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盛宣怀与大清的“中国铁路总公司”

贺沛 /文

一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大清MBO

《清史稿》对盛宣怀的评价是：“误国首恶”四个字，综观盛宣怀"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不断MBO（管理人持股）的一生。史家评价盛宣怀，素以“十一个第一”来概括盛宣怀一生的成就：

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创办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公司；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师范班；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慈禧太后评价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李鸿章评价他“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职敏瞻，堪资大用”。张之洞称其为 “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孙中山评价他“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

盛的政敌刘坤一评价他：“盛宣怀于揽载借款，无不躬亲，而又滥芋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躍，若有若无，工于专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刘坤一抨击了盛宣怀的道德品德，但对他的能力却没有置疑。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描述盛宣怀：“由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但是盛宣怀办他的企业是次要的，他的主要关心是要在官场飞黄腾达。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他在那些明显地享受着垄断或者大量官方津贴的企业中无往而不胜，而在有竞争的企业中却往往败北。”

盛宣怀就是这样一个毁誉不一的人，当时上海滩有人讥讽盛宣怀，说他是“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意指他独揽轮船、电报、邮政铁路、银行、煤矿、纺织诸国民经济大政，财势、权势倾一时。

1895年，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和随后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成为慈禧和清政府的替罪羊，黯然离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

然而，此时的盛宣怀却因创办、主持轮运、电报、矿业、纺织等一系列洋务企业，声名如日中天，成为清廷越来越倚重和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接任李鸿章之职的王文韶、恭亲王奕訢、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都越发器重他。

盛富可敌国，身后巨额财产的来源则令人鄙夷。盛宣怀死后的遗产执行监督人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经过两年半的清理，截止到1920年1月为止，盛宣怀给子女们留下了1160多万两白银。其中一半分给五房盛氏子孙，每房116万两；另一半捐给“愚斋义庄”，“义庄”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子孙不肖出现贫困的现状，从而从中接济外还可以从事慈善事业。

盛宣怀一生就是不断MBO的一生，他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得以占据不少股份。

盛宣怀化公为私的另一手筋，是精心优化股权投资和利益输送所得的再投资组合，以盛世遗产的主要类型为例，显见，投资组合以房产、股票和典股本存款以及存款为主，其中地产等不动产投资占所有资产的56.84%，股票占比37.89%，其中汉冶萍公司股票占股票总资产的比重高达52.78%。进一步，遗产中的地产多以上海道契地产为主，占地产总量的87.17%。另外，从资产的地域分布来看，上海和湖北的资产占比最大，总计为94.28%，其中汉冶萍和招商局股票价值以资金归属地为准计入上海地区。

另一方面盛宣怀在于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中国通商银行设立董事会，董事会九人均由盛宣怀指。这表明盛宣怀本人不仅非常强势，而且也给自己留下了自由操作的空间，最后，“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终于富可敌国。

大清的“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国自办的铁路，始于洋务运动期间。1880年，开平矿务局以“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和“恐误各兵船之用”等理由，得到清朝政府许可，从矿区所在的唐山动工修筑一条铁路到胥各庄。次年建成，全长9.7公里，名唐胥铁路。这是近代中国铁路运输系统中最先建成的一个区段，也是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

1888年，这条铁路已延展到天津，全程130公里。继唐胥铁路建成后，1887年3月，刘铭传上奏清廷，要求在台湾建造铁路，并强调兴办铁路是振兴台湾经济的关键所在。是年5月，他得到清廷允许后，即开始在台湾兴建铁路。同年7月，台北至基隆段铁路正式动工，并于1891年竣工通车。这是继唐胥铁路后，中国较早投入运营的又一条铁路。它的建成和通车，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刘铭传原打算将这条铁路延筑至台南，后因其离职而未能如愿。截至1894年，清朝政府共计修建铁路447公里。

