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规模降薪潮来临，铁饭碗也要不香了？

曾经的铁饭碗，铁还是那么铁，但这碗饭，可能也没那么香了。

早在去年，各地就接二连三传出事业单位员工被降薪或取消福利。到今天，扬州、上海等地近期再度传出因为财政补贴减少，导致退休教师、医生等事业单位员工收入严重下降，引发人们热议。

传统上的教师和医生，尤其是在一线城市，这些职位都是大热门，年轻人到今天挤破脑袋也想进去，但随着地方债务和房地产下行的影响，迟来的降本增效，也开始波及到这部分群体。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老师，有老师现在拿到的薪资和2018年相比减少了一大截，从几十万年薪到现在二十万年薪不到，绩效工资停发，薪水也被削减三成。

过去，在房地产增长最快的那几年，也是地方增长最快的那几年，资产价格带动地皮上涨，地方也因此拥有巨额收入，在那个年代，医生教师也很容易享受到这波时代带来的红利。

但现在，随着房地产的下行，地方土地出让金大减之下，连带着，他们也为此承担代价。

这场降薪潮一定不是从一线城市开始的，但一线城市却是最容易受到关注的。

根据21世纪经济报的报道，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8月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和夜班费降幅高达50%，多位医务人员及相关专家分析，近年来医院亏损是导致医生降薪的主要原因。

过去医院和学校更多依赖财政的补贴，而不是靠市场盈利，但现在随着财政的形势进一步加剧，不仅仅是医院，学校也要更多考虑降本增效来度过眼下的难关。

除了在职人员的薪资绩效减少，降薪潮还波及到了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广州一位网友分享称，他母亲是当地某高校退休教师，每月退休金约8000元，最近接到学校退休办公室通知，退休金8000元降至4500元，而9000元退休金也被降至5000元。

面对不断下降的薪水，还有一些单位员工选择提前退休，因为这样退休金不会减少。

但即便面对降薪潮，年轻人对考公的热度依然未曾减弱半分，究其根源，还在于宏观经济下的民营体系就业形势，可能更不好过。

在灵活就业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很多人的工作变得更加不确定性，人们对铁饭碗的稳定向往自然也就更高。

到今年，预计考公人数将超过291万，这是报名考公人数首次超过290万，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考公的平均竞争比也来到了66:1，也高于去年的60:1。

而在2021年，报名考公的人数也才仅仅只有150万，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考公报名人数增长接近两倍，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也从侧面印证了，年轻人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即不确定性越来越高，考公追求稳定的铁饭碗，成了常态，哪怕这铁饭碗不那么香了，但相对来说依然是最优选择。

地方上的财政压力，是降薪的主要原因。

地方因为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减少之下，负资产情况严重，减薪几乎都难以弥补庞大的漏洞。

去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公务员约700万，参公人员约1300万，事业编制约3100万，临时工约4000万，合计超过8000万人，另外还有退休人员3000万左右。

8000万加上3000万，这个数字就是1.1亿人，而我国的总人口在14亿人左右，这1.1亿人的降薪或涨薪，本质上就取决于财政的充盈与否。

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大减，降薪也似乎成为了一个必然。

一线城市况且如此，而那些经济较差的三四五线城市，情况只会更为恶化。

这其中，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传统的土地资源已经不再能够为地方注入更多现金流来源的时候，人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

一个人在当地就业、消费、乃至娶妻生子，往往也意味着为当地贡献GDP和税收。

但随着我国人口自2022年开始首次减少以来（实际人口减少比社科院在2019年1月3日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的预测早了五年），人的流动，不仅仅决定着当地的经济，也决定着当地铁饭碗到底有多“香”。

不仅仅是在职的事业单位员工，就连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未来也会随着当地实际人口的变化而变化。

在人口决定经济上层建筑，又孕育下层在职退休群体的时候，催生更像是一个宏观上的总体目标，但具体到各个地方细分来看，它们所能够做的，也不尽然相同。

以辽宁本溪为例，户籍人口数量在2000年到2016年间从157.1万人减少到149.9万人，其中，18-3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从2010年36.2万人减少到2016年的30.9万人，是所有年龄段中下滑幅度最大的。

到了2015年，本溪全年的财政收入仅为此前一年的40%，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更不用说仅仅只是降薪了。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的研究也显示，十年间我国654个城市中有180个城市正在经历人口流失，而我国人口数量降幅最大的省份黑龙江从2010年到2017年一共减少了42.3万人，-0.41%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在当时也是全国最低。

这也直接导致黑龙江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养老金亏空的省份。

说到底，降薪这件事关乎到的还是人们自身的利益，但当收入来源大幅下降的时候，降薪更像是市场体系下的必然行为。

从1994年分税制开始，土地出让金被划为地方财政收入。出售土地，来获得收入的模式，成为了许多城市的发展路径。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7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5.21万亿元，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近5.8万亿，但即便如此，也同比下降了13.2%。

仅仅是2017年，地方卖地收入与不含补助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的比例就达到了57.25%，因此土地出让金，一直以来都是地方收入来源的大头之一。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传浩在《土地制度兴衰探源》一书中写道，“随着征地拆迁成本的逐渐增加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逐年上升，地方通过土地出让金获得的净收益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土地金融和地方债取代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土地财政。地方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隐患。现有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持续。”

随着土地财政的难以持续，精简人员或许会是未来的一大主流，这既是无奈之举，事实上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

当土地、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再像往常一样带来足够的收益时，地方要想获得发展，自然就只能引进人口。

但引进人口本身也需要付出代价，2018年各个城市的抢人大战，本质上还是一二线城市之间的竞争，对那些三四五线城市来说，他们所能够做的，其实并不多。

随着城市收益的不断下降，未来这些三四线城市的事业单位人员，恐怕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大层面上的适应，适应降薪、甚至是适应铁饭碗不再铁。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