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一个团投降日伪军，陈毅知道后笑称他们是孙猴子

革命时代，在隐蔽战线，单人或者几个人打入敌人内部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也是我党最为高效的情报收集方式。但是以一整个团潜伏到敌人内部的事却只有一例。

1943年初，一支由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领导的抗日武装，以整个团的兵力奉命诈降潜伏在日伪军内部整整167天，完成任务后又全须全尾的回到根据地，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木马计。”

1942年底，大汉奸汪精卫秉承日寇的旨意，以“清乡委员长”的名义，颁发了《民国三十二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限令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自1943年4月1日起，对我苏中四分区（今南通市的如东、南通、启东、海门)进行“清乡”。随后，日伪调动15000余军警宪特麇集南通，妄图在6个月内彻底“伪化”我苏中四分区，进而摧毁我党领导的整个苏中乃至华中抗日根据地。

这次“清乡”名义上是汪伪政权主导，实则是由日寇在背后操纵，而负责实施的则是汪伪政权的“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和“76号南通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

张北生是南通人，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嘉定县县长，后来投靠了汪伪政权，虽然名义上是汪伪政权的官员，实则他背后的靠山是臭名昭著的“梅机关。”

而姜颂平的经历就更复杂了，他也是南通人，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叛变加入中统，汪伪政权成立后又被李士群收编，成了76号的特务。

这两个人都是苏中地区的地头蛇，背景各不相同，为了争宠，都立即利用亲朋古旧的关系，妄想诱使苏中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参加他们发起的所谓“和平运动。”

他们二人的图谋很快便被新四军侦知。消息送到苏中第四军分区，苏中地委书记姬鹏飞找来军分区司令员陶勇商议对策。

姬鹏飞说道： “他们拉拢地方武装，不管有没有用都很容易造成我们内部上下猜忌，人人自危，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们不如将计就计，选派一支可靠的部队诈降，然后在敌人内部搅风搅雨？”

陶勇赞同他的想法，并且进一步补充道： “选派的这支部队除了要可靠，对他们的驻地也有很高的要求。如今在通海驻扎的是我们军分区下属的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通海北边是南通市南边是长江，是沟通大江南北的通道。这两支队伍要想守住通海非常困难，与其等着失守，不如把这两个团合并为一个团，然后诈降打入日伪内部，等形势好转后再回来，以便我们始终控制这个地区。”

派遣一整个团诈降，这在我军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兹此事大，第四军分区将情况汇报给新四军军部。

听了他们大胆的计划，又鉴于自皖南事变后以新四军孱弱的实力不足以与清乡的日伪军硬抗，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姬鹏飞和陶勇的计划。

姬鹏飞二人将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并为一个团，由于对敌斗争的主场主要在通海地区，故而任命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为合并后的新团长，部队以“汤团”代称，任命原崇明警卫团团长沈鼎立为副团长，从军分区派遣顾复生为汤团政委。

汤景延是如皋人，性格直爽，擅长交际，1924年加入过国民党，后来因为不满老蒋“清党”被开除党籍。抗战爆发后，参加过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杂牌军，当过少校副团长。1940年，新四军在黄桥开辟根据地，看不惯国民党内部的作风汤景延放弃高官厚禄，携带家人投奔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沈鼎立是崇明人，他的兄长沈鼎法是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他的兄长拉上他联合同志茅珵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也因此他的父亲遭到日伪军杀害，他性格冷静，见识广博，具有丰富的带兵经验。

顾复生是青浦人，与陈云是老乡，在后者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具有丰富的隐蔽战线工作经验，他党性强，性格沉稳，为人正派，深得汤景延和沈鼎立的敬重。

了解三人的情况后，新四军军长陈毅非常满意，风趣地说道： “他们就是孙猴子，要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闹个天翻地覆。”

1943年3月，汤景延通过社会关系向姜颂平表达了想投降的意愿，后者让他约时间面谈。为了取信于敌，汤景延亲自前往南通城找姜颂平面谈。特务出身的姜颂平疑心病很重，他直接问道： “当初你放弃高官厚禄投奔新四军，可见新四军待你不薄，你如今怎么又想着投降呢？”

汤景延则回答： “清乡在即，继续抗战前途渺茫，我必须得为手底下的兄弟们谋一条出路。”

