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汉众多英雄人物,鲁智深被公认是塑造最成功的，这是为何？

《水浒传》众多血肉饱满、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人物形象中,鲁智深是公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之一。

明代李贽在容与堂本《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第三回中说:“描写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并称鲁智深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

清代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认为:“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确实,鲁智深是《水浒传》中描写得最具深意的人物。

鲁智深形象对宗教身份的解构

鲁智深一出场,为救助金氏父女,三拳打死镇关西,不凡的武艺,粗中有细的性格,疾恶如仇、同情救助弱者的侠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躲避官府追捕,他只好到五台山剃度做了和尚。

出家人有三归五戒,可鲁智深全然不将这些清规戒律放在眼中,不坐禅、侮弄禅和子、吃狗肉、喝酒、在佛殿后撒尿拉屎,弄得五台山文殊院不得安宁。后去了东京大相国寺,怒打泼皮,倒拔垂杨柳,依然不是和尚修行。

上了梁山,虽然是僧人打扮,但手持六十余斤禅杖,经常于阵前喊叫“吃洒家三百禅杖”,正所谓:“自从落发寓禅林,万里曾将壮士寻。臂负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杀人心。欺佛祖,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

(第五十七回《徐宁教使钩镰枪宋江大破连环马》)后来,鲁智深坐化于杭州六和寺,临死前留下一篇偈子:“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颇有禅意。因其擒获贼寇有功,朝廷加赠为义烈昭暨禅师,可谓得其善终。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有人认为:鲁智深身为和尚却并不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但小说让他最后修成正果,这样的结局安排,既有佛教的理论依据,又是由其本身的佛性所决定的。在鲁智深身上,可以发现他体现出禅宗的“禅非坐卧”“呵佛骂祖”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等思想。

同时,他本身的“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无性”大境界和“侠骨佛肠”等,这些就是佛性。还有人认为鲁智深是活佛,虽然不念佛打坐,但见义勇为、普救生灵,所作所为都是真正佛性的体现。和尚整天诵经念佛,参禅打坐,模样虽然好看,如果不能普度众生,是没有佛性的。

鲁智深虽然“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但是他“忠心不害良善”,所以最后反而修成正果。也就是说,佛性在于普救众生的行动,不在于拜佛参禅的形式,这是《水浒传》作者想要表达的他对佛教真义的理解。

据此论点,则整部《水浒传》塑造鲁智深的形象,只是为了塑造一个活佛,用一个具体化的认知形象来表达作者对禅宗教义的理解,如此,《水浒传》岂不成为了一部宗教小说?故而也有人认为“鲁智深身上时时流露着一种鲁莽与机智浑然相合的潇洒感和幽默感,他的言行举止经常令人忍俊不禁、捧腹叫绝”。

可以说,《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尽管是一个剃了须发、身穿僧衣、手拿禅杖的和尚,但作品的描写剥去了佛教的庄严肃穆仪式和精深玄妙的禅机的一面,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充满世俗情味的幽默形象。

鲁智深形象的喜剧特征

从鲁智深在小说中的形象看,他是为了欢愉读者而生,带有“狂欢化”的色彩。在《水浒传》中,鲁智深有着滑稽好笑的外形,“肚大如蜘蛛,腿细如鹭鸶,一脸络腮胡,生得怪模怪样”。除了模样怪异,作者还着意用夸张幽默的语言来写鲁智深的打斗场面。

如第三回拳打镇关西中,对“三拳”的描写: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又只一拳,太阳穴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

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作者将三拳转化为味觉、听觉、视觉,既形象具体又幽默可笑。而在大闹桃花村时,鲁智深将自己脱得赤条条的,坐在新娘子床上。

当小霸王周通进入房中时,摸着鲁智深的肚皮,被鲁智深就势揪住,捏起拳头就打,周通叫一声:“做甚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喝道:“教你认得老婆!”众人进来时,“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场面混乱滑稽。

就是在这种看似不合理但又合情的轻松场景中,鲁智深可爱幽默,率真而不失智慧的形象充分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大闹五台山一节中,作者通过人物行为和环境的巨大差异再次凸显了鲁智深的喜剧特质。五台山文殊院本是文殊菩萨道场。

初次上山,读者借鲁达之眼见识了文殊院的庄严肃穆:山门侵翠岭,佛殿接青云。钟楼与月窟相连,经阁共峰峦对立。香积厨通一泓泉水,众僧寮纳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边,禅客经堂云雾里。白面猿时时献果,将怪石敲响木鱼;黄斑鹿日日衔花,向宝殿供养金佛。

七层宝塔接丹霄,千古圣僧来大刹。(第四回)但在这样严肃的环境中,鲁智深却笑料不断。为其剃髭须,他却提出:“留了这些儿还洒家也好。”为他受戒,他不答“是否”,却说“洒家记得”。在其后的寺庙生活中,以“善哉”为“鳝哉”,夜间鼻如雷响,在佛殿后撒尿、撒屎,几天不吃肉喝酒,就“熬得清水流”。

不仅自己吃肉,还把肉往禅和子嘴边塞,以致“满堂僧众大喊起来,都去柜中取了衣钵要走。此乱唤作卷堂大散。”显然作者是有意夸大鲁智深的行为,以其种种笑料来为读者带来笑声。

如果我们仔细思量这些喜剧效果是如何产生的,就会发现是鲁智深所处的环境(寺庙)、他的身份(和尚)和他的行为(吃肉喝酒、天真率直)之间产生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也就是说,将鲁智深塑造为一个僧人形象,不是为了阐释禅宗的教义,而是为制造喜剧效果作铺垫,小说中所谓的禅意、禅味只是附带之意。

鲁智深形象的生成演变

从鲁智深形象的生成看,他是逐步被塑造成喜剧人物的。“花和尚鲁智深”在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已见,其赞词写道:“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袍,佛也被恼。”飞飞儿不知何意,但“出家”已经表明了他的身份,而“佛也被恼”似乎暗示他是个不安分的僧人。

《大宋宣和遗事》“天书”一卷三十六人名号中有“花和尚鲁智深”,位列第二十九。又载:“宋江道:‘今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丈青张横、铁鞭呼延绰。……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

书中只称鲁智深造反,具体情况如何并不清楚,几部书中的鲁智深的情况非常简略,毫无生动性可言。

但本该清修无为的和尚却造反,鲁智深的身份(僧人)和行为(强盗)的反差极大,这样富于矛盾和张力的形象无疑是戏剧和小说取材的绝好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