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中国千万别被这样的“经济砖家”给带到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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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 刘胜军

我们必须从观念上破除“投资才有价值，消费是浪费”的迂腐之见。

就消费的极端重要性而言，马克思和凯恩斯是“英雄所见略同”。

最近看了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的一篇文章“有人想让中国采取错误的经济政策，趁机赚大钱”。我被罗思义的错误主张惊出一身冷汗。

究竟是谁在误导中国经济政策，这一点必须看清楚。罗思义指出：

• 中国有部分人认为，应该接受西方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结构——大幅降低投资的比重，大幅增加消费的比重。他们试图让中国转型成一种以高消费、低投资率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宏观经济结构。如果中国这么做，无异于经济自杀。

罗思义这种“拔高投资、贬低消费”的观点，很是符合官员追求政绩的胃口。几年前，林毅夫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如果说必须放弃投资拉动，必须改为消费拉动，这是想要中国未来几年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

此类看法，不是出于对经济学的无知就是蓄意的误导。

的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高投资率”为鲜明特征的增长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基础设施奇迹”，这对经济高速增长功不可没。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长期高投资带来的是产能过剩，以及投资回报率的下滑。随着投资的持续增长，边际投资回报率递减，这是经济学中的“万有引力”。

由于多轮次的刺激政策，投资边际回报率下滑已经非常显著。贵州等地的债务压力，本质上是回报率不足以涵盖成本造成的。现阶段，继续以刺激投资来稳定经济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刘陈杰 王鹏辉（2020）

在2008年之前，中国和美国形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chimerica）模式。这一模式被次贷危机所打破。由此，中国开始了从“国际大循环为主体”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转型。

面对外部需求的下滑，中国本应通过“去产能”来恢复供求均衡，但2009-2010年却采取了“四万亿”、“振兴十大产业”的投资与产能扩张计划，加剧了产能过剩。结果，2012-2016年PPI（生产厂商出厂价格指数）出现长达54个月（4.5年）的负增长。

PPI的负增长，导致了企业的负面预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为此，中央在2015年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果断措施推动钢铁、煤炭等产业“去产能”，才促使PPI回升转正。

2020-2022年新冠疫情结束后，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疫情对各阶层收入和就业带来显著影响，导致了消费信心下滑的“疤痕效应”；另一方面，供给侧的快速恢复与需求侧的疤痕效应，形成“非对称修复”，加剧了供大于求。结果，PPI出现了新一轮负增长：2019年6月后PPI又持续23个月负增长（其中一个月是正增长）、22年10月后至今PPI依然是负增长。2023年CPI涨幅只有0.2%，已经徘徊在通缩的危险边缘。

扭转PPI指数负增长是提振企业信心的关键

2012-2016年供大于求，主要通过压缩产能来破解；当下的新一轮供大于求，出路则在于拉动消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必须从观念上破除“投资才有价值，消费是浪费”的迂腐之见。

林毅夫认为，“消费当然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的前提又是什么，都是投资。”

投资当然重要，没有任何国家不投资也能增长。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投资必须适度，否则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凯恩斯说，“消费是一种美德”。这是很深刻的道理。须知，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一环，是终极瓶颈。生产出再多的产品，没有消费都会成为卖不掉的废品。消费能力决定经济规模。1936 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

· 一则古老的寓言：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兴隆，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不能如此挥霍浪费，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贯彻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结果出乎预料，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了。

·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宏观经济学！

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始终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所困扰。马克思敏锐地发现，这样的经济危机是难以克服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向资本家倾斜，社会形成了资本家和蓝领工人的“哑铃型收入结构”；资本家把利润不断用于扩大再生产，产能不断上升；蓝领工人没有足够收入来消费，于是出现产能过剩；经济危机爆发。资本家通过大量企业破产，“把牛奶倒进下水道里”，来削除产能过剩。这一教训必须铭记。

就消费的极端重要性而言，马克思和凯恩斯是“英雄所见略同”。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开宗明义提出：

• 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在刘鹤心中，消费是与创新同等重要的“两件大事”。2014 年刘鹤撰文指出：

•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提升消费，短期靠提振消费信心，长期则需要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长期以来，中国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是经济结构的关键问题。降低储蓄率、提升消费率，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任务。中国居民消费占GDP只有40%，远低于60%的世界均值。

0代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郭于玮、鲁政委）

从短期看，预期不稳导致消费意愿下滑，是主要挑战。2020年到2023年四年间，中国家庭大约净增存款58.24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到2019年总和，且其中有80%以上为定期存款。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挑战。从当前消费信心指数来看，稳消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

低企的消费信心指数凸显“疤痕效应”

怎么办？要打破这种局面，必须以大手笔提振消费，建议中央发放10万亿规模消费券，实现消费信心的大逆转：

——消费券的大规模发放，会迅速提振消费能力

——消费的增长，会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企业状况的改善，会改善就业前景，提振消费者信心

——经济状况的改善，会推动股市上升，财富效应会进一步提振消费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从“负反馈循环”走向“正反馈循环”，社会气氛和经济面貌就会为之焕然一新。

反之，如果继续迷恋于投资刺激，只会加剧产能过剩，并导致更多无法偿还的债务，这是一条不归路。

刘胜军@余姚栖霞坑村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大历史观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

致公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

著有《下一个十年》

山东·菏泽·定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