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罗德7年6次，默克尔16年12次，德国总理为何这么喜欢访华？

德国，作为欧盟老大，北约十分重要国家，按理说应该会在美国的影响下敌视中国，然而自新世纪以来，德国几任领导人在任期间频繁来中国，几乎成为德国总理的惯例。

比如德国总理施罗德7年任期内，6次造访中国。

施罗德的继任者默克尔，16年内12次访华。

近二十多年来，几乎平均一年多访华一次。

如此高的访问频率，让很多人不解。

那么，德国人究竟为何这么喜欢来中国访问？

德国总理的频繁造访

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遇轰炸。

在中国人民群情激愤、中西方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身为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却在百忙之中来到中国，对华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

5月12日这天，施罗德造访中国政府，就导弹袭击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了由衷的遗憾，并向死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无条件地道歉。

此次施罗德访华时间虽短，但却发生在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的背景下，这让此次此次访问具有了特别的含义。

同时，也为两国领导人建立了政治信任，为施罗德后续的接连造访，奠定了基础。

同年11月，施罗德又一次来到中国。

与上一次匆匆而行不同的是，此次施罗德来华可谓是诚意满满。

其一是建议中国加入G8集团，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工业国联盟，被看做是欧美世界内部的联盟。

因此，这一举动引起当时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与目前很多欧洲国家，明确拒绝中国等新兴国家加入 G8 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二，施罗德还与中国政府商定开展中德法制对话，鼓励已经在中德相关机构间开展的人权对话。

这表达了德国愿意同中国，在更高的战略层次展开密切合作。

施罗德

时间来到2001年10月，施罗德又一次造访中国。

这次，他推动中德签订多达31项经贸合作协议，涉及总金额高达81亿美元，德国也就此成为欧洲在华第一投资大国。

次年12月29日，施罗德第四次来到北京，核心目的是推动两国在科技方面的工作。

2003年12月，施罗德率领一支庞大的经贸代表团再度来华，在德国掀起一股中德经贸往来的热潮。

2004年12月6日，施罗德应中国政府邀请，最后一次来到中国。

这一次，施罗德访华代表团空前强大，足有180多人，包括西门子、德意志银行等全球知名的企业代表。

第六次访华，为施罗德的对华政策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随着2005年卸任总理之位，施罗德政府与中国的交往也就此告一段落，但这并不代表中德两国联系的中断。

新上任的默克尔，同样对访华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2006年5月，默克尔上任的第二年，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由此开启了中德交往的外交新局面。

在执政的16年时间里，默克尔平均一年多就要来华一次。

中德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迅速火热。

默克尔本人，更是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很多人亲切的称作“默克尔大妈”。

再到现如今的德国总理朔尔茨，同样是最常造访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

早在朔尔茨上台之前，他就两度光临上海。

接替默克尔成为总理后，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又多次来华，足迹遍布北京、上海、重庆各大城市。

从施罗德到朔尔茨，德国总理频频来访中国，似乎成了惯例。

那么，德国总理为何这么喜欢到中国访问？

施罗德的“中国观”

正所谓“无利不起早”，这句话放在政客们身上同样受用。

德国政府接二连三来华的原因很简单，那一定是背后有利可图。

国家利益，永远是决定外交政策取向的第一要素，德国对华友好态度也不例外。

施罗德曾在接受《时代》周报访问时，就曾清晰的总结和表达了他在执政时期的“中国观”，而这也是施罗德政府屡屡访问中国的最大原因。

20世纪末、21世纪初，施罗德在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上，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寻求一种新秩序，未来世界政坛将是多极格局。

而统一后的欧洲，是否有能力发展成为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件事充满悬念。

施罗德认为：“全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多极力量的崛起，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至于能否在这场多极化剧变中占得先机，保证德国乃至欧洲的领先地位，施罗德没有信心。

因此，同中国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借助中国的力量增强欧洲国际地位，从而解决环境、能源及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成了德国人的现实选择。

