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息博弈与唐代进奏院状报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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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代进奏院状报是古代报纸研究的重要对象，既往研究多关注其名实性质，少有关注其背后的政治信息博弈问题。安史之乱后，唐代皇权衰落，进奏院状报随地方势力的崛起而公开出现，皇权无力遏制只能予以承认，进奏院状报便成为藩镇所掌握的合法媒介。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中央政权的信息也借由这条公开合法的媒介途径延伸，产生了信息权力博弈的问题。这种信息权力机制形成的关键时点，大约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在此之后，皇权通过进奏院状报传递政治信息已然制度化。皇权与藩镇在进奏院状报的政治信息博弈中形成的信息权力机制，正是二者微妙共生格局的一种具体体现。

作者简介

刘晓伟，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报纸与政治信息博弈研究”（项目编号：20BXW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资治通鉴》中记载，“（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常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詗朝廷指趣，动静皆报之。或应有牋表者，骆谷即为代作通之”（司马光，1956：6876）。这其中或已隐含了进奏院状报的源头。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崛起，在长安设置进奏院，进奏院官收集新闻信息，公开发行进奏院状报，构成了唐代古代报纸形态的重要一维。进奏院状报的性质如何，皇权对进奏院状报是完全放任自流，还是与藩镇围绕进奏院状报形成了政治信息博弈等诸问题，尚有较大探讨空间。本文即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再作申发。

一

研究基础及问题的提出

唐代已有古代报纸，这是自民国以来新闻学界已经公认的观点，但不足之处在于，唐代邸报说缺乏实物证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方汉奇将进奏院状报引作唐代邸报，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唐朝邸报研究最重要的突破，为唐代邸报说提供了实物证据。但进奏院状报是否为报纸也多受质疑，引发了有关唐代邸报说的一些争议。

方汉奇（1983）指出，唐朝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敦煌“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这个观点引起了唐史学者张国刚的质疑，张国刚（1986）认为，“进奏院状”是基于“报事”制度而产生的公文，作者是唯一的即进奏院官员，传播对象是本道藩帅及其幕僚。从行文款式看，“进奏院状”与唐代公文中的“状”格式一致，只能是十足的官方公文。在这个问题上，吴廷俊（1990：15）等新闻史家对“进奏院状”的性质也提出过质疑，认为“进奏院状”只对藩镇个人抄送，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因此只具有情报性质，并非是报纸。在张国刚等人提出批评意见政治信息博弈与唐代进奏院状报再研究之后，方汉奇（2009）在文章中对既往观点有所修正，指出不能把见于唐人文集中的所有的状、状报、报状都比附于报纸，只有经进奏官们向地方传发的那些状、状报或报纸，才具有近似于后来的邸报的性质。这种报状虽然还残留有某些官文书的痕迹，但已不同于官文书，反映了官文书向早期官报转化的历史痕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十分接近于16世纪诞生于欧洲的新闻信。其后，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方汉奇（1992：43-45）再次对这个问题予以了回应，指出进奏院状报不定期由首都向地方传发，它虽有公文的色彩，但不同于一般公文，而是提供最新的消息和情报，这些信息大多属于朝廷的政事活动，和收阅者没有直接关系，并且不少内容是进奏官自行采集的。因此，“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

其后，李彬（2009：31）对其师方汉奇的新闻信观点做了进一步阐发，认为按照新闻信—新闻书—新闻纸（报纸）的发展脉络，唐代报纸起源说可以成立，但最初形态不是也不可能是报纸，而是进奏院状报这样的新闻信，因此归义军进奏院状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新闻信。近期，魏海岩等人（2022）另辟蹊径，从读者群体范围有限的角度阐释了进奏院状报的性质，认为进奏院状报具有情报性质，无法形成广泛的政策监督检查，也很难激发形成一定规模的舆论。上述论争显示，既往研究多是围绕进奏院状报的名实讨论而展开，并且仍有待辩驳之处，特别是对进奏院状报名实考证背后的政治信息博弈问题，尚有较大探索空间。