姜颂平听完这话，收起了怀疑，开始聊起了具体的投降计划。汤景延的条件只有一个，尊奉汪伪旗号，但不移动防区，不接受改编，姜颂平满口答应。

接着，汤景延装着遇见知己的样子，说： “早闻站长豪爽义气。果然名不虚传。为报答站长指点迷津，我准备把茅理抓起来，把他的部队拉过来一起参加和平运动，你看好不好？”

姜颂平一听，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对汤景延说了许多安抚的话。最后，要求汤景延于4月10日率部“反正”。

回到驻地，汤景延迅速向苏中地委汇报了与姜颂平接洽的情况。地委考虑，日伪军清乡刚刚开始，汤团如果过早地穿起伪军服，势必会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于是指示汤景延，敷衍姜颂平，能拖多久则拖多久。

隔了几天，汤景延派人对姜颂平说： “准备工作很多，又不能公开进行，原定10日反正，无论如何来不及，倘若鲁莽行动，难免坏事，请站长宽限数日。”姜颂平一想也不无道理，同意汤景延于13日把部队拉出。

转眼又到限期，汤景延再次亲往南通城，借口解决崇明警卫团的事还未组织好，要求姜颂平再予缓期。

姜颂平心生疑虑，又不便发作，于是想出一计，他请来日军小林师团情报科长高木来宴请汤景延。

酒过三巡，姜颂平故作醉态，对汤景延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两次失约，叫我在友邦面前怎样交待？”并声色俱厉地说： “你参加和运到底有没有诚意？如果没有，我放你回去，让我们硬碰硬地来干！”

汤景延早就看穿这出红脸黑脸的把戏，他镇静自若，倾诉起“苦衷”：“我的部队抗战多年，要把官兵动员到和运战线上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茅珵生性狡猾，最近对我猜忌加深，稍有不慎，就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唱双簧的高木忙出来打圆场。

第二天早上，姜颂平装作后悔的样子对汤景延说： “昨晚酒后失言，不要见怪。”又要求汤景延明天晚上一定要把部队拉出来！

汤景延知道，此事无法再拖下去了。

14日下午，汤团开始了紧张的动员。对团内的党员提出： “变换斗争方式，坚持原地斗争。”对普通士兵则提出： “变换斗争方式，保住团体，保卫家乡。”

不明真相的干部、战士一听要投敌，无不震惊，许多人失声痛哭，有的当场要求请长假回家。当夜，就有三四个战士不辞而别。

面对这种情况，汤景延、顾复生、沈鼎立百感交集，当即决定，把真实意图告诉38名党员。接着，沈又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痛诉自己的家史和个人身世，启发大家明白团领导的意图：目前敌我斗争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暂时穿起伪军服，只是变换斗争形式，为了保存团体实力。大家知道了领导的良苦用心，情绪渐趋稳定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 “汤团”在15日开始了“投敌”行动。

凌晨，浓雾笼罩的海门县桃源、震蒙两乡交界处，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

半小时后，汤景延打电话向姜颂平报告： “沈鼎立带崇明警卫团一部前来集结，被茅珵和沈鼎法阻拦，他们带一个连追上来，双方发生战斗。茅等逃向西北方向，我们正在追击中。”

姜厉声道： “不要让他们跑了！”

天黑之后，沉睡中的姜灶港又响起了枪声。汤景延下令枪毙了几个在押待毙的地痞流氓，然后，又一次拨通了姜颂平的电话： “我们在姜灶港追上了茅珵所带的一个连，经过激战，毙伤10余人，缴获一部分枪械。可惜让茅珵、沈鼎法逃走了。”

姜颂平听说未抓到茅理，不免失望，但想到汤景延终于拉出了部队，他比张北生手上多了一张牌，又暗自得意起来。他在电话中对汤勉慰有加：

“汤团长，你为清乡立了头功，可喜可贺呀！”

汤团“投敌”后，苏中第四军分区假戏真做，发出了讨逆布告，号召军民打击“叛变投敌”的汤景延部队。日伪头目则指使手下报纸唱对台戏，编出“欢迎汤、沈团长反正”的特刊，吹嘘这是清乡必胜的先兆。

