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鲍贤清-魏宁：漫谈场馆学习：观念、技术与方法

鲍贤清

教育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系副教授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继续教育专家库成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博物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魏宁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研修员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杂志特约撰稿人/专栏作者。

魏宁：鲍教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和您聊一聊场馆学习这个正在逐渐成为热点的话题。2020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在202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很多学科都明确提出了要利用场馆资源开展学习，这些都标志着场馆学习正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在今天对话的开始，我想请您先对一组概念做一个辨析，在日常的话题体系中，我们经常用到“博物馆教育”和“场馆教育”，您怎么看待它们之间的区别？哪个概念更全面？

鲍贤清：谢谢您，作为一个场馆学习的研究者，对于场馆学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博物馆教育”对应的英文是museum education，指的是以博物馆为代表性机构的学习环境中所发生的教学形态。国际博物馆协会界定的“博物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了各类自然、历史、艺术、科技类博物馆、纪念馆乃至像动物园、植物园、湿地公园、历史遗址遗迹、工业遗产等这样的开放性场所。在中文的语境中，当我们说“博物馆”的时候，容易让人理解为狭义的博物馆，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用“场馆教育”可能更为恰当。

魏宁：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场馆教育”和“场馆学习”哪个概念更能体现出它的理念？

鲍贤清：从大的方面看，近几十年学习科学领域的研究发展体现了从教到学的转型。当我们说到教育这个词的时候，总感觉会存在教授者和学习者这样的角色，但是，在场馆中，很多时候发生的是一种自由选择式的学习，学习是基于兴趣自主发生的。我觉得用learning会比education更好，用“场馆学习”比“场馆教育”更符合当下的理念。

魏宁：好，那我们今天漫谈的标题就用“场馆学习”。对于场馆，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在我们的印象中，说到场馆学习，就是到场馆中去，通过在场馆中的参观、体验学习相关的知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认识，但场馆学习的背后肯定不简单，有独特的观念、技术与方法。

鲍贤清：您已经大致描绘出了场馆学习的样态，我们就从到场馆中去学习聊起。

到场馆中去学习

魏宁：近年来，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理念更加强调课程内容与学生经验、社会生活的联系，注重跨学科主题学习、项目式学习等方式，在此背景下，场馆学习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们发现，在2022年新颁布的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中，很多学科都强调了场馆学习的重要性。

鲍贤清：是的，近年来，中小学对场馆学习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2022年义务教育新课标的颁布及其后开展的教师培训，也都明确鼓励开展场馆学习。例如，《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明确指出：“要发挥各类科技馆、博物馆、天文馆等科普场馆的作用，把校外学习与校内学习结合起来。”《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则指出：“在历史教学活动中，应积极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如历史遗址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乡土历史文化资源等。”《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指出：“鼓励学校与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歌剧院、影院、青少年宫携手，开展多种形式的艺术教育教学活动。”还有一些学科的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场馆学习。

魏宁：这确实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相信也会带来场馆学习的一个新热潮。如果学校或教师有意愿借助场馆的资源开展学习，不管这样的学习只是一次活动，还是开展一个周期的主题学习，首先应该怎样去做呢？

鲍贤清：如果学校和教师希望借助场馆资源开展学习，他们应该怎样去做呢？如当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到昆虫的时候，能否把课堂搬到自然博物馆去上？学校又该如何与场馆开展合作？我想，这还是需要一定基础的。我们之前在全国范围科技类场馆做过调研，结果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学校教师不想借助场馆学习，而是场馆在系统地服务学校课程教学方面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够。

已有的文献和与一线教师的访谈实际都告诉我们，单凭教师自己带领学生完成场馆学习的任务，其实这是很难的。我们设想一个文科教师/科学教师，他/她能否带领学生把一个文史类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逛下来，而且保证讲解中没有科学性错误，还能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极少有老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博物馆的展品/藏品都是有专业性的，讲解员也是需要不断培训才能胜任的，而学校教师并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去研究这些展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期待优质的场馆学习发生，就需要馆校合作，而场馆方面更要主动作为。例如，如果场馆方面能够有意识地去挖掘馆内可以和中小学教学对接的内容，帮助教师把馆藏的展品和教学知识点串联起来，甚至去主动关注中小学相关学科的课程标准，然后向学校提供一个课程菜单，便于学校和教师去选择，那么效果将会好很多。

