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不仅打击鄂尔泰，甚至连张廷玉也不放过，他有何目的？

乾隆的资本

经过几年的内修外治，乾隆的统治根基已稳，完全可以着手解决鄂、张朋党问题了。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他发布上谕，指责臣下逢迎结党，从侧面对鄂、张提出了警告。他说：“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并告诫鄂尔泰、张廷玉：“更当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言已至此，其意甚明。乾隆七年十二月，鄂尔泰的门生、御史仲永檀与鄂尔泰之子鄂容安私议奏折内容之事被揭发，高宗命严加审讯，结果证明仲永檀“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

高宗借此大做文章，诏有司治仲永檀附党营私之罪，并给鄂尔泰以降职处分。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其党不散。乾隆二十年，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内阁学士胡中藻撰《坚磨生集》案发，高宗举其诗集中“又降一世”、“亦天之子”、“与一世争在丑夷”等数十事，以悖逆罪，将其处死。由胡中藻案又将鄂尔泰侄、甘肃巡抚鄂昌牵扯其中继而又将大学士史贻直网罗在内。这样，鄂尔泰朋党遭受重创一蹶不振。

除了打击势力庞大的朋党集团，高宗还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和整治各级官员以姻亲同乡、同年、师生等关系互相结党。其中，完善回避制度是高宗限制朋党的一种重要举措。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月，高宗令武员任职回避本省。十五年三月，定旗员任职回避500里以内。二十六年十二月，定官员中“有内外兄弟为其属官，令官小者回避”。三十二年十二月，回避范围扩大至受业师生。三十九年六月又规定：“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己之女婿、嫡甥及本身儿女姻亲、中表兄弟、子妇之亲兄弟，凡系本管上司、下属，例亦令官小者回避。”四十五年七月，又禁止同在一省的上司属员于现任内结亲，“违者，照违令律议处”。四十九年十一月，回避范围又扩大到署理官员。

此外，高宗还通过强力手段，惩治一些敢于不顾禁令而结党营私者，以示儆诫。乾隆八年(1743年),湖南衡阳知县李澎与善化知县樊德贻纵容衙役，加征粮赋浮费，民怨沸腾。粮储道谢济世查清敲诈事实，参劾二知县。但巡抚许容却包庇李、樊，将谢济世调离本职，并指使布政使张璨写信给经办人仓德。仓德将此事上报湖广总督孙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孙嘉淦包庇许容，压案不办。顾琮则报告都察院，御史胡定“录湖南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承容指，朋谋倾陷”。高宗派人查明事实真相后，将孙嘉淦、许容、张璨、王玠、张琳、樊德贻、李澎革职，并要求“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

乾隆朝打击朋党的案件在在皆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过，朋党作为封建官僚政治的衍生物，并没有因此而绝迹，每当条件适合时，就会重新出现。从顺治朝开始，特别是康熙朝以后，就一直警惕朋党，不断打击、抑制，但朋党仍然存在。由于采取有力措施，从制度上做出严格规定，既严加防范，又加重打击，故朋党势力没能发展起来，没有对政局造成明显的破坏，危害不大，因而维持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稳定，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为推行各项政策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