1882年，中国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在其后的十年间，先后修建了五条主要干线，即1882年的津沪线，1883年的苏浙闽粤线和江宁、汉口线，1885年的川鄂云贵线，1888年的粤赣线，1889年的陕甘线，加上各省自办的线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有线电报网。它的开通和运营，有助于国防军事通信，也便捷了各地间信息的沟通，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铁路最开始引入时受阻力最大，但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路耗资巨大，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所以又不得不招商股，而更多靠举借外债。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遭到这几省民众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

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际，清政府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于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张下悍然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国有”，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怒不可遏，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两湖”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正是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引爆了武昌起义，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属邮传部管，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浙路废约运动的起因于1898年总理衙门授权中国铁路总公司与英国签订的苏杭甬铁路借款章程草合同。至于该草合同的订立，即1898年英国获得包括苏杭甬路在内的“五路”承办权的背景，则从属于1895年后清廷为应付甲午战败对日赔款而举办的政治大借款。

甲午战争后为筹措二亿两战争赔款及三千万两所谓的“索辽费”，清廷不能不大举外债于列强，而列强间则为获得贷款权竞争激烈。1895年7月，中国与俄、法订借款四亿法郎合同，以备当年10月到期的第一批对日赔款的交付。次年6月李鸿章访俄，并与俄订立《中俄密约》，在俄国新获的众多特权中，有由俄境西伯利亚至黑龙江、吉林铁路筑路权一项。与此同时，法国也获得由越南至广西龙州铁路筑路权。

在后续的对华贷款问题上，列强竞相对清廷施压。为偿付第二批对日赔款，1896年3月清廷与英、德订立了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同，即所谓第一次英德借款。在偿付第三批对日赔款的借款中，英、德再度胜出，1898年3月与清廷订立借款一千六百万镑合同，即所谓第二次英德借款。

第二次英德借款成功，除因英国对清廷施加外交压力外，还与1897年后中国的外交局势和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其一，1897年有关中俄密约的消息在社会传播，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尤其是将西伯利亚铁路接造至黑龙江、吉林，加剧了知识界对俄恐惧感，甲午战败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亲俄外交路线由此受到质疑。其二，为应对1897年11月胶州湾事变后出现的列强瓜分危局，知识界从“均势”的外交观出发，以为应当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形成列强并存竞争的局面，以瓦解既成的势力范围格局，缓解瓜分危机。

这两方面因素为中国外交路线全面对英倾斜提供了社会政治基础，并在1897-1898年之交成为朝野间一致的主张。如1897年12月15日，俄继德占胶州湾后以军舰占旅顺，12月27日，张之洞就谋联日抗俄、德，后又与刘坤一谋联英、日抗俄、德。1898年2月10日，驻美公使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折》，声称“方今强邻虎视，各欲得地以便私图”，建议“明降谕旨，无论大小各国皆与通商”。这样，“通商之区，各国视为公地，平时均沾利益而莫能之专，有事互相钳制而莫敢先发”。3月，维新派的《知新报》载康广仁文《联英策》。同月，康有为上书联英拒俄策。

总之，胶州湾事变后为扭转自甲午战争后外交上过分依赖俄国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国有意加强中英合作，以取得列强对华关系新的“均势”。因此，第二次英德借款成功是有以上背景的，它从属于国内从上到下的舆论动向。而英国议员贝思福正是在这样的动向中来访华的。

1898年秋贝思福来华恰逢戊戌政变，受政变后中国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包括外交政策摇摆不定的影响，这次访问没有取得具体的政治成果。尽管如此，贝思福于此行中提出英国对华政策的新构想一英、美、德、日四国联盟，商务上“逼中国尽开口岸”，政治、军事上“扶中国独立”，“禁人以瓜分中国”一引起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南方政要的兴趣以及得到中国商界和维新界的热烈欢迎。