首先需要揭示的是，作为研究的历史背景，中晚唐时期藩镇与唐廷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且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理空间而演化，绝非惯常所说的“藩镇跋扈”“祸乱天下”所能笼统概括。正如陆扬（2016：1）指出的，“藩镇的力量随朝廷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而急剧上升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判断不能从单一静止的概念或唐前期较为稳定的局面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模式出发，而要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内加以理解。”从历史时期来看，王寿南（1978：71）指出，唐僖宗之前，藩镇对中央持恭顺态度者实多。在唐僖宗之后，对中央持跋扈、叛逆态度的藩镇数目激增，而中央对藩镇的控制力日渐薄弱，最终完全丧失。从地理空间看，早在宋代，朱熹就已经指出“唐之天下甚阔，所不服者，只河北数镇之地而已”（黎靖德，1986：2636）。当代学者张国刚（1983）更是进一步将唐代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防御型、东南财源型四种，进一步明晰了割据一方的河朔藩镇与其他藩镇的区别。秦中亮（2022）指出，即使在河朔藩镇中，唐廷与藩镇也经过多次博弈形成了所谓“河朔故事”。唐廷与河朔由敌对状态步入共生状态，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唐武宗时期，宰相李德裕曾威慑河朔藩镇，“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司马光，1956：8010）。河朔强藩成德镇节度使王绍懿临死前交代继承人侄子王景崇，“汝虽少年，勉自负荷，下礼藩邻，上奉朝旨，俾使吾兄家业不坠，惟汝之才也”（刘昫，1975：3890）。这些话语更是从当事人的角度生动揭示了作为强藩的河朔藩镇的生存理念，遑论其它地区的藩镇节帅。换言之，藩镇与唐廷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共生格局。这就是宋人尹源所说的，“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脱脱，1977：13082）。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晚唐时期的政治运作正是皇权与藩镇政治博弈的产物。仇鹿鸣（2018：215）在《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一书中曾深刻揭示中晚唐宏观政治运作的演进路径，“与唐前期相比，中晚唐的政治运作更加依赖于惯例与默契，而这种惯例与默契并不是制度的产物，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代宗、德宗、宪宗诸朝，中央和地方不停地战与和，逐步达成的妥协”。中晚唐的宏观政治运行如是，在作为皇权与藩镇之间政治运行中介的进奏院的发展演化上亦如是。日本学者福井信昭（2003）指出，“（译文）如果从进奏院的变迁出发来看以中央政府和藩镇的关系为核心的所谓的藩镇体制的构筑过程，这绝不是中央政府最初所希望的那个以礼的秩序为根本、将藩镇包含在内的旧支配体制，反而可以说是与当时社会状况妥协的结果而诞生的体制”。

政治信息博弈则是政治博弈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报纸恰是政治信息博弈的核心关节点（刘晓伟，2022）。以此推论，在新闻史学界关注的进奏院状报研究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由皇权与藩镇相互博弈和妥协构成的政治信息流动现象，构成了本文的关注焦点。以此，本文引入政治信息博弈的概念，作为切入唐代进奏院状报研究的新视角，从具体政治行为和文本中发现潜藏的“惯例与默契”（仇鹿鸣语），勾勒这其中形成的政治信息博弈现象及其对皇权与藩镇双方政治行为的制约。需稍作解释的是，所谓政治信息博弈，是指皇权与藩镇围绕政治信息的掌控而在信息内容、媒介渠道等方面展开的博弈和妥协。由于传统上新闻史学界已深度揭示进奏院状报侵蚀皇权信息权力的一面，本文将重点论述皇权介入进奏院状报的一面。同时，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在前人的研究中往往是“进奏院状”和“进奏院状报”混用，本文除引述前人外，依照唐代文献惯用的表述，一律称之为“进奏院状报”。

二

唐代藩镇对进奏院及进奏院状报的控制

通常认为，进奏院状报得名于“进奏院”，始于唐代宗大历十二年以后，主要理由是当时诸道在长安的“邸务”改名为进奏院，“甲寅，诸道邸务在上都名曰留后，改为进奏院”（刘昫，1975：312）。于赓哲（2002）指出，进奏院代表藩镇“当道”（也就是掌权者），进奏官是各藩镇的幕僚，其任免权实际上在于藩镇自身。进奏院的事务繁杂而具体，并为藩镇交结朝廷权贵、输纳进奉等活动服务，还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一些进奏院同时具备了窥测朝廷的“职责”。对此，时人柳宗元（1979：712）曾经予以形象的概括，“稽疑于大宰，质政于有司，下及奔走之臣，传递之役，川流环运，以达教令”。研究证实，唐初，中央势力强大，州邸被朝廷建在远离长安城政治中心的南部诸坊内。当唐后期中央权威受到挑战，地方势力坐大之后，在京的地方官员在长安城内自主选择最适合探听朝政动向的地方居住，因此高宗以来逐渐形成的以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皇城为基点的政治信息集散地正好为进奏院选址的绝佳地点（李永，2010）。王静（2008）研究指出，各地进奏院密集分布，也有利于相互探知对方的举动和消息，进奏院邸舍为本镇节度使自己选择购买，也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进奏院的地理位置。进奏院选址的变化，背后反馈出皇权式微、藩镇窥探信息的需要，那么应运而生的进奏院状报也是服务于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媒介。

进奏院是藩镇所委任，编辑进奏院状报向藩镇抄发朝廷政治信息也是进奏院的重要职能，备受藩镇重视，素有“藩侯所任，邸吏为先”的说法。晚唐高骈在给进奏院官曹鹏授予“节度押衙”的文书中即言到：