自2015年起，多家场馆在上海市教委的支持下发起“利用场馆资源提升科技教师和学生能力的‘馆校合作’项目”。其中面向教师有一个“博老师研习会”项目，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等每年都会向中小学教师开放培训名额，中小学教师都可以来报名。场馆的专业人员会带着一线教师深度参观场馆，介绍场馆的定位、策展思路、教育资源等。这样的参观和作为普通观众的参观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不是仅仅看“热闹”，而是要真正地看出“门道”来。场馆还策划组织一系列培训，告诉教师如何深入地去了解哪些展品可以和教学内容进行连接，应该怎样设计教学。最后，这个项目还会要求教师去设计一个具体的教案，再请专家来指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利用场馆资源设计、开发具体活动的历练，对于教师来说，这将是非常宝贵的经历。

魏宁：看来开展场馆学习，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馆校之间的合作。您眼中的优质的场馆学习，应该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鲍贤清：其实，近年来，馆校结合开发的场馆学习活动越来越多，其中更是不乏优秀的案例。我们总结了一下，一个好的馆校学习活动(以科学学习为例)通常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对接相关学科的课标，融入课标中的学科核心概念和跨学科概念；二是体现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设计学习支架帮助学生对场馆中的空间和藏品展品进行探究；三是对藏品展品的利用度高，这里的利用度包括了展品与主题结合的相关性和紧密度，以及展品利用的深度和延展性等；四是有适切的评估方式，与课堂教学的评估有所区别。

魏宁：在场馆学习中，数字化技术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鲍贤清：数字化技术在场馆学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中技术的能量还未充分得到释放。我曾经对一次“全国科普场馆科学教育项目展评”中的案例进行过分析，在随机抽样的13个案例中，3个案例使用了3D全息投影和GPS定位技术，其余10个案例仅使用了PPT、音视频播放等基础设备。在具体的应用环节上，大部分案例中的技术使用出现在导入环节，用来营造情境和吸引学生注意，还没能将技术真正地与场馆学习活动相结合。

其实，目前我国场馆中的数字化技术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场馆都拥有社交媒体、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在场馆学习中，应该充分发挥这些技术的优势，通过这些技术构建数字化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获取知识更加便捷，让学习到的知识更有趣味，以弥补传统教学手段的缺失，激发青少年学生的场馆学习热情。

此外，现在的很多场馆中都建有“虚拟数字馆”，它能够模拟出真实的情境，调动学习者多感官参与，同时具备互动性。例如在虚拟天体馆中，学生可以用鼠标、键盘、数据手套等操纵虚拟替身体验宇宙空间环境，实现与系统的交互，通过仿真火箭的组装体验活动了解火箭的结构组成以及作用原理。这样的学习方式无疑可以大大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让知识的习得过程充满乐趣。

魏宁：看来，设计好一次场馆学习活动需要馆校双方密切合作，需要前期精心的设计，也包括利用好数字化技术。但设计得再好，在实践中也需要良好的组织实施，需要在场馆学习的过程中有效地引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很多中小学在开展的场馆学习中，都采用了“学习单”的方式，在学习单的设计上您有什么建议吗？

鲍贤清：首先，在观念上，教师须意识到场馆是一个独特的学习场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实地研究中看到，不少难得组织的场馆学习机会变成了春秋游的打卡，学生到了场馆，约定好集合时间后就解散了，结果就是学生成群结队都跑去礼品店买文创产品了。

所以，当教师打算用学习单来引导学生进行场馆学习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场馆是一个独特的学习场域，开始去想我该如何引导整个场馆学习了。在场馆学习中，学生是需要一个学习支架的，学习单本质上就是一个学习支架，它能给学生提供一个思考的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单又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工具，因为它最终呈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一张纸，但内容又体现出了教师的智力付出。