英俄争霸与大清的国祚

英俄大博弈纵横两万里，持续一百年，素来被史家视为国际关系史上西方世界领袖与俄国的“第一场冷战”。它的地理范围西至高加索的黑海沿岸、中经波斯和里海、东抵阿富汗——英属印度西北边境与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和叶尔羌。1884年下半年法军在东南沿海的进攻，虽给清朝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英俄在中亚大博弈的高潮，阿富汗的战争一触即发，英法在埃及的战争刚于1883年结束，英国所处的国际局势并不乐观。

至于英国通过对华贷款谋取中国铁路承办权，在当时并非秘密。1897年10月I6日，当时第二次英德借款尚在交涉中，《实学报》译载《伦敦东方报》8月20日文《论中国借债之难》，文内不但明确言及“中国所借之十六兆镑内，八兆镑为国家借款，其余之八兆镑，将为开办杭州、苏州、上海铁路需用之款”。该文还进一步表明关于在承办铁路问题上英方的谈判立场，所谓“将竭我心力”，务使铁路工程“购办铁轨、汽车与凡铁路所需”，“仍归英国货物及英国各商”。《实学报》在转载该文后评论：“铁路工程所需各料若购诸英国，则是将此款仍还英国矣，英人心计之工如此。”显然当时中国社会舆论对英国通过贷款谋取铁路承办权未看得过于严重。后来浙路废约运动中坚人物，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关于借款谈判内容有如下感想：

英、德商家借一千六百兆镑于我，以苏州、淞沪、浙东、九江货厘，皖、鄂两岸、宜昌盐厘作抵，归赫德征收，长江不准让于他人。

张元济对常关、盐政的管辖权由地方政府到受赫德控制的清廷海关系统的转移表现了关注，至于与借款有必然联系的铁路承办权问题则未言及。另外同年12月14日，《实学报》译载9月18日《大阪朝日新闻》刊《清国外债一文，该文报道英方谈判代表言论，称中国谈判代表总理衙门大臣“允以盐税、厘银及全国之关税剩余收人之数，以为抵押”，“并许筑造铁路，可由包揽”。

总之，英国谋求以1898年第二次英德借款获得铁路承办权一事，在经由媒体报道广为人知的情况下，当时并未引发知识界的批判。因英、俄竞争贷款以及对英方以厘金为贷款抵押条件的顾虑，1898年2月清廷拟发行“昭信股票”国债替代举外债。在此情况下总理衙门章京汪大燮甚至发表如下感想：“英俄争借款势亦岌岌，近当可罢论矣"惟英人所索颇多有益于华者，不成亦殊可惜。”张元济、汪大燮的言论代表了1897-1898年间知识精英对于外交和内政问题的关注点，英国经由贷款获取包括苏杭甬路在内的铁路承办权问题并未引发他们特殊的关注。

1898年3月1日第二次英德借款签约，4月2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就奉旨与英商怡和洋行代表的英国银公司签订《沪宁铁路借款草合同》，6月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胡燏棻与英国银公司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后因俄国强烈反对，关内外铁路草合同搁浅。作为补偿，英国一举获得包括苏杭甬路在内的“五路”承办权。1907年浙路风潮中，汪大燮曾就此事作过如下说明：

当时合肥因日本而与俄结约，许以南满枝路，计以抵日。后又因俄势太重，与英约许以关外三省铁路，计议抵俄。时欲经奉天、黑、吉直抵交界，为俄所阻而罢。此路至新民厅，不复往北。其言有以兵力相助，直不啻攻守同盟，而事未成，见于公牍者亦未完备。英照有明知有相助之意，而听人拦阻，实系有意失和。

汪大燮此说涉及了关内外铁路外交纠纷的由来。1896年俄国由中俄密约取得由西伯利亚接造黑龙江、吉林铁路后，于次年再以谋求“南满支路”筑路权对清廷施压，然遭拒绝。但因胶州湾事变影响，清廷于1898年3月27日被迫与俄签订的旅大租借条约中，有允建南满铁路一款。而为牵制俄国在东北的扩张，清廷又采纳张之洞等政要的“均势”外交主张，有意在东北引进英国等诸列强势力。从而第二次英德借款成立后，即有关内外铁路对英借款。