藩侯所任，邸吏为先，能传万里之音，不坠九霄之命，固凭干济，方付重难。前件官鲁刿长材，魏仁雄族，虽处干戈之列，早闲刀笔之能。遂使远赴行朝，专司邸务。覩六龙之仙跸，每审巡游；传九凤之王言，曾无阻滞。以兹历试，深可奖酬。今以秩雅宪卿，官升典午，身得趋于辇路，职未称于辕门。俾假牙璋，遥分甲骑，慎达上天之旨，以安外地之心。尔能竭诚，吾不吝赏。事须改补摄节度押衙，依前知行在进奏。（崔致远，1936：78）

这篇文书是少见的从藩镇的角度看进奏院的重要文献，其中透露了关于唐代进奏院官的大量信息。这篇文书开篇即言，进奏官“能传万里之音，不坠九霄之命”，是信息通达的核心所在，必须是办事干练而有成效的人才能胜任。高骈所任用的进奏官是曹鹏，从文意来看应该是行伍出身，但已转身成为文职，在唐僖宗逃难过程中能够紧随左右通报消息，并且信息渠道畅通，受到高骈赏识。从“宪卿”一词来看曹鹏的官职应该位列御史，汉魏以来，御史衙门别称宪台，任职御史的人即被称为“宪卿”，这是朝廷封的兼官，正五品。高骈的祖父高崇文在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手下之时，就曾担任行营节度留务迁兼御史中丞。但在方镇使府内，从“典午”一词看，曹鹏的职位可能是行军司马，这是一个幕职，无品级，多以文士出任。行军司马是节度使的主要幕佐之一，一般以诸使副使、行军司马、判官为上佐。节度副使与行军司马之地位大体相当，从其检校官与所带宪衔品阶相同可以看出，不过通常认为行军司马略低于副使。石云涛（1996）指出，行军司马在开元、天宝边镇幕府中本为文职，多以文士充任，德宗时更多以文吏充之以为储帅，以改变方镇武人跋扈之局面。由于行军司马名位日隆，故以武人充任以庞之，而由此又导致了此职地位的坠落，故文宗以后行军司马已渐成武职和闲职。这封文书中补授给曹鹏的是“节度押衙”，这是一个使职，也无品级，但属于节度使的衙内亲将，属于主帅的亲信，是方镇使府官职系统的核心职位。唐史专家荣新江（1996：243）曾经指出，“《资治通鉴》天宝六年十二月条胡注云：押衙者，尽管节度使牙内之事。实际上押衙除管使牙内部事务外，又兼内外各种职务”，“使衙内的宅官，军府行营的虞侯、将头，地方行政系统的乡官、平水，差遣使职如部落使、游奕使等，均为节度押衙兼任。通过节度押衙之手，将归义军所辖地域内的军政大权集中到节度使曹议金手中，在所有的供养人像中，以节度押衙最多，因为他们是曹氏归义军政权基础的核心部分”。“节度押衙”是方镇使府中的使职，一般与“兼御史中丞”之类朝廷兼官形成一套官职。唐代时人重使职，轻职事官。在唐代进奏院官中，以“节度押衙”身份知进奏院颇为常见，杜牧在大中年间任知制诰期间所留多个文书都可成为例子，《柳师元除衢州长史知夏州进奏等制》中说，“夏州节度押衙知进奏朝议郎前权知杭州长史兼监察御史上柱国柳师元等。将军护塞，师元主留邸之职”。《赖师贞除怀州长史周少鄘除虢州司马王桂直除道州长史等制》中说，“凤翔府节度押衙知进奏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前兼亳州长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国赖师贞等。师贞主大藩留邸之事，少鄘专史阁错杂之务，皆公谨岁久，官次宜迁。”《思齐授官知宣武军进奏官制》中说，“宣武军节度押衙知进奏、起复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歙州司马、上柱国景思齐等”（董诰，1814a：3-7）。并且，这三封文书中都有“可依前件”之语，说明都是朝廷依照藩镇所请而应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符》中有一篇墓志《唐故泾原节度押衙知进奏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大将宾客右金吾卫长史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墓主王幼虞也是以“节度押衙”知进奏（周绍良，赵超，2001：1123）。所以“节度押衙”被视为是高骈对曹鹏的“吾不吝赏”。从以上种种可看出，藩镇对进奏官颇为重视，多委派心腹出任，藉此希望能“慎达上天之旨，以安外地之心”，也就是暗指竭尽所能地搜罗皇帝的信息通报藩镇。

