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如何看待志愿军？经过分析研究，日本得出5大惊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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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1年6月25日，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年。

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田纳西州航空工程研究中心剪彩典礼上，就朝鲜战争作出重要回应：

“我们愿意参加朝鲜半岛和平解决的谈判。”

此言一出，震惊了整个世界，尤其是被美国打败不久的日本人心理更是颇为复杂。

他们想不到，曾经需要十多年时间和大量外援才击退他们的那个旧中国，在短短数年时间内，竟然变成了能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第一强的美国掰腕子的大国。

而更令日本人吃惊的还在后面，1953年7月27日，中、美、朝三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

美军总指挥克拉克无奈的表示，“我是第一个在没有战胜的协约上签字的美军司令”。

换句话说，哪怕从美国人的角度而言，初生的新中国同美国至少是打成了平手。

为何志愿军如此强大？为何新中国在短短数年时间里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的专家学者从以下几个角度如此看待志愿军和新中国。

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日本专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新中国崛起的首要原因。

西方哲学家说过：“认识是行为的先导，人的活动受认识的支配。”

这也是为什么，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权都有其主流的指导思想。

而毛泽东思想对于新中国的诞生可谓居功至伟。

纵观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以来，国人几乎做过了任何尝试。

以农民阶级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运动，维护封建利益但又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洋务运动，彻底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运动，乃至于后面的共和立国、张勋复辟、北洋宪政、民国训政……

甚至连投降主义都有人尝试过，可结果几乎都是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黑暗。

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肇始。

毛泽东思想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鲜血的革命与探索的建设中逐渐成型的，它解决了近代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

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在过去，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尝试着走出中国自己的路，但失败了。

直到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才明确了路该往哪儿走。

毛泽东思想也系统的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政治、社会主义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等问题。

正是毛泽东思想确立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力量。

在毛泽东思想确立后，中国军人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哪怕是在许多西方国家，他们也承认志愿军是世界“轻步兵的巅峰”。

朝鲜战争后，新中国迅速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大大弥补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差距。

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一般来说，迈入近代国家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是否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日本专家认为，志愿军身上就有高度的爱国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意志。

人都会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到近代以来，这种“维护”以国家形式出现，人人都会自觉维护本民族、本国家利益，以本民族、本国家为骄傲。

这便是最基础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出现的，也是通讯发展的结果。

古代中国在封建王朝的圈子里兜兜转转了二千余年，礼教成了束缚“吃人”的最佳工具。

为了防止百姓和统治者呈对立状态，统治者常常推行愚民政策，或是大搞“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那一套。

彻底使广大底层百姓成为土地上的牛马，没有思想之傀儡。

这也难怪乎鲁迅笔下会出现“麻木的中国人”；

也难怪乎“几个中国人嬉笑着看着中国人被砍头”；

难怪乎北京城根下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民会自愿为八国联军带路，去烧毁那剥削了全中国人民的、象征着清朝统治者穷奢极欲的圆明园。

可经历了近代波澜壮阔的自救史、革命史的中国人民，逐渐在内忧外患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精神——救亡图存。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猛回头》、《盛世危言》等反映了早期民族精神的书刊开始出现。

《盛世危言》当年刊印成册的扉页上的第一句话便是：“呜呼！中国其将亡也！”

毛主席晚年回忆，少年时初看到《盛世危言》里的“中国其将亡也”时便觉得心头一震，革命的种子就此埋在了他的心里。

伴随着西方先进思想流入，列强的侵略与清朝统治者的压迫，中国的民族精神逐渐诞生。

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学者系统的阐释了何为“中华民族”。

我们的中华民族不像是西方绝对的“一滴血”式的民族主义，强调血统和身份。

而是更加重视对中华悠久而灿烂的历史的认同感，对“吾国、吾民”的休戚与共的精神。

伴随着列强割走祖国的大好河山，伴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伴随着中国人民再一次走在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我们的民族精神终于完全成型。

如今人人皆知的是这五个词：爱国主义、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这五个词正是我们打败日寇、击退美帝，用短短70年时间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建设为世界第二强国的诀窍。

大家试想为何志愿军不远万里到朝鲜保家卫国？为何刚刚经历了几十年战乱的新中国要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硬碰硬”？

无他，唯爱国耳。

中国人爱好和平，在历史上有过汉唐之兴，也有明清时落后于世界乃至于近代差点亡国灭种。

为了不使亡国灭种的可能性再次发生，一个个年轻的战士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排成了长队，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志愿军为何如此强大，以“气多”战平了“钢多”，正是因为这世界上独一份的五千年厚重，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照耀在每个国人的头上。