穿上伪军服后，汤团换上了“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的番号，团部移驻茅镇，部队分驻茅镇、姜灶港、张芝山一带。这样，汤团实际控制的地区从过去的南（通）、海（门）公路以北一带向南扩展到长江边。

但由于姜颂平对汤团此次投诚抱有戒心，江边的几个港口仍不准汤团涉足。

4月下旬的一天。汤景延根据与顾复生密商的计划，带着一堆礼品，驱车送到南通城姜颂平宅上。一番客套话之后，汤景延开始念苦经： “部队发的薪饷太少，给养难以为继。我自己家里人口多，开销太大，入不敷出。”

姜颂平以为他是来要钱的，装作发愁的样子，说： “姜某十分同情兄弟们的困难，但是清乡经费严重不足，我也爱莫能助。”

汤景延说道： “我今天来，并不是向站长伸手要钱，只是恳请允许我自己挣点钱，我想开个商行，在港口做点生意。”

见对方不吭声，汤景延又说道： “如今是特工治天下，只要站长肯让我借用你这块金字招牌，就算合股，具体的事并不用站长操心。生意赚了钱，与你分成；亏了，算我的。”

当时，汪伪政府正在苏、浙、皖和上海、南京两市实行《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时条例》，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但是，私下里日伪部队兼营商业甚至贩卖军用品以牟取暴利的现象，实在是司空见惯。

姜颂平正苦于捞钱的路子太少，送上门的钱财岂有不要之理。可他又怕出事，想了想，问： “你想做些什么生意呢？”

见姜颂平松了口，汤景延说： “我想主要经营粮食、猪羊、禽类、八鲜、蔬菜等过载生意，决不会做惹事的生意，你尽管放心。”

汤景延先前已经和顾复生商量过，经营过载生意，成交量大，进出商人频繁，不仅便于偷梁换柱，夹运军火、药品等根据地急需的物资，而且，也便于我方人员混杂在商人中进出港口与汤团团部。

姜颂平的心思被汤景延道破，忙掩饰道： “不是我不放心，万一给张北生抓住把柄，他是要借题做文章的。”

说完，为了显示自己丝毫不怕张北生的气势，他答应了汤景延的提议。

回到茅镇，汤景延紧锣密鼓，挂起了“协记公行”的招牌，自任总经理，聘顾复生为账房先生、党员陆飞鹫为协理，并在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设立了分行，分别委派可靠的人当分行经理。

分行中，青龙港地处交通要冲，商业较发达，但港口日伪机关密布，敌人耳目甚多。因此，该行在生意之外，主要任务是搜集日伪情报。牛洪港地处偏僻，过去群众基础好，所以，该行以生意为掩护，侧重承担我地下运输和人员往来接待任务。两港之间的宋季港分行任务，则是见机行事，以分散日伪注意力。

开业不久，汤景延即让人给姜颂平送去一笔现款。姜颂平笑眯眯地收下，说： “带个信给汤团长，生意上若遇到麻烦事，直接给我打电话。”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伪煞费苦心经营的封锁线，已经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被汤团捅开了一个大豁口。

5月3日，汤景延正与刚结交的换贴兄弟、当地伪军头目陈浩天等人应酬，套取情报，姜颂平忽然打来电话，洋洋自得地告诉他： “省主席李士群决定召见、嘉奖你，要我和你立即赶到苏州。”

李士群手里虽然掌握着76号，但这只是特务组织，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仍然不够看，日本人也只是把他当成一条用来咬人的恶犬，严格限制他扩充76号的实力。但是这年头枪杆子才是最硬的，为了掌握枪杆子，他不得不另辟蹊径，拉拢汤景延这种刚投奔过来，在汪伪政权没有根脚依靠的地方武装，以此来作为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

孰料盯上汤景延的不止李士群一个人。

就在李士群召见拉拢汤景延的同时，张北生和日寇小林师团长也赶到了苏州，想和李士群争夺汤团。

小林派出井上参谋和梅机关特工华海做代表，找到李士群说： “小林师团长有个意见，清乡区内一切武装应统归清乡公署指挥，否则，会妨碍清乡事务的正常进行。”

李士群一听，气得半死，不无讽刺地说： “新四军的部队多得很，有本事就去拉，何必盯着特工这点家当。”

“李主席，清乡条例你是知道的，日方负责军事，中方负责政治。”华海阴险地加重了语气： “特工企图自拥武装，有何必要，有何打算，能否见告？”

