现人性，但是跟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大区别，它的真实性是有限的，也难以达到深刻地显示人性的目的。而写实性的小说关注平凡的人和日常性的生活，在审视和演示人性的意义上，它是更真实和更为深刻的，因而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中，标志着从传奇性向写实性方向转变的小说就是《金瓶梅》。《金瓶梅》是一部天才的小说，虽然它有些粗率。作者是个天才，有些用很简单的笔法描写的内容非常有震撼性。读《金瓶梅》会让人非常不安。因为它非常真实地描写了人的堕落、罪恶和生命的虚幻；在这虚幻中人们兴高采烈、走向毀灭之深渊。这种过程会让人产生某种惊恐。

《金瓶梅》创制的一种基本结构就是将家庭、社会相重合：一方面写家庭内部的生活，描写各种人不同的命运，由于不同的命运所形成的不同的个性、生活态度，乃至不同的结局；另一方面又通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跟社会发生关联，特别是从重要的男性人物的活动去反映这个时代和社会情状。以后《红楼梦》以及巴金的几部小说也是沿承这一方向而发展的。

官本位结构中的“金钱”影响

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中，《金瓶梅》描述了在以前文学作品虽有所触及，但是没有得到很真实反映的人物类群——商人。

我们知道，明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管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采取什么立场，明代社会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而它的重要表现就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人的活跃，从而对原来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态带来一种冲击。因为金钱可以影响他人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可以对社会造成一定的改变，金钱也是一种权力。

如果说金钱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权力的话，那么它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体现自己的方式，以及达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可以明显而直接地作用于政治，使社会政治体现资本的意志。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金钱的作用会受到限制，它表现自身力量的方式要曲折得多。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种大一统的官本位结构。中央集权、文官制度，保证了这个社会的稳定。一般而言，一个人获得财富和社会认可与荣耀的依据，就在于他在官本位结构中达到什么层级。在这种社会结构里，商人一直是官本位体制之外的一种力量。

过去，处在“重农抑商”政策的抑制下，这个阶层虽然对官本位结构具有一定威胁，但其力量有限。而到了明代，至少在东南沿海一带，商人的势力变得相当强大，这个阶层需要表达自己的力量。而国家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一方面需要阻止商人势力过度的膨胀，另一方面官僚阶层也需要在商业经济中谋求更多的利益。所谓富则求贵，贵则求富，官与商逐渐融合起来，构成中国社会的新景观。

官与商结合的三种方式

在《金瓶梅》中，我们首先看到官与商的相互依赖。由于官员是从科举制中选拔出来的，刚刚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家里未必很有钱，但是又需要获得一种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称的生活方式，那么依靠谁呢？贵则求富，富在商人那边。

《金瓶梅》一开始写西门庆的“事业”，说他经商的同时，“又放官吏债”。这个官吏债就是借钱给未得实职、还没有机会捞钱的官员,一旦他们得到官职,就加倍偿还。这也是一种生意，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背景、一定的势力。

直接的“有借有还”是一种简单的官吏债。有时候，商人资助官员，并不定等着他还钱，而只是为了结交官员，从中获得某种尚不明确的机会。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远期投资。

《金瓶梅》里面写到一个蔡状元，他是贫寒人家出身，中了状元，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可是眼前还很穷啊。蔡状元跟太师蔡京联了宗，认太师做干爹。这当然是为自己在政治上找到一个靠山，而对太师来说则是扩大自己的阵营。状元嘛，有前途的。

可是，这位姓蔡的又是状元、又是太师的干儿子，却很穷，干巴巴的，合适吗？蔡太师的总管就介绍他回去的时候去顺道探望一下西门庆，说到了那里必然得到厚待。这就是请富商掏钱解决蔡状元的难题。

然后蔡状元就到了西门庆那里，西门庆得到蔡京总管的交代，当然要好好款待他，一切都很顺利、很风光。可是老是喝酒、吃饭、听小曲，没有真金实银，蔡状元着急了，直接对西门庆说：“学生此去回乡省亲，路费缺少。”西门庆笑说：“不劳老先生吩咐。”就是说，这个事不用你说。