但是，清廷此举加剧了俄英间的竞争，俄国强烈抗议清廷关内外铁路对英借款，英国则为实现关内外铁路借款计划，作出了英、中结盟的外交试探，所谓“如借英款修路，无论何国与中国有征战之事，英国必愿相助”。但以“均势”构想为外交政策的清廷终还是妥协于俄国的干涉。英国则不能容忍外交上如此受挫，于是要挟清廷以津镇、沪宁、苏杭甬等五路承办权作为对英“真心和好之据”。英外交大臣贝尔福对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下述指令，显示了英方此次的强硬立场：

如果你有任何理由担心他们会迟不接受的话，兹授权给你告诉他们：除非他们立即同意，我们就将认为他们关于卢汉铁路事的背信是故意敌视我国的一种行动，而且我们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你在和舰队司令磋商之后，可以发出限定他们对津镇等五路要求的——原注、答复的日子的通牒。耽搁的时间是不能太长的。

此后的事情是，当年10月10日胡燏棻与英国银公司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正式合同，铁路“至新民厅，不复往北”，是适应了俄国愿望的重大修正。10月15日，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订《苏杭甬铁路借款草合同》，这是对英国获得“五路”承办权的具体落实。

大清亡国的“背锅侠”

四川保路运动与清朝的灭亡当然有着逻辑的发昏万籁 ，这段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5月9日到6月17日保路同志会成立为第一阶段；6月17日到8月24日成都罢市为第二阶段；8月24日到9月7日的七一五血案（以农历记）为第三阶段；9月7日以后发展为武装斗争为第四阶段，并进一步认为前三个阶段为立宪派主导，第四阶段则由革命党主导，对于盛宣怀的指责主要盛行于前三个阶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立宪派及支持其主张的民众的看法。

在五月初清廷宣布铁路收归国有时，四川方面的反应并不激烈。5月11日，四川总督王人文接到铁路国有的谕旨后，公司主席董事彭芬与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进行协商（上述三人均为四川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决定召开股东临时会议，最终“只要求政府把商办公司历年的用款和上海的倒账、开工的费款一律承认，偿还六成现金，搭用四成股票。”

根据周善培的回忆，当时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非待合同寄来，经过详细研究之后，是不能随便承认的”，另一派则认为“照这样拖下去，只怕钱用光了，路却一里也没有修成，不如听政府收为国有，既可减少川人每年征收租股的负担，且使成宜铁路有克期完成的希望。”然而无论是哪一派，均未对铁路收归国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意见。

四川方面的反应不如湖南、湖北强烈与当时川汉铁路的建设状况有关。自1907年3月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后，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矛盾很大，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时，铁路一共只修了三十多公里，而所筹路款已经消耗近半，因此股东们大多持悲观态度，因此部分股东将本次铁路收归国有视为一次及时止损的机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几天后公司重要股东邓孝可在《蜀报》发表的《川路今后处分议》：“今政府此举，就吾川单言之，尚不无小利，故就愚见所及，吾川必欲争川路商办，甚无味也……虽然，不可以无偿……至谓他省反对正烈，吾不可不从同，则彼此情形不同，岂可不自察内情盲从他人？”

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转折点是5月20日清廷在四国借款合同上签字，当时又传来邮传部已派员接收工程的消息，四川方面的情绪趋于激烈。5月29日，川汉铁路召开临时股东总会准备会，由于此时四国借款合同尚未寄到成都，邓孝可仍然保留了原先的意见，认为“只有条件上之要求，无事根本上之反对”，然而当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由邮传部寄到成都，四川方面被彻底激怒了，不少人表示：“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随之而来的，是将矛头直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此前一向温和的邓孝可在《蜀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盛宣怀已尽置吾等于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奋、奋、奋！”