李士群听出华海话暗藏杀机，顿时没了气势，几乎用乞求的语气说： “能否请小林师团长拨冗商谈，从长计议？”

经过几轮交涉，奴才终于斗不过主子。李士群不吐出了到嘴的肥肉，向小林和张北生让步。

李士群让步了，身为手下的姜颂平犹如一只斗败的公鸡，回到南通，一连几天闭门不出。汤景延则借机在暗中着意宣扬苏州之行。伪军伪警大小头目见小林师团长如此垂青汤团，对汤景延也刮目相看，纷纷前来巴结。

汤景延对有点身份的人以换帖的办法，结为兄弟，对那些只有一二十条枪的，则收编到汤团名下，发出委任令，划出防区，以扩大自己的外围力量。

与此同时，老奸巨猾的张北生只做了一件事：下令以“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取代“外勤警卫团”番号，委汤景延为教导队大队长。此后再无下文。

平静中往往蕴藏着风暴，汤景延对此十分清醒。

果然不出汤景延所料，不久后，张北生派人送来了一纸命令：要教导大队于5月20日集中到茅镇验枪，听候点编。

验枪是缴枪的惯用手法。一声口令“枪放下！向后转！开步走！”整团整营的武器就被人缴去。没有武器的士兵，只能束手就缚。张北生想出要汤团验枪的主意后，颇为得意。他早已作好打算：如果汤景延不敢来，就是心中有鬼，马上以抗命的罪名，武装缴枪。

汤景延接到命令后，忙叫警卫请来沈鼎立。

“老沈，你看，张北生到底安的什么心？”

“不久前，启东陆洲肪部就是中了敌人验枪的圈套，部队被缴械，还死了十多人。我们不能不防。”

“如今一时半会儿也不好请示上级，我们要尽快拿定主意。”

二人反复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接受点验有危险；不接受又会给张北生以口实，加重他的怀疑。两者权衡一番之后，决定还是沉住气，接受点验，接着，二人又讨论了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和应变措施。

点验当日，张北生派来了清乡公署保安处一陈姓科长和几个参谋，外带一支短枪队。下车伊始，他们就软禁了汤景延，而后，命令部队到海门公园点验。当时，不少老百姓前往围观， “协记公行”的十几个伙计也身藏短枪，夹在人群中，以防不测。

汤景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监视他的敌人虚与委蛇。公园里，全团官兵在副团长沈鼎立指挥下，秩序井然，列队欢迎伪军官。一见这阵势，平日在公署里居于人下的几个伪军官好生高兴。他们按程序逐连点验后，又发表了一通例行训话，对“汤团”的合作表示满意，对交点的人员和武器笃信不疑。他们根本不知道，一部分精良武器早被打了埋伏。

点验结束，汤团干部、战士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此时不会知道，老谋深算的张北生早已设下了另一圈套。

21日，保安处陈科长按张事先的部署，诡称刚刚接到清乡公署命令，限汤团22日必须赶到南通城集训。

这无疑是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但对于张北生究竟是想搞掉汤团，还是想伪化汤团，汤景延和沈鼎立心中也没底。两人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觉得党交办任务尚未完成，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不能退，也无法退，只有冒险往前闯。

次日天刚放亮，汤团就被迫上了路。战士们普遍不满、担心，磨磨蹭蹭，一步三挨地往前挪。

中午时分，队伍走到川港镇，正巧碰上了从地委开会回来的顾复生。因为汤景延周围有敌人监视，顾复生只匆匆与沈鼎立交换了一下意见。

顾复生说： “你们的决策是对的，别无选择。但此去风险浪恶，一定要灵活应变，始终掌握部队领导权。”又叮嘱沈到南通后，立即派人与他联系。

沈鼎立则都动情地说： “万一我们回不来，党要告白天下，替我们洗掉汉奸的罪名，让我们九泉之下瞑目。”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顾复生在乡下引颈盼望汤、沈派人联系，可四五天过去了，仍无音讯。顾只得派出自己的特务员进城寻找，谁知特务员又一去不回，失踪了。顾复生无形中又增添了几分焦虑。直到后来重新与汤团取得联系，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原来，汤团一进入南通城，就失去行动自由。部队奉命进驻段家坝女子师范学校，日伪军驻扎四周，把汤团铁桶般地围在里头。沈鼎立试了几次，都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为了伪化汤团，张北生颁布了三条训令：一是军官与士兵分开训练；二是不准带武器，一律徒手受训；三是军训教官由清乡公署派人担任。