进奏院状报由地方藩镇势力窥探中央政权的信息而产生，最初主要是为地方藩镇势力提供朝廷政治信息，是藩镇获悉朝廷信息的核心渠道。学界素来公认，进奏院状报是皇权对藩镇势力的妥协让渡，这是允当的。甚至有学者吴军明（2004）认为，唐代的进奏院听命于地方割据势力，进奏院状报也就自然地为地方割据势力所掌握利用。进奏院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变成了藩镇驻京的一种传播力量，这种传播力量在进奏院保护下极有可能助长各地藩镇反中央集权的力量，从而激化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深化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但在本文看来，历史并非非你即我如此简单，这种引申判断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对此，下文进一步予以阐释。

三

皇权与藩镇在进奏院状报中的

信息权力博弈

进奏院状报为藩镇所掌握，但皇权并非完全置身事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皇权固然对藩镇让渡了部分信息控制权力，但与此同时，衰落的皇权也有其权威性，依然可以依靠自身的权威侵夺地方势力控制的媒介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为我所用”的媒介。这是以往研究中少有关注的，在此以唐宪宗年间的几个典型案例予以集中阐发。

元和二年，唐宪宗苦于地方藩镇以“进奉”为名，以“货财”为实，加重朝廷和百姓负担，因此下诏明令禁止“非时进奉”。在这个关键时间点，襄阳节度使裴均抢诏书下发的时间差进奉银器一千五百两。唐宪宗因“事繁”误收，引发朝廷士大夫不满，多有上书要求拨正。学士李绛（清抄本：12）奏论，要求“裴均行不繇道，奸以事君，固违制书，敢进银器，此是试陛下之意，若不容纳，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则须恭守典宪，遵（尊）朝廷，若为受领，则知圣怀必可以财动，因此厚敛于下，此不忠不诚之大罪也。倘陛下以裴均位当藩镇，官极崇显，未能行法，以惩奸人，伏望（准）以制书令度支收纳，即（既）不违敕文，又免入内库，无亏圣政，以示外方”，对此，“上览疏惊曰：我事繁，都不记得，许令受纳，是我误也。所进是赦书未到前发来，裴均特赦其过。依卿所奏，便送纳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领银器于中书。宣示宰臣，云：裴均违敕，进此银器，缘其赦书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赦其过，并令送纳度支，所宜知悉。宰臣惊悦，进状称贺，中外皆喜上之从谏求理焉。”这件事情在元和时期具有一定的影响。这里所关注的是其中的政治信息博弈问题。白居易在针对这件事情的《全唐文·卷六百六十七·论裴均进奉银器状》中有段论述值得关注：

右，臣伏闻向外传说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于银台进奉前件银器。虽未审知虚实，然而物议喧然，既有所闻，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时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罢进奉。天意如感，雨泽应期，巷舞途歌，咸呼万岁。伏自德音降后，天下禺望遵行，未经旬月之间，裴均便先进银器。诚有此事，深损圣德。臣或虑有人云，裴均所进银器，发在德音之前，遂劝圣恩不妨受纳。以臣所见，事固不然。臣闻衆议皆云，裴均性本贪残，动多邪巧，每假进奉，广有诛求。料其深心，不愿停罢，必恐即日修表，倍程进来，欲试朝廷，尝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诸道进奏院报事例，不过四五日，即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进物方到，以此详察，足见奸情。（董诰，1814b：14-15）

在这里，白居易明确指出，禁令是前月三日发出的，按照“诸道进奏院报事例”，从长安到襄阳不过四五日，裴均早就应该得到禁令信息，而刻意抢时间差，“倍程进来，欲试朝廷”。按照白居易提出的日程时间，可以推断，裴均应该在前月八日左右即可得悉信息，“至二十六日进物方到”，说明“进奉银器”当在前月中旬发出，所以白居易认为裴均“进奉银器”发出时间超过按常理能够获悉禁令的时间，是故意探试朝廷。这里所谓“进奏院报事例”，即通过进奏院向地方藩镇传播朝廷旨令，其媒介途径即进奏院状报。在这里，进奏院状报及时向裴均报告信息，其中的信息传递时间差为裴均所用，体现了地方藩镇与中央政权的信息竞争。在该事件之后，坊间又有传言说恢复进奉，引起朝野议论。这背后所展现的可能是裴均的进奉被送入“外库”之后，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废止“进奉”决心的又一次试探。对此，白居易对此事的上书中有详尽分析：

右，伏见六七日来，向外传说，皆云有进旨，令宣与诸道进奏院，“自今已后，应有进奉，并不用申报御史台，如有人勘问，便仰录名奏来”者，内外相传，不无惊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虚传，且有此闻，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节外，非时进奉，一切并停，如有违越，仰御史台察访闻奏。今若不许报台，不许勘问，即是许进奉而废德音也。伏以陛下忧人思理，发自深诚，德音中停罢进奉，最是大节。昨者裴均所进银器，发在德音之前，犹虑四方不知，将谓容有违越，特令送出外库，宣报所司。远近传呼，闻于道路。此则不独人心欣跃，感动四方，实亦国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逾数月，忽有此消息。贺德音之使，未绝于道途，许进奉之声，已闻于内外。此众情所以惊愕而不测也。臣访昨闻，又无明敕，伏料圣意，必无此处分。但恐宣传之际，或致疑误，遂令内外，有此流传。实恐旬月之间，散报诸道，亏损圣政，无甚于斯。若此果虚，即望宣示内外，令知圣旨，使息虚声。伏愿宸衷速有处分，谨具奏闻，谨奏。（董诰，1814c：1-2）