就当时的舆论而言，矛头主要指向盛宣怀一人，而不涉及清廷本身。5月21日，在四国借款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民立报》便刊登出文章：“由诸议员演说路政损失之利害，听者莫不悲愤交集，对于盛宣怀感情尤恶。”

甚至在保路运动已经进入武装斗争阶段以后，《民立报》仍然在10月4日和10月9日接连发表评论：“夫川人致变之原因，初不过愤盛宣怀误国而以，固无所谓异谋也。”“继见盛宣怀与四国所订之借款合同着着失败，丧失国权莫此为甚，于是一般热心爱国志士奔走号呼，联合同志，于5月下旬创立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谨守秩序为宗旨。”

通过上面梳理，可以看出盛宣怀只是一个“背锅侠”，正是他的激进处置，导致保路运动日渐激化，第一，虽然盛宣怀作恶多端，但是称其为“误国首恶”主要是由于铁路政策问题，而与其他恶行关联不大；第二，对于盛宣怀的批判、唾骂与立宪派对于清廷若即若离的关系密切相关，可以相对集中的反映出立宪派以及作为其支持者的民众的整体看法；第三，即使称不上“误国首恶”，盛宣怀对于四川形势的错误判断和激进手段反而激化了保路运动，对于清廷的垮台盛宣怀也称得上“居功至伟”了，而以盛宣怀和“误国首恶”为切入点。

站在清廷的角度而言，盛宣怀即使不是“误国首恶”，至少也算是对于清朝的垮台“居功至伟”了。梳理从保路到湖北新军入川平乱这段历史可以还原清廷的最后的一段时光：

6月1日，盛宣怀、端方突然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宣布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宣布将公司所有股票，不分民股、商股，不分已用、未用，全部更换为一种国家铁路股票，不但公司已用和上海倒折的款项朝廷概不承认，还要将未用的一千万余款由政府提用。王人文料知此电宣布川人必更激愤，于是将此电暂时压下，并再次复电邮传部，力言现款万不能提，然而盛宣怀、端方却要求王人文立刻公开电文，第二天群情激奋，纷纷呼吁保路、保款。

8月5日，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彭芬、颜楷等人正式召开了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特别大会，接替王人文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出席了会议，其向内阁电奏：“投票选举正、副会长，到会者五百余人，秩序尚不紊乱。其登场演说者，大半主持废约而保路权，对于国有问题，则尚无异议……现在地方尚称安靖，并无滋闹情事。”

之所以选用赵尔丰接替王人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清廷希望赵尔丰能够力行弹压之事，将保路运动彻底掐灭，防止其扩大化，盛宣怀在与奕劻的通信中曾经明言：“其如川省一变，粤湘必从而附和，民气愈嚣，主权必从此轮替，此实关系大局，非仅路权隳败，恐内政外交一切均无从下手也。”

然而素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面对四川日益激愤的情形，竟也犹豫再三不敢轻动，其在之后的电文中提及：“尔丰非不思用强硬手段，然民气团结，已不受压制，内顾实力不足，兵警难持，祸端所伏，不仅蔓延一省，而言者必以尔丰为戎首。筹虑至再，未敢轻发。”

然而8月26日，盛宣怀强硬致电赵尔丰：“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湘鄂初亦如此，经告示严禁，有格杀勿论字样，乃能相安无事。”9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要求赵尔丰“切实弹压，迅速解散，毋任日久酿乱。”赵尔丰被迫采取强硬措施，逮捕扣押罗纶、蒲殿俊、颜楷、彭芬、邓孝可等立宪派，随后造成七一五血案。就在血案后不久，革命党发动同志军起义，保路运动正式进入武装斗争阶段，双方僵持不下，端方携湖北新军入川平乱，之后武昌空虚，首义成功，清廷灭亡。

导致清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即转向“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