至于中国实力的增长，未来是否会对他国，尤其是欧洲构成威胁，施罗德予以了乐观考量。

从过往的经历看，在与中国有关的所有冲突中，无论克什米尔、台湾还是朝鲜，中国领导人都致力于和平解决和谈判，试图通过加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联系，来推行对日本、台湾的缓和政策。

施罗德判断，中国是一股和平的力量，是可以信赖、合作的伙伴。

基于此，德国开始逐渐向中国靠拢，试图从各方面与华建立良好生态关系。

此外，施罗德还认为，两国经贸交流会是双边关系的支柱，这种经济交流不仅给德国经济和劳动者带来巨大利益，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

因为经济现代化也伴随着社会的开放，以商业带动开放的方针，非常符合中德双方的利益。

至于在双方十分敏感的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罗德则表示：“即使是德国也是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寻找后，才最终走上民主道路，并且这条道路上也充满了挫折和流血。”

在试图将西方的民主推行到其他地区时，必须尊重其历史、地缘政治及文化的特殊性。

施罗德的态度，成功扫清了中德往来最大的绊脚石，极大推动了双方的往来。

从施罗德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其对华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的关键词就是“以商促变”和“经济主导”。

也正是在这种务实的对华政策基调上，中德关系的发展在施罗德政府时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双边经济关系之外，两国政府间政治互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2001 到 2004 年间，双方仅部长级以上官员的互访每年各自就达 30 多人次，规模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上一届的科尔政府时期。

施罗德本人，也被中国政府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中国人的政治传统中，这是给予一名外国友人最大的荣誉称号。

默克尔主动靠近中国

到了默克尔时期，中德两国曾短暂出现过一段关系冰冻期。

不过在现实利益面前，默克尔很快调整对华政策，再度开启与华亲密交流。

默克尔政府对施罗德“以商促变”的思想表示怀疑，但她任职期间，并未改变中德关系几十年来发展形成的历史性结构特征，尤其是双方的经贸交流。

只是相较于施罗德，默克尔的执政理念更加现实化、利益化。

2006年首次访问中国时，默克尔政府与华交流的主要议题就是经济问题，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中，她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国汽车业，对德国汽车业的抄袭和模仿，因为这损害了德国车企的利益。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大国地位的不断凸显，默克尔激进的利益外交，显然已经不利于中德之间的友好往来，更不利于德国长远利益的获取。

于是从2008年开始，默克尔政府开始积极谋求中德关系改善。

在面向国际舞台的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宣称：“中德两国在国际协作上是相互倚重的关系，我认为两国应该继续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保持良好和深入的关系，德国将为此倾注全力。”

期间，默克尔还提到了北京奥运会，主动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

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德国为改善中德关系，也做出了实质性努力。

德国政府为中国政府的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欧洲国家中第一大援助国。

2008年9月，德国总统克勒出席了北京残奥会开幕式，标志着中德关系迎来新的高潮。

同样是在2008年，因为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愈发让德国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议题一直是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中心。

在2009年的柏林电影节60周年纪念会上，默克尔高度评价了中国。

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及去年以来采取的刺激内需政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表示德国新一届政府，将一如既往把对华关系放在优先位置。

相较上台初期，默克尔处理对华关系的态度明显柔软了许多。

这种柔软的背后，隐藏着德国现实的利益诉求。

正如德国工商会所言：“中国是我们为数不多可以依仗的商业伙伴，而且是一个能够持续增长的出口市场，中国将给我们的出口带去有力支撑”。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因素在默克尔对华外交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愈发凸现，而这也直接促成了她后续的一系列访华。

结语

德国总理频频造访中国，这种现象看起来十分反常。

可立足中国崛起现状和现实利益需求来看，德国政府的做法就显得十分明智。

在美国致力于全球霸权、自身实力又日落西山的国际大背景下，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据先机、维护自身利益的绝佳选择。

因此，德国元首的访华绝不是个例。

未来，势必会有越来越多西方世界政府看清现实，从而主动放下身段，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