从白居易的上书中可以看出，谣言说允许“进奉”的消息已经“令宣与诸道进奏院”，引起朝野对此事件的揣测，以至于“内外相传，不无惊怪”“众情惊愕”。有可能这种谣言即是从“进奏院”传出，反映出进奏院代表地方势力制造舆论，试探朝廷。白居易最为担心的是“实恐旬月之间，散报诸道，亏损圣政”，这里说明进奏院会将搜罗的朝政信息及时通报地方，即使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从而引发朝野议论。这体现了进奏院为地方势力窥探中央政权信息的一面。与此同时，白居易建议唐宪宗，“若此果虚，即望宣示内外，令知圣旨，使息虚声”。换言之，即要求皇帝及时通过进奏院向地方势力辟谣，平息谣言。所依托的媒介也是进奏院状报。这里所体现的则是皇权对地方势力信息媒介的侵夺。皇权依仗自身的权威性，通过进奏院状报向地方势力传达自身的声音。藩镇和皇权在进奏院状报中的信息权力博弈，在此例中显露无遗。

除了上述事例外，史书中还多有彰显皇权对藩镇媒介信息渠道侵夺的事例，更加显示出了皇权具备的潜在权威性，下面再举一事例。

唐宪宗时期，司天监李景亮奏报“老人星见”，成为一时盛事。老人星即寿星，在古代被视为是祥瑞的象征。自南朝开始，老人星在政治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一席，它的出现被视作祥瑞。南朝政权有意识地观候和记录“老人星见”，并加强了对它的祭祀（陈鹏，2015）。把“老人星见”作为祥瑞，被唐代所继承。在开元时期，亦有“老人星见”的记载：

臣谨按《春秋》《文曜钩》：“王者安静，则老人星见。”孙氏《瑞应图》云：“王者承天，则老人星见临其国。”又《黄帝占》云：“老人一名寿星，色黄明大，则主寿昌。”天下多贤士。伏惟陛下以千秋节日，祀于星坛。而祭期将临，美应先至，知历数之方永，嘉万寿之昌期。请付史官，以光典策。（董诰，1814d：7）

唐宪宗时期出现的这次“老人星见”被视为唐室再兴、重现开元盛世的重要表征，为中央政权所重视，在同期的府学考试中亦有“老人星见”的题目，唐代诗人李频留下了《府试老人星见》一诗，中有“良宵出户庭，极目向青冥。海内逢康日，天边见寿星”的诗句。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出现了多例地方藩镇向中央政权进贺的奏章：

例一，河阳节度使令狐楚在贺表《贺老人星见表》中写道：臣某言：当道进奏院状报，司天台奏，八月十五日乙亥夜，老人星见于东井，色黄明润，敕旨宣付所司者。率土咸观，际天同庆。中贺。臣闻上天不言，而星垂象，次舍隐见，其指甚明（董诰，1814e：13）。

例二，易定节度使张茂昭进奏贺表《贺老人星见表》（张权代写）：臣某言。臣闻惟德动天，惟睿作圣。既圣德格于上下，故元贶动于干文。天高听卑，应犹影响。臣得上都进奏院状报，司天台奏八月某日老人星见于井东，色黄明润大者（董诰，1814f：16）。

从以上两例中可以看出，司天监李景亮奏报“老人星见”之后。令狐楚、张茂昭等地方势力在贺表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阅读进奏院状报的事情。这个事例说明，中央政权应是“敕旨宣付所司”，明令通告天下，有意通过宣扬“祥瑞”增强自身的权威合法。可以想见的是，“老人星见”这个祥瑞事件必然通过进奏院状报，实现了向唐代各地政权的有效传播。这说明为地方势力服务的进奏院状报为中央政权侵夺，为中央政权宣传自身权威性所用。自然，这里传播的信息也谈不上情报性质。

传统上，有关中国古代报纸研究的主流看法认为，进奏院状报为地方藩镇势力服务，是负责向地方藩镇采集传递中央政权信息的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古代报纸的作用。而从以上事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似乎尚不能简单得出进奏院状报单纯为地方藩镇势力服务这样的结论。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在这里出现了信息权力的博弈。进奏院状报为地方藩镇服务固是不假，但皇权却并非完全退居事外，任由媒介信息权力为地方势力所左右。皇权侵入进奏院状报信息渠道，发布巩固自身权威的政治宣传信息，充分体现了皇权的权威性。

