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更半夜，北京东堂子胡同，两位戴红袖箍大爷在远处留意可疑分子

文︱郭一鸣

那天是三月二日，我到北京出差的第三天，京城的老同学请吃饭，叫我下午早点到，说附近有不少名人故居可以去走走，例如梅兰芳故居、郭沫若故居，还有宋庆龄故居也离得不远，我一听就知道吃饭地点在后海附近。大约二十年前，笔者到国家宗教局出席活动，顺道参观附近的宋庆龄故居，一间位于后海的四合院，周围柳树成荫。后来有一次参观上海的宋庆龄故居，知道宋庆龄其实更喜欢住在上海。说回那天晚上朋友请吃饭，我到达时其他人已在等候，所以没有时间到附近去逛逛，直接跨过红色木门走进老宅大院，这是一处四合院，里面东西两间厢房，朋友就在正面大厅请客。当晚新知旧雨，白酒红酒，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聊得非常痛快，不知不觉已过十点，北方人不习惯太晚休息，众人谢过热情的主人，各自回家，一位老同学开车送我回到住宿的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回到房间还不到晚上十一点，突然想起，从没有试过夜晚独自逛京城，此时不出去走走，更待何时？于是马上穿上羽绒大衣，走到金宝街，这条白天熙熙攘攘的大街，此刻车少人稀，街边的商店大多已关门。正月未过，寒气袭人，我把羽绒衣拉链拉上，享受深夜漫无目的独自在皇城根散步的乐趣。不知不觉，走到一处胡同口，名字叫“东堂子胡同”。拐弯走进去，大约不到一百米处有一个门楼，里面是一栋旧式小洋楼，感觉主人有些来头，走近才发现门旁墙上一块石牌写着“伍连德故居”，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在哈尔滨参观博物馆，其中有介绍一九一○年当地爆发鼠疫全城告急，伍连德医生临危受命到当地领导抗疫，发明“伍氏口罩”，经过那次惨烈的抗疫之后，伍连德被誉为“鼠疫斗士”。

想不到几天之后，无意之中我竟然来到伍连德在北京的故居，这实在是太巧合了。夜深人静，楼上没有灯光，我只在门外停留片刻，脑补一下这位剑桥医学博士、曾任清廷特派全权总医官、袁世凯的大总统侍从医官、民国时期全国海港检疫处首任处长当年在此出入的风采。

这时候，我发现不远有两名戴红袖箍的大爷在留意我。深更半夜，天寒地冻，一个人在胡同里东张西望，难免令人觉得行迹可疑，为免引起误会，我主动走过去向两位大爷问路：我要回金宝街香港马会会所怎么走？其中一位大爷指向前面说“一直走”。我于是一直走，快要走到胡同西出口，发现右手边一座红门红瓦灰墙的平房，门牌号“东堂子胡同75号”，门口立一块石碑“蔡元培旧居”，墙上另一块牌子写的是“蔡元培故居”，都是白底黑字，非常显眼，前者是二○一二年六月立，后者是一九八六年六月立。这位“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任教的北大校长，就是在这里度过风云岁月。

走出东堂子胡同，有一种走出时光隧道，回首已是百年身的感觉。回到酒店上网一查，才知道一条东堂子胡同，竟是半部中国近现代史。北京大学新闻网介绍：从蔡元培故居到伍连德故居，一西一东两座老宅院恰恰是两位为中国的民主与科学而奋斗、功勋卓著的先贤的故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见证。网上还介绍：“这条胡同就是一条历史文化长廊：清朝末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坐落于东堂子胡同原49号，原为清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一八六一年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清朝外务部。

总理衙门的东半部为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今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前身），西半部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这条胡同还曾排列着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名人故居……”

伍连德不仅是传奇人物，更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梁启超称誉：“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日军侵华后，伍连德在全国各地创建的卫生机构多遭破坏和废弃，他在上海的府邸也毁于炮火，被迫举家迁回出生地马来亚。从一九○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伍连德回国服务三十年，救人无数，立下丰功伟绩。一九六○年，祖籍广东台山的伍连德在临终前留下一个遗愿：把北京的旧居，东堂子胡同55号（今为东堂子胡同4-6号）捐赠给他参与创建的中华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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