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党王牌特工快要暴露，危急关头提议结婚，中央：予以批准

1945年12月，国民党张发奎部的参谋杨应彬，遇到了一个天大的危机。在敌营秘密潜伏8年的他，眼下正面临着身份暴露的危险。

为化解危机，杨银斌急中生智，向组织递交了一条申请：“请批准我结婚！”

正逢生死关头，杨应彬为何要提出如此要求？

本文内信源来自官方媒体（人民网《老革命杨应彬的传奇人生：战时潜伏敌营10年(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杨应彬同志生平》，澎湃网《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病逝，潜伏张发奎部十年未暴露》，人民号《杨应彬：从“小先生”作家到革命者的精彩人生》），但为提升文章可读性，细节可能存在润色，请理智阅读，仅供参考！

少年英才 潜入敌营秉志坚

杨应彬，1921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只能勉强将其供到高小，之后便让其辍学回家。好在有当地民主人士的仗义相助，杨应彬得以进入学校继续学业。1934年，13岁的杨应彬跟随校长潘一尘来到上海，凭借自身的过人学识，成为了陶行知的得意门生。

陶行知既是我国最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慷慨热心的民主人士，同左翼文化人士颇为亲近。在恩师的言传身教下，少年杨应彬也和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10月，杨应彬加入我党外围组织“左翼教联”，于同年正式成为共产党员。

杨应彬

入党后的杨应彬一面配合我党工作，一面作为儿童部负责人积极与左翼文化人士保持联络。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16岁的杨应彬也被安排到了周总理领导的中共特科部工作。而后按照周总理指示，杨应彬前往淞沪战场，进入张发奎麾下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杨应彬并不是单独行动的，为了更好的掌握敌情，中共特科专门组建了一支“战地服务队”。这支名义上支张发奎的部队，内部成员有10人是地下党员，杨应彬是年纪最小的那个。为了便于联系，这群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书记左洪涛负责领导。

因为年纪小，脑子又灵活，杨应彬在国民党内部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张发奎很欣赏这位广东小老乡，为此还亲自做主，保送杨应彬去中央军校四分校读书。杨应彬也没让老上司失望，在升学考试中拿下了各科第一的好成绩，可把张发奎给高兴坏了。

看到杨应彬如此上进努力，张发奎愈发感到骄傲，有意将杨应彬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国民党人才。但还没等张发奎提拔杨应彬，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就将后者推上了风口浪尖。1940年12月，刚结束完一天科目训练的杨应彬刚回到宿舍，大队长便将突然将他喊到了办公室。

“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很英勇善战的……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希望这次由柳州回韶关去，能拨开云雾重见青天。”

时值皖南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正在国民党各部展开内部清查，张发奎的部队也不例外。摆在杨应彬眼前的那三张纸条，正是不久前大队长从王洞若、郭弼昌和郑体诗的信里找到的“进步语言”。而杨应彬刚好同这三人是朋友，自然遭到怀疑。杨应彬深吸口气，从容答道：

张发奎

“我不认识他们，我是张发奎长官保送来的学生，希望学校向张长官调查，还我清白！”

眼下的处境对自己不利，杨应彬明白，澄清只会不断加剧自己的嫌疑。万幸的是，大队长最后只是审问几句便放他回了宿舍。但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杨应彬几乎每晚都要接受问话，最危险的时候还被下达了枪决密令。如不是张发奎及时出面，杨应彬就真的要性命不保了。

杨应彬能“化险为夷”，离不开张发奎的亲笔信，也离不开左洪涛的暗中助力。军校区队长王应锻收到枪决杨应彬的密令后，左洪涛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张发奎，力劝他出面保住这位成绩优异的好苗子。张发奎听闻后大惊失色，当即写信给校长，这才让杨应彬脱离了危险。

因为有张发奎实名担保，“纸条风波”过后，那些反动分子再也没敢招惹过杨应彬。但领教了国民党“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作风的杨应彬，从此却也愈发谨慎了。地下工作时刻充满危险，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杨应彬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否还能够全身而退。

1944年，杨应彬从第四分校毕业，随后来到张发奎身边担任参谋一职。在跟随国民党部队参与武汉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期间，他曾陆续向我党传递大量机密情报，有效保护了多位被我党安插在敌营内部的地下党员。可以说在抗战中，杨应彬的功劳是极为重要的。

