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一叶放中流

马向阳/文 1901年，故国值多事之秋。一年前的1900年7月28日夜，鼓吹革命立宪、谋划成立“中国国会”的湖南人唐才常在汉口举兵事败，被张之洞戮首于武昌大朝街紫阳湖畔。与唐才常一同赴难的共11人，唐的首级被高悬汉阳门，以儆效尤。

更早前的1900年3月，义和团谋动于北方，5月杀戮日使馆书记杉山彬。此后，烧教堂、杀教民和诛杀无辜，成了义和团的常规套路。清廷在5月份接连举行了4次御前会议，定下了“利用拳匪以制洋人”的调门。唐才常们正是以反对清政府引义和团排外为名，发起“勤王”运动，终因计划泄露而被捕。

汉口事败后，梁启超即远赴澳洲，一路反思变革社会之新途径。这一年，梁启超逼近而立之年（时年29岁），也陷入了情绪低谷。彼时，新旧力量交替，中西思想激荡，革命新党尸骨日寒，保守旧派茫然无着。一时间，国家如万马危临深渊，喑然不见天日。长歌当哭，梁启超于这一年始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过渡时代论》。

“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是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

“扁舟一叶放中流”，这一幅“两头不到岸”的危险图景，被学者杨国强的新作《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引用作为标题，作者由此希望带领读者重返一百年前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历史现场，让今人感受剧变时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转换：从戛然而止的科举停摆到轰轰烈烈的变法立宪，从掀天动地的辛亥鼎革到涟漪般一圈圈荡开的新文化运动。

《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

杨国强 |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11月

在追求“变”与“不变”“快变”、“速变”和“渐变”、效法西法和保留国粹之间，新旧势力、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辨各种不同派别争斗，势同冰炭。

梁启超所提出的“过渡时代”里，充满了太多的张力和迷思，就像其后来总结自身的“昔日自我”和“今日自我”之间判若两人的个人思想观念变迁。时代剧变中的历史转轮大切换，造就了一种“速成的、急切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

而如何描摹出这个全方面剧变、多层次断裂而又时刻充满紧张矛盾张力的“过渡时代”之特征，去除历史被“毛玻璃化”之后表面的局部美化和种种“滤镜”，正是当代历史学者杨国强所追求的——尽可能回到真实、多元博弈、复杂形势下的“历史现场”。

杨国强教授历时五载，爬梳剔抉，钩沉稽考，试图一一揭开晚清民国初年大激变时期未经“净化”的历史种种驳杂皱褶和时代和个人命运之错位播弄，透过其间的人物多变和世事纷乱，来印证探究近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嬗变、内在脉络和始因终果。

士人颠仆，道术为天下裂

1905年，正值光绪三十一年，作为清廷回应朝野有识之士的举国呼吁，光绪皇帝以“时局多艰、储才为急”、追慕“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为名，宣布“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由一纸诏书立刻停摆。

科举的千年转轮一朝按下永停键，传统士人们上下求索、难辨前路的颠仆命运才刚刚开始。

按照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的说法，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充当了一种类似粘合剂、连接器和精神灯塔的角色。

对上，士人要“塑造明君”，确保政统合乎道统轨辙，维护社会公义的一致性和恒久性；对下，士人要教化百姓，维持下层社会礼法制度的规范性和正确性，从而确保“上下同心”，以维系一个超稳定社会结构之千年稳定秩序。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

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从最初以章句取进士，到明朝以八股文选取人才，以带病之身，历千年演化，虽屡受诟病，仍一路逶迤至晚清，终被洋务运动兴起后的各种新式学堂所取代。

新式学堂不仅教育内容与传统科举大相径庭，其批量化的生产人才方式，兴实业以救国的教育宗旨，加上新式学生以及随之不断催生的新学潮，酿就了一波接一波的东潮西潮，最终导致晚清民国初年的传统士人大规模分流。

这一波分流和两宋之际的士人走向民间有大不同。两宋之际，国运虽然式微，但道统和政统两者依旧能维持各自的一致性和相互间的和谐关系；晚清民国初年，在道统和政统全部失去其传统合法性的大背景下，士人群体中每一个个体命运面临进退失据和无所依傍的境地，知识精英一夜之间沦为难以消纳的“高等游民”，其社会地位变化之悬殊，尤为惨烈。