三、中国善于发动人民战争

日本专家认为新中国极其善于发动人民战争，让敌人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

抗日战争时中国与日本国力上的差距何止十倍，但中国军民团结一致不屈不挠最终击败日寇。

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初期人员规模、装备技术、占领地域均是我军五倍以上，但淮海战场上的几十万辆小推车已经注定了国民党会失去天下。

诚然，志愿军在技术装备与后勤补给能力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相差甚远，但志愿军出战朝鲜的背后，却有全中国人民的支持。

1950年10月，毛主席向全国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

在随后的战争中我们见识到了世界第一强国美军的实力，当美军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抱怨午餐肉难吃的时候，我军战士却只能吃冰冻的土豆。

为此，不论是志愿军负责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将军，还是广大国内群众都想尽了办法。

到1951年2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就掀起了一次次为志愿军捐款捐物捐武器弹药的活动。

社会各界广泛响应祖国的号召，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通过每天加班加点，增产、回收、直接捐献奖金等方式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

豫剧名家常香玉领导其团队在国内巡演半年，将所有收入捐献给志愿军购得一架战斗机；

许多刚刚从战争中走出的群众，将宝贵的大白米拿到县政府门口说要捐献给志愿军……

短短八个月之后，全国民众为人民志愿军直接捐款的金额就达到了23154亿元，人民群众自发捐献的粮食、蔬菜、肉类、炒面等无数。

这就是人心所向。

在入朝第一战云山战役时，志愿军的秘密武器不过是4架模仿喀秋莎的国产自制火箭炮，到金城反击战时，我军却正儿八经的拥有了一个喀秋莎团。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无穷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对这句话的认识极为深刻。

这也是为什么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后期的武器装备远超前期的原因，追根到底正是广大人民的支持。

四、国防军队建设卓有成效

再伟大的思想文化、再先进的政治制度，都必须以强大的国防为保障。

日本专家认为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一扫过去百余年的阴霾，展现出了一个近现代国家的国防军事水平。

从战斗意志和战术战略上看，甚至处于世界前列。

从战斗方式上看，中国的志愿军战士经过几十年战争的洗礼，战斗经验十足，战斗方式多样。

从正规化建设来看，经历过解放战争的志愿军战士们，摆脱了游击战争的习气，已经拥有了正规化、大规模作战的能力，能够在没有根据地的异国他乡正面应对“联合国军”这种庞然大物。

1950年10月，志愿军战士进入朝鲜战场不久就发现联合国军，尤其是其中的美军武器装备之先进、后勤补给能力之强大、制霸空中之彻底。

为此，志愿军战士们昼伏夜出，最大程度的利用好“美丽的月色”，用夜晚抵消美军的制空权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

面对美军的火力优势，毫不犹豫地贴上去，打近战，以命相搏。

同时，志愿军的这种近战又不同于二战时日军在狂热军国主义催动下的无脑冲锋。

“三三制”、灵活机动、善于利用工事掩体的志愿军，让美军吃尽了苦头。

说到工事掩体，这更是志愿军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

1951年第五次战役结束，陈赓等同志在总结了过去同“联合国军”交手的经验之后，总结推广出了一套我军特有的坑道战术。

正是这种集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七防”于一体的坑道，大大降低了志愿军的损失，让无数的志愿军英雄得以回家。

除此之外，志愿军本身的军纪也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出兵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仍然保持了极高的军纪水平，在早期同北朝鲜人民接触时就给他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也因此获得了一部分帮助。

到第三次战役前后，打到南朝鲜所属范围内时，南朝鲜百姓原以为志愿军会和人民军一样，大搞“高压统治”。

没曾想到的是志愿军军纪严明，与百姓秋毫无犯，这就让一部分南朝鲜群众也转而支持志愿军。

虽然当时双方百姓大部分已经逃难而走，但还有一些遗留的百姓为志愿军作战提供了信息、补给等支持。

五、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加成

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能够迅速集中国家资源，供给部队，而美国等联合国军国家则不行。

美国国内一直有反对朝鲜战争的声音，并且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使杜鲁门不敢随意扩大朝鲜战争的范围和烈度。

反观中国这边却可以前后动员二百余万人入朝参战。

一边进行朝鲜战争的新中国还在新疆、西南等地平叛，准备进军西藏，铁道部队还在抢修铁路。

因此日本专家认为，志愿军的胜利也是中国独特政治体制下的结果。

参考资料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人民出版社．2009-09-01

2、詹文都， 潘利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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