四

晚唐时期皇权借由进奏院状报

传递信息的常态化

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唐代中后期，进奏院不再单纯服务于藩镇的需要，皇权藉由自身的权威开始逐渐介入进奏院的统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是利用进奏院传递朝廷的政务文书。唐德宗贞元五年，左司郎中严涗奏请，“其急要文牒，请付当道进奏院，付送本使，并委观察使判官一人，发遣送州”，对此朝廷“从之”（王溥，1960：1003）。从中可以看出，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开始，进奏院已经开始承担了“急要文牒”的传递工作，送达本道藩镇长官（即“本使”），再由藩镇长官分送到州一级。而后，及至“元和中兴”以后二十余年的唐武宗会昌年间，朝廷要求，“自今已后，勅到南省，限两日内牒本道，便令进奏院递去，到本道后，委观察使勾当”（王溥，1960：1209），更是明确将敕牒文书也由进奏院传递。第二是介入进奏院官员的管理和使用。在大历年间，进奏官初立的时候，进奏官主要是藩镇自设的属吏，朝廷并不给予进奏官以“正官”。史载，“大历十四年二月四日敕。准诸道上都知进奏院官。自今已后。并不须与正官”（刘昫，1975：321）。而到元和十五年，朝廷规定，“请今后诸道诸使应奏请正员官充职掌。经一周年。即与依资改转”（王溥，1960：1442）。这说明，到元和年间，朝廷已经允许包括进奏官在内的“诸道诸使”已经可以给予“正官”。及至唐文宗太和九年五月，朝廷又明确，“诸道进奏官，令拣择清慎人充。非因过犯，不得停罢。如方镇自要腹心委寄，任于本道差见任官充。又准太和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不许授别官。今日以后，并请准元和敕处分。如边上无俸料处，只得授近处官，亦不得占江淮好阙。其新进奏官，仍须守职二年后。无败阙，方得奏官”（王溥，1960：1446）。从太和九年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元和年间的敕令成为唐代中后期对进奏官授予“正官”的一个政策基准点。在唐史研究中，历来将朝廷对进奏官授予“正官”，并且到晚唐时期进奏官的品级达到相当高位，视为皇权对藩镇势力扩张妥协的产物。这些认识固然有其道理，但对此问题也需两方面来看。元和年间到太和年间这十余年中，朝廷对进奏官授予“正官”并加大管控力度，实际上也反映出皇权企图介入进奏官统制的一种努力。特别是有关“令拣择清慎人充。非因过犯，不得停罢”，对藩镇坚持以心腹官员更换的，在授官上给予严格约束，并明确不得占用“江淮好阙”。这些更加显示出皇权企图将进奏官与藩镇的统率关系予以间隔的制度性安排。

皇权对进奏院统制的介入，必然也会反映到进奏院状报的信息渠道使用上来。从上文中白居易“皆云有进旨，令宣与诸道进奏院”“诸道进奏院报事例”等表述来看，元和时期以后，皇权由进奏院状报传递信息已成为常态。“进奏院状报”成为当时朝廷承认的合法媒介。有关史料记载中常见“当道进奏院状报”“臣又得上都进奏院官高振报”“臣得上都进奏院状报”“臣得本州进奏院状报”等语，不仅说明信息获取渠道，有的还点出进奏官的名字，说明进奏院状报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在唐末新罗文人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中，收录了崔致远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四年间所作的大量文书，是涉及唐代进奏院状报最为丰富的文集。其中，对晚唐皇权借由进奏院状报传递信息亦多有记载，这其中主要涉及两类情况。

第一类，涉及的是类似于上面所言的“老人星见”等吉庆事件，如改元、册封皇亲等，这是彰显皇权威仪的重要方式，皇权也乐于以白居易所言“令宣与诸道进奏院”的方式要求进奏院状报将信息通报四方。如：

例一，“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奉去年十月十四日敕旨，皇帝第十一妹封遂宁公主，长女封唐兴公主，次女封永平公主，待收复京阙，备礼册命者。芳舒玉叶，龙袭金根，郁佳气于高天，振欢声于率土”（崔致远，1936：3）。

例二，“臣某言：今月某日，得进奏院状报，奉十一日宣下，改广明元年为中和元年者。展义龟城，易名凤纪，美号既新于历象，欢声遍振于寰宇”（崔致远，1936：10）。

这里涉及了唐僖宗改广明元年为中和元年的改元事件，册封遂宁公主、唐兴公主、永平公主等事宜，都是皇权的吉庆大事，通过“奉旨宣下”的方式通报四方，可以让藩镇周知，并彰显皇权的威仪。