针对张北生的三条训令，汤景延、沈鼎立进行了秘密的反击。

沈鼎立在崇明时，曾结识过一个叫徐渭樵的国民党杂牌军副总队长，并两次搭救过此人性命。此时，徐渭樵正失意闲居南通城。而他与集训汤团的教育长刘秉正是同学，交情甚厚。

沈鼎立找到徐渭樵，请他打通刘秉正的关节，保荐自己担任士兵训练队的教官，并答应事成后，为他在汤团谋个职务。

徐渭樵对沈鼎立本来就感恩戴德，况且又事关切身利益，自是用心去办。沈鼎立谋得少校教官后，又设法使汤团文书叶建华免训，专门看管武器。这样，一旦情况有异，也可争取主动。

汤景延则充分施展交际特长，三天两头请南通城的日寇联络官和伪南通保安处长等人吃酒、打牌，给他们送钱、送礼。又笼络几位有交情的上海商人，请他们到张北生处说情，以消除张对汤团的疑心。

另一头，通海地区自汤团调离以后，游击队突然活跃起来，三天内就摧垮了各乡的伪政权，撬掉了门牌，烧毁了户口册，还到据点里打开了日本人的一所洋行，缴获伪币6万元、短枪两支，打得日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那些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特工，此时全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纷纷向姜颂平告状：汤团是特工的部队，为什么让清乡公署改编，拉到南通去？弄得我们工作都无法进行。

这些话犹如火上浇油，姜颂平越想越气。汤景延掌握了这些情报后，乘机从中挑动，对姜颂平说： “张北生有什么能力领导我们？站长在苏州没替我们争一争，可不能再丢下我们不管了。”

回过头来，汤景延又对张北生说： “部队归主任领导，我是求之不得。别看姜颂平至今还缠着我，我不会听他的。”

二人听了汤景延表忠心的话，明争暗斗更加激烈。张北生为了压住姜颂平，笼络住汤景延，对汤团的刁难有所收敛，戒备渐趋放松。

在此基础上，汤团领导人又针对张北生借集训企图伪化汤团的阴谋，展开反击。在党内秘密开展了“反伪化，防腐化”的教育，要求党员经受考验，团结非党同志共渡难关。对党外干部，由汤直接训话，反复提醒大家：参加和运，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战士，则由沈利用巡查、上课等机会，进行控制与教育，及时堵住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缺口。

与汤团上下一致的情形正好相反，此时张北生、姜颂平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对汤团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状态。7月底，在姜颂平的鼓动下，李士群在苏州再次召见汤景延，委任汤景延为汪伪政权中央调查部少将专员，并指令姜每月发汤团津贴伪币数万元。

张北生见姜颂平、李士群重新插手汤团，心中十分不快，但他不露声色，悄悄在背后谋划将汤等军官调出汤团，以便由他彻底控制这支部队。

他的图谋很快便为交游广阔的汤景延获悉。

汤景延找到姜颂平，忿忿地说： “李省长讲过，特工在苏北要以我这支部队作为发展基础，现在别人要把我挤出部队，你不能不问哪。”转而又加重语气： “这样搞下去，特工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姜颂平被说中心事，也气呼呼地说： “都是张北生搞的鬼，你去找他谈。李省长这头，我去禀告。”

离开姜颂平住所，汤直奔清乡公署，见着张北生。劈头盖脸就问道： “听说主任要把我们几个军官调出部队，可有此事？”

张北生眼珠一转，说道： “是这么回事，最近正好有个县长位子空缺，我想向上面推荐你。你不但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也是难得的治政干才。”

汤景延见他耍滑头，不无嘲讽地说： “我不过是一介武夫，主任荐我治政，不怕误事？”

未等张再辩解，又正色道： “主任不信任我，尽可以缴我的枪，何必来这一套！我的队伍集合在那里，你派人去好了。不过，请主任考虑，我们几个军官与士兵生死相依多年，结下各种关系，你另派人去，三天内能否留住一半人马？”