这个细节表明，蔡状元做官做得不久，还不懂官商之间交往的规则，着急了，丢份了。西门庆自己也是受蔡太师的扶持的，他有义务照顾好蔡御史，给予必要的资助。

那么，这对西门庆而言有什么好处呢？蔡状元现在是他的朋友，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远期的合伙人关系。过了一年之后，蔡状元外放了一个官叫两淮巡盐御史，手里有实权，代表国家掌管垄断性的盐业经营。西门庆手里有盐引，就是盐业经营的许可证，他需要去领这个盐拿到市场上卖，先领到、足数领到，利润就高一些。他和蔡御史是有交情的，交情产生于他原来对蔡御史的投资。现在当然还需要殷勤招待，包括请美貌妓女陪夜。事情很好办，一切都顺利。当然，蔡御史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说话非常合身份，风雅又体面。

这里可以看到官与商结合的最常见的方式。在商人而言是出资购买权力，使国家公权力为己所用；在官来说就是所谓权力寻租，拿国家公权力为自己换钱。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结合方式。

但是这种结合方式不稳定，于是就有第二种方式，就是使自己进入体制，成为官本位结构中的一员。

《金瓶梅》在这方面写得不是很好，比较简单、粗糙，就是说，他到蔡太师那里送了多少钱，然后蔡太师手头有一些空白的官员委任状，他就将西门庆提拔为山东提刑副使，一个五品官。

这个写法有点漫画化，买官卖爵不是市场上买青菜、萝卜，不能那么公然的。但尽管《金瓶梅》写高层政治往往不太准确，但还是用比较粗糙的方法描绘了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商人通过金钱的运作获得一种政治地位，使自己直接进入体制，成为权力机构的一部分。

这种地位对于他们的商业利益当然会有保护作用，但是仍然有问题。如果我们把西门庆买官的情节还原到明清比较真实的历史场景，可以看到商人进入体制的通行和合法的方式是捐官，就是拿钱向国家买官。但这种官员和经科举出身的官员还是不同的。

经科举出身的官员体现着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的本质，他们是官僚体制的核心。而直接用金钱买来的官员身份,并不在本质上代表官僚体制，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

简单说，直接通过金钱进入体制，结果也只能是依附于这个体制的外层，而体制的外层是非常容易剥落的。所以西门庆一方面看不起文官，因为他们穷，可是自己生了个儿子，抱在怀里，还是殷切地祝愿他“将来好歹挣个文官”，因为只有经科举出身的文官，才是国家机器的核心。

这样，我们来说明清时代官商结合的第三种，也是最高形态：官商一体。

西门庆的儿子没有长大，他并没达到我们说的最高层面。但明代有很多史料可以同《金瓶梅》所写的官商关系相互印证。明代有很多富贵相兼的家庭，这种人家如果有几个儿子，就会让有的儿子读书做官，有的儿子经商发财。这样，做官的儿子能够维持家庭的社会地位，保护家庭的经济利益；而经商的儿子则负责支撑家庭的经济地位，并扩大财富，同时也从经济上支持做官的家庭成员。

这是明清很常见的，也可以说是经典的官商结合方式。明万历年间做到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的张四维家族就是如此，随着张四维政治地位的提高，张家在控制山西盐业的过程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也越来城大。

官商结合的危险

官商结合虽然给商人带来很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很多危险。官场的权力斗争是很难预测的，政治风波一旦兴起，依赖权力谋求商业利益的人们必然会被卷入这种风波，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金瓶梅》第十七回说到西门庆勾搭上李瓶儿，正打算将她娶回家，忽然晴天一个霹雳：东京禁军提督杨戬受到弹劾，被逮捕查。这个杨戬是西门庆攀上太师蔡京以前最重要的靠山。

这消息令西门庆惊惶失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在建造的花园、新房马上停下来，全家人不许外出走动。太太吴月娘宽慰他，“各人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到底跟咱们没有直接关系。西门庆恼道：“你妇人都知道些什么？”

他心里明白：上层的权力斗争，拔起一个，必带起一堆。虽然最后西门庆通过紧急公关逃过了这场危机，但根本的原因是皇帝不想深究杨戬，也就是风波本身没有闹大。不然，一个商人再有钱，在政治权力这头巨兽面前也只能说微不足道。

比较起来，那种实现了官商一体化的家庭，抵抗政治风波的能力要强一些，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权力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但正因为他们和政治结合得更紧，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会丧失得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