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青新书，一场东方美学的精神洗礼

◆戴维

第一次翻开徐青博士的新书，就被她的标题和目录深深吸引了，这是一本有信仰有灵魂的作品，对于当今的社会氛围而言太需要了。梁漱溟说过，近代中国缺少信仰，徐青博士的新书以梁漱溟开篇，无疑是带领着我们真真切切的走进的梁漱溟的精神世界，重新拾起了属于东方文明所独有的文化气质。从《中国文化要义》到“理性至上主义”，到河上肇的《贫乏论》，到超越中国的亚洲构想，我们一次次在徐青的描写中被梁漱溟的大胆创新所折服与膜拜。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曾经说过，我在梁漱溟的身上看到了甘地的影子。学者Guy S.Alitto也在1979年写作《最后的儒家》，用一本书的篇幅来盛赞梁漱溟，这个最早在中国实践“三农问题”的学者，是近代东方文明典型的代表人物，也是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华夏民族的良心。

初次认识徐青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记忆深刻，她一身旗袍散发着东方女性的优雅与神韵，向我提问了关于和歌的季语问题，治学态度让我想起了张爱玲。而事实上，张爱玲也是徐青的新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和以往的张爱玲研究不同，徐青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张爱玲的文学与人生。她对于张爱玲的总结就是“冷静的知性”，并从张爱玲的日本译介的独特角度，谈到了东亚同文书院的若江得行对于张爱玲倾慕，以及室伏克拉拉对《烬余录》的翻译，东京大学藤井三省对于《洋人看京剧及其他》《封锁》《到底是上海人》的翻译，迹见学园女子大学池上贞子对于《倾城之恋》《留情》《金锁记》的翻译，樱美林大学南云智对于《色戒》的翻译。

《日本文化的另类视野》涉猎非常广泛，有新女性主义，也有经济学；有福泽谕吉的“强时弱肉”，也有森鸥外与严本善治围绕着文学、艺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浮世绘，也有印象派；有时候甚至需要在非常时髦的新领域之间跨界，但是又非常天衣无缝的特别的契合异类视角的主题，总领全书的线索特别的清晰，对于自己认知的重构绝对是一次思潮的冲击。

谈到新书最精彩的新女性主义部分，就不得部提到日本，如果将日本的“新女性”与欧美的“新女性”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在日本，围绕女性的社会经济状况还很令人担忧，但是在短时间内，“新女性”的称呼和形象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即便那时的女子高等教育与英美相比，也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而最重要的是，1910年代初，“新女性”在日本的登场，还处于产业化的进程之中，资产阶级尚未成长成熟。作为中产阶级以上的日本女性，除了中等教育以下的教师以外，几乎没有能够实现经济独立、自立的职业机会。

日本的“新女性”的时代是短命的，与中国、韩国、新加坡、港澳台的情况相比也很特别，与这些东亚国家与地区不同的是，日本并非是被殖民国家，而是殖民国家。然而，作为全球新女性代表之一的日本“新女性”，在现实中，其存在还是很微弱的，即便在如此情况下，还是被媒体所消费，这是否体现了日本“殖民地式的近代性”的面貌呢?

徐青的新书《日本文化的另类视野》，与其说了“文学”伪装下的“学术论文”，还不如说是“学术论文”伪装下的“文学”，细腻的文笔，字里行间透露着东方文字的优雅与美学色彩。但是又不仅限于文字优美的俗套，更有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新书对梁漱溟、河上肇、张爱玲、宇野千代、柳父章、森鸥外等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评价。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新思潮、新词汇、新女性等问题的反思，并从浮世绘、工艺品、油画中发现审美价值和艺术性，分析东西方“现代”的交错。同时也在向正处于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性”，发出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协调，以及深远的审美观和价值的重要探索讯息。

读徐青的书，是需要有一点耐心的，最好找一个安静的咖啡时间。虽然不一定非要从愉快的阅读中体味到什么通透觉醒的人生哲理，但是在阅读中与作者一同思考求索，也是一种不可言语的乐趣与精神享受。（本书由东京书房出版社最新出版，亚马逊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