张北生被揭穿老底，感到十分尴尬，急忙推卸责任： “这都是姜颂平的意见。”

在汤景延的质问下，张北生的阴谋再一次被粉碎。不过精于算计的张北生又怎么会就此善罢甘休呢？

8月20日，汤团接到日寇驻南通指挥官安藤和张北生的命令：结束集训，归日寇山本大队长节制，配合日寇驻防刘桥、石港、季家灶、骑岸镇、金西、金沙、金余、东社、三余各据点。

下达这道命令，张北生是真动了脑筋的。他的用心是来个一箭双雕：一是借联防之名，分割、监视汤团部队。整个防线长达百里，大半据点都驻有日寇。汤团团部驻扎的金沙镇，除四周驻有伪特工站、伪水警队、伪保安队、伪教导一大队外，西北角还有日宪兵队的一个碉堡。而团部只允许配带一个直属队（两个排）。二是把汤团调离原驻防地区，送到交火地带，如果新四军有军事行动，首先受损失的将是汤团。

对于张北生的阴谋，汤景延、沈鼎立洞若观火。他们分析了根据地反清乡斗争的形势，权衡了驻扎交火线的利弊后，决定将计就计，利用与日伪军联防的机会，搅乱敌人的清乡行动，配合抗日寇民的反清乡斗争。

于是，汤景延一面向上级报告了面临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一面和沈鼎立研究并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由沈鼎立以巡视防务的名义，随时掌握基层动态；每三点设一联络网，确保部队分而不散。二是对各处联防的日寇表面上采取合作态度，以解除其疑心。三是对军警宪特大小头目，由汤景延出面巩固旧关系，发展新关系。四是由了解实情的党员干部出面，以保住团体实力的名义，对战士秘密传达下乡时的行动要领：响枪开路，避免交火，吃饭站队慢慢拖。

某天夜里，驻守三余镇据点的日寇得到密报：偷袭伪区公所的三余游击队，正隐蔽在某乱坟场休整。

于是，日寇通知汤团二中队立即出发，前往“围剿”。日寇头目汲取以往的教训，一再告诫：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地下党员、排长刘剑华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再不报个信，后果不堪设想。”

忽然，前方不远处窜出一条狗，他灵机一动，咋呼一声： “有新四军，快趴下！”话音未落，已“啪啪”打出两枪。

日寇头目从后边赶上问： “为什么的开枪？”

“报告太君，发现新四军。”

日寇头目吓了一跳，连忙蹲下，仔细察看。待看到一条狗窜进了芦苇丛时，气得大骂八格牙路。

清脆的枪声早已惊动了游击队，等到日寇带着二中队围住那块乱坟场时，连游击队的人影也未看到。日寇头目命令二中队站队，一连扇了刘剑华10多个耳光。刘剑华虽被打了耳光，但心里却为游击队脱险而庆幸。

在抗日寇民的顽强反击和汤团的密切配合下，日伪的清乡力度早已成强弩之末。在汪伪政权清乡人员中流传着一首打油诗： “清乡无把握，生死不可卜。大家捞一票，赶快出苏北。”而面对失败，日伪军之间非但没有同心戮力，反而互相攻讦，推卸责任。内讧中，李土群于9月9日被汪伪高官周佛海和日寇上海宪兵司令部特工科长冈村等人毒死，整个76号奉令停止一切活动，听候改编。南通城内如临大敌，日寇架起机枪，把所有特工，连同姜颂平等都赶到公园扣押起来，以防止叛乱。

9月中旬的一天，顾复生奉命来到四分区驻地，向姬鹏飞、陶勇、钟民、陈伟达等领导同志汇报汤团打入伪军的情况。听完汇报，地委副书记钟民说： “汤团钻进敌人心脏5个多月，应付了各种复杂的情况，始终未暴露，未被敌人改编、伪化，这很不简单。”

司令员陶勇兴奋地说： “我们的反清乡已经胜利在望，汤团已无必要再潜伏下去，可以让他们回娘家啦。”

公安局长陈伟达接过话头说： “日伪把汤团布置在清乡第一线，这对汤团回归是有利的。我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顾复生补充说： “汤、沈团长也迫切希望早点行动。他们担心部队分散驻防，与日伪杂处，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