对于学习单的具体设计，我更倾向于把它作为学习体验设计的载体，如：参观前帮助学生建立与已有知识的联系，引发好奇；参观中怎样去挖掘场馆的价值，引导学生针对特定的藏品展品观察、思考记录；参观后怎样让学生把所见所思和课堂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

总的来说，学习单就是场馆学习的中介物，学生拿着“学习单”去逛场馆，会带着“发现”的眼睛去看场馆，这时的状态会与随意逛大不一样。

魏宁：从另一个角度说，学习单也是一种评价工具，所以它会有明确的导向性。在实践中，我们是否也要避免另一个极端的出现，就是变成为了完成学习单而学习。

鲍贤清：这方面还是要靠教师的设计，从理念到方法、策略都值得深入研究。在学习单的设计上还是要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不要把学习单变成一个测试工具，好像教师布置的任务就是为了完成学习单，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具，这样做反而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当学生感觉到场馆学习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来，又会变成花15分钟匆匆填完学习单，然后直奔礼品店了。

魏宁：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日益便捷，传统的学习单是否也会出现新的形态？今天的场馆学习，学生手里拿着的是否已经不再是一张A4纸或一个小册子？

鲍贤清：数字化技术已经派上了用场，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的尝试，如用最简便的微信小程序，或者专门设计一个APP，设计好相关内容，代替纸质的学习单，来引导学生在场馆的学习，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魏宁：刚才我们提到的场馆学习，主要是结合场馆内容开展的一次或一个周期的学习活动。据我所知，还有一些学校并不满足于带领学生开展若干次的场馆学习，而是试图去开发一套系统的场馆课程，这样的话难度似乎增大了很多，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鲍贤清：学校试图开发的更加系统的场馆课程，通常可能是校本课程的形式，如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连贯的场馆学习课程，这样做的难度确实比较大，因为它可能针对不同的场馆，一个场馆的资源不一定能满足所有的教学需求，那么不同的场馆如何去串联起来，这都是有挑战的。

学校可以在校本课程、学生的研究性课题、基于项目的学习、跨学科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入场馆资源，多次、长周期地利用校外资源，开展馆校合作。

魏宁：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场馆学习，通常意味着“到场馆中去学习”。但近年来一些学校也在校内建设了自己的场馆，这是否意味着“场馆学习”不一定要走出校门，在校内也可以发生？

鲍贤清：确实是这样，一些历史比较悠久、有学科特色的学校，或者周边缺乏场馆资源的学校，可以直接在校内建设场馆，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设计思路，它让“场馆学习”在校内就可以发生。

但我想说的是，一种更加值得提倡的观念是，当学校进行校园改造的时候，可以有意识地把场馆设计的思路引入到学习空间建设中，借鉴场馆的形制，在学校的学习空间中嵌入场馆元素。我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有的学校在一条走廊上布置了“标本墙”，成为生物课程的学习资源，有的学校在校园某处空间安置了一些互动装置，让孩子们动手体验。总之，我觉得这些做法借鉴了场馆设计的思路，丰富了学校的学习空间和形态，让学习可以随时随处发生。

魏宁：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同时，我感觉数字化技术也会在这些学习空间中大有用武之地。

鲍贤清：确实如此，像VR/AR技术，在学习空间建设中就有非常大的潜力。例如，可以结合相关课程内容设计学习场景，让学生通过VR眼镜进行虚拟学习，在学校里打造出一处“虚拟学习馆”。

用场馆资源学习

魏宁：刚才我们聊了如何“到场馆中去学习”，要想实现更好的场馆学习，需要场馆、学校、教师观念的转变，需要相应的支持工具，也需要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但其实我们所说的“场馆学习”，不是说一定要亲身到场馆中去学习，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的我们，对此会有更深的体会。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场馆都处于关闭状态，而场馆却仍然存在甚至活跃着，通过线上平台以及各种数字化工具，观众可以随时“云游”场馆，与场馆互动，也可以利用场馆提供的学习资源开展在线学习。