第二类，涉及的是对藩镇及其属僚或亲近的封赏，展现了皇权对藩镇的恩赐，一般皇权也乐于通过藩镇自身的信息渠道予以传递，以示恩荣。

例一，“右臣得进奏院状报，伏奉某月日恩制，加授臣侍中，余并如故，仍加食实封一百户者。九重降命，万里传声，侧聆而踊跃忘疲”（崔致远，1936：17）。

例二，“右臣先奏请授钟传江西观察使，其高茂卿乞别除廉镇。伏奉七月五日诏旨允许，特赐奖饰者。天从素望，风递仙音，既谐举善之诚，实叶分忧之寄”（崔致远，1936：17）。

例三，“前守京兆府鄂县尉高琼。右件官，是臣侄男。今得进奏院状报，伏蒙敕旨除授彭州九陇县令，仍赐绯鱼袋者”（崔致远，1936：19）。

这里涉及的有对高骈本人的加封，有对其请封的属僚的册封，也有对高骈亲属的册封，皇权一律通过进奏院状报通报高骈本人，蕴含了皇权对高骈的恩宠与拉拢。这种现象绝非孤例，实际上在中晚唐时期颇为常见。《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一《令狐楚三》录有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代李仆射谢子恩赐状”等六件状稿，截取部分状稿示例如下：

《代李仆射谢子恩赐状》，“右，臣得进奏院状报，中和日伏蒙天恩，赐臣男公敏内宴，并赐前件绫罗三十疋银碗一者。”《第二状》，“右，臣得男公敏状，今月十八日，中使王希朝到院，奉宣圣旨，缘臣男患耳，赐绢一百，以充药值，并遣医人刘江诊疗者。”《第三状》，“右，臣得进奏官赵履温状报，中使姚文嵩到院，奉宣进旨，赐臣男公敏冬至节料羊酒面等。”（董诰，1814g：2-5）

上述六件状稿反映冬至以来的数月里，中使到进奏院宣旨赐物或召见令狐楚的儿子令狐公敏，说明朝廷以进奏院为信息传输的媒介中枢，将皇权对藩镇家属的优渥礼遇传递给藩镇，以此来拉拢藩镇。同时，藩镇也会将从进奏院状报上获知的除授等利好消息通报属僚，作为拉拢部属的手段。

例一，“报高霸：得进奏院状报，知转授右散骑常侍。永言欣惬，沛然满怀。昔周盘龙破虏有功，继沾爵赏，齐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对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当时以为名对，前史标之美谈。今此官荣，实彰君宠，唯在专勤戍遏，固守边陲，更俟大来，永扬忠节。知之”（崔致远，1936：66）。

例二，“报李质：得进奏院状报，知质转授右卫大将军。且自数年君恩溥洽，官荣职赏，可谓均沾。然而成功可为，受爵无愧者，屈指而数，能复几人？唯质久戍淮壖，远防寇孽，勤劳最至。品秩尚卑。今授大将军之名，乃满烈丈夫之望。更宜慎守，无虑湮沉，慰惬叹嘉，不离怀抱，遣此不具云云”（崔致远，1936：66）。

高霸、李质均是高骈的心腹部将，皇权对他们的加封消息都通过进奏院状报通报高骈，高骈将消息转报两人，并予以勉励，亦是拉拢手段。信息即权力，无论是皇权还是藩镇，都自然利用这种信息权力，达到维系自身权势的目的。

晚唐时期，进奏院在上下信息交通方面的常态化，使得在晚唐皇帝流亡时期，进奏院也得跟随左右，称之为“知行在进奏”。这在上文所说的曹鹏一例中所谓“覩六龙之仙跸，每审巡游”，即指伴随皇帝流亡，成为皇帝与藩镇信息往来的枢纽。实际上，这种随从流亡也是地方藩镇依然追随皇权的象征。

五

结语

在中晚唐特殊历史背景下，无论是皇帝还是藩镇节帅，诸多的政治选择既无足够的现实经验可供体认，也无相应的历史故智加以蹈袭，只能是唐廷与藩镇之间不断试探对方政治底线的结果（秦中亮，2020）。对于本文所关注的进奏院状报中形成的信息权力博弈来说，也必然是唐廷和藩镇之间相互试探，多次政治信息博弈的产物。对于这个过程，囿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只能予以笼统的揭示。