清末名儒陈汉章的故事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例。

陈汉章早年师从晚清朴学大师俞樾，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意欲聘其为教授，陈汉章坚决不受，反而要求做京师大学堂的学生。

按照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的章程规定，学生从该学堂毕业之后，可以直接钦赐翰林。陈汉章1909年入学，1913年毕业，可毕业前后，正值天下鼎革，“当官的愿望最后被辛亥革命彻底打破”，京师大学堂的“翰林奖励章程”还没来得及施行便戛然而止，陈汉章当了四年学生之后没能当成翰林，只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相比于陈汉章，鲁迅和孔乙己们的命运更糟糕。

“有高等文凭而无光耀功名、有民间声誉而无官家俸禄、有知识满怀而无尊贵待遇”，成了那一代知识人的集体命运。孔乙己们脱不下长衫，只能沦落乌镇，靠赊账借酒消愁度此残生；公务员鲁迅因民国教育部长欠薪很难领到工资，只好与女友许广平相约南下谋生，辗转厦门广州两所大学，最后在上海卖文为生。

鲁迅在去世两年前的1934年5月29日给母亲的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

“男（指鲁迅本人）为生活计，只能漂浮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

更早的一封写于1933年7月11日的家信则诉苦说：

“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先既特雇一人，专门伏侍，就这样试试再看罢。男一切如常，但因平日多讲话，毫不客气，所以怀恨者颇多，现在不大走出外面去，只在寓所看看书，但也仍做文章，因为这是吃饭所必需，无法停止也，然而因此又会遇到危险，真是无法可想。”

颠沛于肮脏城市，流转于困厄沟壑，士人失途于时代转换，不仅仅是科举功名流落无着，更有谋生艰难之外的性命侵辱。

传统学堂因得奖励翰林、进士、举人、拔贡、优贡、岁贡、廪生、增生、附生，获得科举功名后陡然身价倍增，可是到了新式学堂时代，知识分子或弃笔从戎，或只能漂浮在大城市谋生，当时甚至有“读书十年，当兵一时”的童谣，讽刺士人社会地位降低，远不及一个普通士兵，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

1912年3月19日夜，常州中学堂监学陈士辛被逮捕后，第二天即被当地军政头目以“侵吞军饷之罪”先斩后奏；一年后，《爱国报》丁某以“通匪罪”枪毙。此后，教员周刚直被杀，报人胡信之被杀，记者邵飘萍被杀、主编林白水被杀，而当年奉状元为文曲星的军阀张宗昌，对付没有功名的文人，杀心越发凶恶，杀起来更无所顾忌。

士人颠仆于途，道统价值体系归于溃败，道术将为天下笑，整个社会秩序进而分崩离析、社会文化由此全方位断裂。“百变俱起，一变而变”，清末和民国初年一波叠加一波的社会叠变浪潮，由此无限荡开去，逐渐远离了原先社会结构演进的本原、主体和出发之初心。

文化断裂，激进渐成主流

耕读并重的科举制度和旧式学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新的教育理念、新式学堂所代表的西式教育制度，背后是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

士大夫群体的解体，不只发生在文化价值领域，新旧文化的断裂延伸至政治领域之后，就是一波接一波的社会震荡和思想翻搅，从政治结构的内外离散到社会结构崩坏，整个社会变成了“一盘散沙”。

从1894年的甲午丧师之耻，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再到1900年庚子之变，晚清10年间，新势力尚未登场，旧势力逡巡不去，暴力革命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庚子记事》录载，1901年辛丑正月初八这一天，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以及载勋、毓贤、赵舒翘、英年等满清六大臣被斩首于菜市口，“护送囚车，弹压法场，皆是各国洋兵，约数百人”。

而一年前的1900年，清朝满族大臣立山等五人，因力主和洋人议和，同样被慈禧太后弃尸于菜市口，方其时，“乃数千义和团护决，今则数百洋兵护决，世界变迁，令人浩叹”。

从洋人护法场，到义和团护法场，3年前的戊戌政变后的法场，更令人喟叹，只不过戊戌变法所被斩首者，除杨深秀外，皆“南人”；而辛丑年间洋人列强所杀者（“满清六大臣”），除了天水尚书赵舒翘外，全是北人。戊戌变法杀的都是少年新进，辛丑列强杀的都是老成旧辅。