一直在认真倾听讨论的地委书记姬鹏飞，见大家把目光转向他，深思熟虑地说：“汤团回归时间可放在本月下旬，要确保万无一失。军事上可考虑由南通县警卫团和当地游击队接应，请陶勇同志考虑方案。”

陶勇快人快语，思忖片刻就立即给出了方案： “我看可以兵分两路：一路由梁灵光、周一峰、殷逸和陈伟达带人，配合东线金沙到三余的暴动；出来后，到二鸾附近的杨家园集合。另一路由韩念龙等带人，配合西线刘桥、石港等处暴动，到汤家园大王庙集中。”

25日，顾复生返回金沙镇，向汤景延和沈鼎立传达了上级的决定：日伪清乡败局已定，为了再给其沉重一击，命汤团27日夜全线暴动，返回根据地。

二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第二天上午，汤景延赶到南通城，对张北生说： “我现在有三个公馆，开销实在太大。我准备把家人一起搬到金沙去住。”张北生不知是计，说了几句玩笑话，点头答应了。

随后，汤景延又去对姜颂平说： “李主席在世的时候，特别要求特工要注意武装工作，这话我从未敢忘。现在我准备把家眷搬到金沙去住，这样，我自己也可少分心，多接近部队。”姜颂平也点头表示同意。

经过四处活动，汤景延将家眷顺利接出，转移到金沙镇。但天公不作美，从26日傍晚起，一连下了两天大雨，部队无法联系，暴动时间被迫推延。

28日晚，风雨刚停歇，汤景延、顾复生、沈鼎立就秘密碰头，紧急研究决定：29日晚12时，全团统一暴动。由顾联系南通警卫团，汤、沈和副官谢仲康分头在党内传达党组织的决定。

29日上午，按照事先的计划，巧妙地将汤景延、沈鼎立两家的家眷接出金沙镇。汤、沈家眷离开金沙，走到半路，就被预先等候的我新四军的短枪队接回了根据地。

晚上，汤景延在团部摆酒宴客。伪特工组长翟光耀一请即到。日本宪兵则屡邀不至。酒酣饭饱后，汤又请客人搓麻将，抽大烟，说： “太太们都出去了，我落个清静，今晚痛痛快快玩一玩。”

9点钟光景，宪兵队突然打电话给汤： “外面狗咬得厉害，要注意。”

汤景延说： “太君放心，我这里没事，要不要派人给太君增防？”

“不要！”鬼子一口拒绝了。

10点左右，镇里突然响起几声枪响。宪兵队又来电话； “外面情况紧张，不可大意。”

“这是新四军骚扰，我马上加强防务。”汤景延放下话筒，问翟光耀： “你们防守的碉堡，有没有把握？”

翟说： “把握不大。”

汤景延随即派人带20名战士赶去增防。那些特工平日只知鱼肉百姓，今晚有情况，见有人来替他们站岗打仗，真是求之不得，乐得丢下枪去睡觉。

于是， “汤团”增防的战士分别占据碉堡上下，待时而动。

晚上12时，汤景延突然把烟具一摔，指着翟光耀的鼻子骂道： “你的死期到了！”

翟以为汤醉了，连声说： “老汤，别误会，别误会。”

“误会？老子是新四军，今天抓的就是你！”

翟见状不妙，慌忙摸枪。说时迟，那时快，汤的警卫抢先将翟击毙。

日本宪兵队听到枪声，打电话问汤怎么回事。汤沉着回答： “卫兵手枪走火。”

这时，团部内外，碉堡上下，到处短兵相接，当场击毙6名特工，缴获30余支步枪、一挺机枪。随后，在南通警卫团接应、掩护下，汤团团部胜利地撤出了金沙镇。

与此同时，其他点上的汤团部队，也在新四军部队接应下，顺利地撤出，并摧毁了石港、季家灶伪区公所，捣毁了金余碉堡。

汤团以600余人，打入伪军内部，度过了不平常的167个日日夜夜，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随后， “汤团”在东台县休整了两个多月，于1944年初，改编为新四军“联抗”二团，汤景延为联抗副司令，顾复生为政治处主任，沈鼎立为二团团长。

顺利回归后，就连延安的《解放日报》也专门报道了汤团奉命潜伏又脱困而出的事迹。#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