回到本文开头所言，“骆谷留京师詗朝廷指趣，动静皆报之”。这里刘骆谷向安禄山报告政治信息所依托的媒介，自然是进奏院状报的源头。但这种媒介显然不为当时尚处强势的皇权所容许。其时，又有记载，“帝命有司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司马光，1956：6902）。这正透露出玄宗皇帝不愿安禄山的宅邸居于自己经常活动的兴庆宫附近，“故意盛加修饰以示恩宠，实不欲予安禄山打探内廷之便利”（王静，2006）。这其中，已然包含了皇权与藩镇之间的政治信息博弈。换言之，皇权强盛之际，进奏院状报无从产生，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信息只能采取窥探的方式进行。而安史之乱后，唐代皇权衰落，进奏院状报随地方势力的崛起而公开出现，皇权无力遏制只能顺其自然予以承认，进奏院状报便成为服务于地方势力政治信息需要的合法媒介。然则，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中央政权的信息也借由这条公开合法的媒介途径延伸，正产生了本文所说的信息权力博弈的问题。恰如邓小南（2008：4）曾经指出的，“信息与政令的流向，实际上体现着时代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皇权与藩镇在进奏院状报的政治信息博弈中形成的信息权力机制，也正是二者微妙共生格局的一种具体体现。当然，唐末黄巢起兵后，唐代中晚期以来形成的奉唐天子为正朔，各个藩镇依据朝廷控制力强弱拥有不同地位的政治格局趋于瓦解（仇鹿鸣，2012）。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段背景下，进奏官权力大振，甚至能够弑杀皇帝，这种信息权力机制是否仍然存续已无法考究，理论上可能也会随之瓦解，这是当属自然但也应予以说明的。

这种信息权力机制形成的关键时点，大约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回顾上文所引元和年间对进奏官授予“正官”的政策转向，白居易弹劾裴均进奉银器诸条史料中的“令宣与诸道进奏院”“诸道进奏院报事例”记载，以及令狐楚在贺“老人星见”奏表中所称“敕旨宣付所司”的记载，无不透露出在元和年间，皇权通过进奏院状报传递政治信息已然制度化。日本学者福井信昭（2003）曾断言，“（译文）元和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一方面积极且巧妙地利用了作为文书传达、情报收集传达与国家收入路径中继点的进奏院在藩镇极盛期间扩大了的机能，强化了对进奏院官员选任的干涉与“御史台-京兆府”对进奏院的管理统制；另一方面，允许进奏官谒见皇帝，采取让进奏官兼任好待遇官职等优待政策，不断推动进奏官的管理体制内化”2。如果进奏院如是，那么进奏院状报亦当如是。进奏院状报由刺探情报而产生，到“元和改革”之后成为皇权与藩镇共同承认的共生媒介，历史的复杂性正蕴含于其中。而唐宪宗元和中兴，恰是中晚唐时期皇权少有的一次复振。河朔强藩的典型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曾公开树碑宣称，“元和壬辰岁，我天子恢拓千古之不庭，凡在率土，罔不来服”（冯宿，1966：4627）。正所谓，“及上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刘昫，1975：472），元和年间中央集权的再次强化，是否成为唐代皇权制度化介入进奏院状报的前提背景，值得遐想。

进而可以想见，恰如藩镇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中出现的一次变态，必然随着皇权复振而被消除一样，一旦皇权重振，完全恢复自身的权威性，将进奏院状报这种为地方势力所掌握的信息媒介渠道纳入皇权完全控制范围，亦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路径。及至五代时期，后唐明宗在判定进奏院官在朝廷中地位的争议时明言，“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薛居正，1976：1992-1993），已然透露出皇权轻慢进奏院官之意。在进入北宋后，宋太宗时期，中央统一成立都进奏院，由门下省管辖，负责文书传递，编发进奏院状报等，“太平兴国六年，简知后官，得李楚等百五十人，并充进奏官，命供奉官赵文灿提辖诸道进奏院，监官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掌受诏敕诸司符碟，辨其州、府、军、监以领下之，并受天下奏章案牍状牒，以奏御及分授诸司”（马端临，1988：549）。可见，宋代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手段实现了对进奏院的改编再造，原进奏院的官吏就地转任，另用京朝官即三班使臣统领。宋代进奏院的“转隶”，本身是皇权政治强化的结果，必然也为彰显皇权政治的权威服务，“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手赏功罚，勉励天下之为吏者”（徐松，1985：6512）。进奏院状报收归皇权管辖，其所承载的为地方威权收集皇权信息的功能自然随之消失。正如赵云泽和董翊宸（2021）指出的，进奏院作为唐代制度的残留，在宋初被保留了下来，并在改革中赋予了新的意义。进奏院由地方派驻机构转变为中央直属机构，并且编发中国古代最早面向全社会的中央政府官报——进奏院状。换言之，进奏院转而成为皇权管控信息发布的核心关节，成为皇权的附属。它既是信息编辑处理的中枢机构，负责处理文书分发，同时也是封建官报的编辑发行机构，负责编辑出版进奏院状。随着宋代进奏院的转隶，地方化的进奏院状报也转型为中央官报。从唐到宋，朝廷与地方之间围绕进奏院状报的掌控，完成了一次信息权力的嬗变交替。这其中，是否又潜藏了“唐宋变革”的意蕴，则是另外需要延展讨论的话题了。

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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