从这个角度来说，场馆提供的学习资源对于学习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场馆学习资源的开发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如果把场馆看作学习的供给侧，目前就您的了解，国内的场馆能提供的学习资源总体状况如何？

鲍贤清：从传统意义上说，场馆的四大职能是收藏、研究、陈列和教育，教育就位列其中，但是场馆教育和场馆学习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的过程。从国际上看，收藏和研究在场馆发展的初期是最重要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也把这两项列为了场馆最主要的职能。但是到了本世纪初，国际博物馆协会已经把教育职能列在了首位，定义上的变化也反映出了今天教育功能对于场馆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面向公众时，场馆一定要凸显它的教育职能。

在这方面，国内场馆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一开始和国外比可能有一个延迟，但近年来我个人的感觉和国外基本保持同步。

魏宁：近年来我们倡导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场馆的数字化资源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对于场馆资源的数字化转型，您怎么看目前的状况？

鲍贤清：现在我们称之为“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其实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地平线报告》专门有一个“博物馆版”，十多年前就预测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包括在线资源、可视化技术、物联网技术等都将进入博物馆。

当然，新冠疫情的出现，确实也在客观上加速了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统计，在新冠疫情时期，全球大约95%的博物馆都受到了影响，甚至不得不闭馆，当新冠疫情结束的时候，有的博物馆只能永久关闭了。

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些闭馆的博物馆不得不把一些职能，也包括教育职能转移到线上。为此，有的博物馆甚至专门设立了“首席数字官”这样的职位，这些博物馆也会在YouTube、Twitter上继续发挥教育功能。国内的博物馆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拓展了很多线上功能，如开展在线讲座，有的讲解员也会拿着手机像直播一样在展厅里面为观众做讲解。总的来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国内外的博物馆都在努力地“数字化生存”。

魏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聊聊场馆提供的数字化资源，如果我们把场馆看作资源的“供给侧”，据您了解，目前场馆提供的数字化资源大致有哪几类？

鲍贤清：如果我们把场馆看作资源的供给侧，随着近年来技术的飞速发展，它能提供的数字化资源种类也日益丰富。但是如果我们要对这些数字化资源进行分类，我觉得还是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分类方式的。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这些资源的功能出发进行划分，大致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替代技术，通俗地说就是由于某种原因，人们无法到实体馆参观，这时候通过技术手段，通过一种虚拟的方式，尽可能接近于真实地呈现场馆的样貌，满足观众的需求；另一类则属于增强技术，就是用数字化技术创设出一种实体场馆没有的功能，便于学习者来学习。我觉得对于学习者而言，增强技术可能更有意义和价值，毕竟，如果技术只是原样重现了已有的东西，它从内容到形式并没有突破实体馆的展品现状，它的价值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魏宁：您从功能角度对场馆资源类型的划分还是很有新意的，希望您能详细介绍一下，也向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我们就先从“替代技术”类的资源说起吧。

鲍贤清：我们印象中最早的场馆数字化，就属于“替代技术”的思路，它的出发点就是把场馆的藏品进行数字化，这方面国内做得非常好，像大家熟知的“数字敦煌”，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也有很大的影响力。随着技术的发展，藏品的数字化手段也不断丰富，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立体，尽可能多地保留信息。现在我们拿着手机，就可以360度地去虚拟参观很多场馆，而像VR/AR这样的设备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类场馆中，你可以带着VR眼镜体验场馆，场馆里面也会有很多体感设备，像四维影院等，带给人们的感受会大大不同。

上面提到的属于观众体验层面的数字化，此外，博物馆在工作流上也实现了数字化。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博物馆的管理和整个决策流程的改变，用户使用设备，同时也意味着设备在收集用户的信息，这些信息也为博物馆决策提供了依据。

魏宁：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增强技术”下的场馆资源有哪些类型？也为我们分享一些经典的案例。