无论被杀者是“南人”还是“北人”“汉人”还是“旗人”，“少年新进”还是“老成旧辅”，4年时间，晚清朝野处处杀气腾腾，戾气充塞天地。其恐怖血腥，不亚于当年法国大革命那一幕幕暴力屠戮。

到民国初年，孙中山依旧称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旧屋已拆、新屋未成”。满清大皇帝虽然被推翻，由此衍生出无数个汉族小皇帝，较以前的大皇帝更加“暴虐无道”（孙中山先生语）。

因此，文化断裂催生的激进主义，成为政治变革主流，社会改良和主张渐变者通通被痛斥为保守主义和顽固不化，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民国初年，政治人物和知识精英们即将面对的社会，只能是杨国强在书中所描述的痛心一幕：

“一种没有整体性的社会、一种没有维系力的社会、一种没有主体的社会、一种没有规则的社会，对于身在其中的个体来说，便是一种没有常态的社会和普遍痛苦的社会。”

其中最具悲剧性的代表人物，就是民国政坛的佼佼者立宪派旗手宋教仁。宋与唐才常同为湖南人，早年留学日本时结识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民国政坛中是立宪派的中坚人物。

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帝制后，作为革命一派的南京政府，无疑手中握有更多的道义和主导地位，继孙中山就任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后，整个国家之内“势力之莫与敌”的袁世凯，自然就成了南京政府革命派直接且最主要的对手。而如何利用和钳制这个对手，正是宋教仁等立宪派们在制定《临时约法》时费尽心力之最多处。

宋教仁代表的立宪派和袁世凯代表的保守派，两者之间围绕《临时约法》展开的微妙深藏的权力争斗，在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中已经有非常精彩的描写，在此不再赘述。

《袁氏当国》

唐德刚 | 著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其中最可感叹处，是宋教仁们一开始就将袁世凯们锁定为旧势力代表的“靶心”，这位由清代最后一个总理大臣摇身一变的权力对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只是民国政权的“异己力量”和可怕敌手。

南北议和后，孙中山和袁世凯进行权力交接，《临时约法》在宋教仁修订后，政权形式直接从孙中山时期的总统制，变为袁世凯时期的内阁制，在后一个时期，总统袁世凯几乎只能等同于一枚象征性的橡皮图章，所有的权力系数被收回到国会手中。

法因人变，以术制道，宋教仁破坏的不仅仅是法律的神圣性，更反映出清末民初政治精英们的局促一面。宋教仁的初心，无非是想用一切权力收归国会的内阁制，来防范他深信不疑的袁世凯之专制和“野心”，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被拿来全盘照抄，更演变为一种“参议院跃为太上政府”的民国特色——总统权力和内阁总理的权力通通被没收。

后来有学者称宋教仁等立宪派的做法，无异于“对人立法”。究其实质，在晚清民国初年以文字左右舆论和鼓荡人性的那一代政治人物中，梁启超和宋教仁都属于“关注革命多于关注宪政”的“革命派”，就像严复和章太炎后来批评的那样，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本质更长于革命，而隔膜于切实的宪政政治理论和实践。

悲剧的种子早已埋下。1913年3月22日清晨，民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谋杀时的清脆枪声，不仅扼杀了襁褓中的民国宪政梦想，更预示了暴力一波接着一波延伸之际一代政治人物的群体悲剧：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短短30年间，政治场景魔幻剧变，从守旧的一边倒，到开新的一边倒；从“尽去旧法”之后，一个没有本体与本位的中国如临深渊，再到新制未立，扶摇飘荡的“过渡时代”依旧延续，梁启超称之为“青黄不接”的时刻，而过渡时代的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究可哀叹也。

自从梁启超以“过渡时代”来形容“庚子国变”后的中国社会之剧变，重心俱在“过渡时代”的“两头不到岸”。而每一个身处这一“两头不到岸”境遇者的心理窘迫和命运遭遇，许多先贤今哲早就作出了预言。

民国知名记者黄远生譬喻为“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李大钊谓之“如敝舟深泛溟洋”，“犹在惶恐滩中也”；当代史学大家唐德刚和黄仁宇则称之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定经历的危险“三峡时刻”。

回望百年前梁启超这一“知更之鸟”（章士钊语）的预言，唯有这促进社会变革的“希望之涌泉”，激励一代代后来者接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