鲍贤清：“增强技术”下的场馆资源就比较丰富了，首先是针对藏品的。例如，一家文史类的博物馆里面展示了一个刀具，即使我们身处馆内，也只能从一个角度观察它，现在通过数字化技术，我们可以坐在家里，带着AR眼镜，360度无死角地观察文物，这就是用数字化技术对原有藏品的增强。

再如，在某个自然博物馆里，当我们看到一副恐龙骨架时，可以借助手机APP进一步“看”到这个恐龙的肌肉、皮肤，以及它动起来的神态和样子。这也是对原有藏品的一种增强，从而给用户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魏宁：从这个角度讲，数字化技术确实使藏品“立体”了起来，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细节，我想这些技术工具对于想要进行场馆学习的学生来说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除去针对藏品本身的“增强技术”，场馆是不是也可以向学习者提供更多形态的学习工具？

鲍贤清：是的，上面说的“增强技术”主要还是针对场馆的原始藏品，场馆还可以突破这一限制，围绕场馆主题，为学习者精心打造一种沉浸式的学习环境，提供相应的学习工具。

一些场馆会结合本馆的主题和特色，推出一些教育应用类的APP，以方便学习者在不到馆的情况下应用。例如故宫推出的系列APP，像《皇帝的一天》就采用了有趣的交互式地图，可以探寻皇帝在紫禁城里一天的生活轨迹，带领孩子们深入清代宫廷，了解皇帝一天的衣食起居、办公学习和休闲娱乐，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寓教于乐的方式。

这样的学习工具还能体现出场馆对学习的理解，如纽约科学馆、旧金山探索馆原创开发出了一些数学、物理方面的APP。它们会结合自身的馆藏帮助学生理解数学，以及学习物理中的光学、声学知识。这样的方式相当于场馆把其对学习的理解封装在一个具体的APP工具里面，并提供给学习者。

当然，还有一些游戏类的资源，甚至采用了桌游、密室逃脱等形式，用更能吸引青少年的方式进行游戏化学习。

此外，场馆还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营造出一个技术化的学习环境。例如美国的史密森尼协会，它是一个博物馆系统的联合体，开发了一个学习实验室，把很多博物馆的数字化资源整合在了一起。在新冠疫情期间，它为很多学校提供了在线的学习资源，当学生们无法到校学习的时候，这些资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提供数字化学习资源的也不一定是场馆自身，还有一些第三方公司，也会提供用数字化技术去连接场馆资源的方式。例如谷歌的街景技术，就是当你搜索某个地方的时候可以看到实际的街景。谷歌也做了一个数字化博物馆项目——Google Arts & Culture（谷歌艺术与文化)，它把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博物馆用高清摄影技术和物理定位技术进行了处理，我们可以像走在街道上一样去漫游这些博物馆。

而且谷歌还拍摄了很多自然环境，它建立了一个探险平台。例如，当地理课上讲到南美洲著名的伊瓜苏瀑布的时候，可以把手机作为屏幕，戴在头上，进入这个平台，这时手机就相当于一个VR眼镜，随着头部的转动可以看到整个瀑布。谷歌作为第三方提供的这类服务，其实也是在为学习者提供场馆资源。并且，它不只是一个资源，当我们把实际场景数字化以后，等于为学习者创建了一个学习环境，让学习可以身临其境地发生。

总的来说，场馆作为学习资源的“供给侧”，这些年来从藏品的数字化到用户端体验的丰富、提升，都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为今天的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学习资源。

魏宁：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感觉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下场馆能提供的数字化资源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丰富。作为教师，应该主动去关注和本学科教学相关联的场馆以及它们所提供的数字化资源，看看能否利用这些工具助力学生的学习。而且，我相信学生一定会喜欢这些学习工具的。

很高兴今天能和鲍教授一起深度探讨场馆学习这个话题，也相信场馆学习在未来一定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

鲍贤清：也感谢杂志，让我们能一起分享有关场馆学习的话题，最后，祝愿场馆学习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好，为教育提供更大的助力。

本文作者：

文章刊登于《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24年第08期

引用请注明参考文献：

鲍贤清，魏宁.漫谈场馆学习：观念、技术与方法[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24（0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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