1945年抗战结束，杨应彬作为部下陪同张发奎出席了广州第二受降区的受降仪式。这一年的杨应彬已经24岁，却在国民党内度过了8年的潜伏生涯，他自认为是时候该回归组织了。于是杨应彬便向周总理递交了申请，但当批复下达到手里后，他却有些傻眼了。

“你再坚持一下，再等一等，看一看！”

周总理让杨应彬继续留在国民党，是因为他已经敏锐的预见到，国共两党日后难免还会再次开战。而这个预判随着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内战的爆发，让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也一并死灰复燃，跳出来兴风作浪。若要粉碎敌人阴谋，杨应彬无疑是关键。

洞察危机 一纸情报救千军

但对杨应彬来说，他此刻的处境也不太安全。抗战的结束又让那些特务盯上了杨应彬，尽管他还是张发奎身边的得力心腹，但也已经处在暴露的边缘。当得知广东的特务已经开始暗中收集自己“通共”的罪证，杨应彬更是如坐针毡。无计可施的他，只好找到左洪涛商议对策。

“有了！不如你向组织上申请和郑黎亚结婚，这下一切就都能补救了！”

左洪涛

郑黎亚是杨应彬的女友，比杨应彬年长两岁，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高材生。郑黎亚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为此还放弃了留美机会加入共产党。1938年，19岁的郑黎亚和17岁的杨应彬在革命活动中相遇，自此双双坠入情网，成为了一对革命伴侣。

杨应彬和郑黎亚原本是计划抗日结束后结婚的，一是为了保护杨应彬的身份，二是两人当时都以抗日救亡为首要任务。但眼下局势发生了变化，杨应彬不得不打破约定提前和郑黎亚结婚，这不由得让他心里有些忐忑。但令他意外的是，郑黎亚得知后竟很爽快的同意了。

左为郑黎亚

于是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杨应彬向上级递交了申请，希望能通过举办婚礼来消除自己的“通共”嫌疑。组织给予肯定答复后，杨应彬和郑黎亚随即开始操办婚礼。他们计划将婚礼办得“盛大”一些，把国民党在广东的各界要员统统请来，并让张发奎担任两人的证婚人。

张发奎虽然拿了请帖，但他毕竟听了些耳边风，对杨应彬的身份仍是有所怀疑的。之所张发奎没下令抓人，是因为他也没找到什么有用的证据证实杨应彬是共党，只能是将人叫来以证虚实。于是，张发奎将杨应彬和郑黎亚单独喊到了办公室，开门见山的询问两人：

“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和郑黎亚面色不改的对视一眼，同声否认自己是共党，张发奎紧绷的神色这才舒缓下来。他心中暗自安慰自己，反正杨应彬也是跟随自己八年的老部下，再查叛徒也不可能查到自己人头上。就这样，张发奎接受了杨应彬和郑黎亚的请帖，并亲自为二人主持了婚礼。

1945年12月3日，在100多名国军要员的注视中，杨应彬和郑黎亚在广东行营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婚礼上张发奎对杨应彬一通天花乱坠的夸赞，让所有人都认清了杨应彬是张发奎身边“大红人”的事实。虽然这次侥幸躲过了，但对杨应彬夫妇来说，任务却并没有结束。

1946年1月，为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中共代表、国军代表和美方代表组成的军调部准备在广州进行商谈。然而，此刻的杨应彬却意外从参谋处得到了一个惊人情报——我军代表方方的住处被安装了窃听设备，且所有服务人员也都换成了敌特，这摆明了是要一网打尽！

蒋介石显然是不想让《北撤协定》顺利签成，欲“先下手为强”，将我军代表赶尽杀绝。为了将情报传递出去，杨应彬假借照顾军调小组成员的名义，以“代理处长”的身份将消息通过握手的方式传递给了方方。就这样，我党代表有惊无险的签完了协议，随后离开广州。

但麻烦远没有结束，一份调令的到来，又让杨应彬惊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已经派出张发奎在深圳大鹏湾蛰伏，会趁着纵队集合时发动突袭。如若让国民党顺利得逞，东江纵队2500余人都会无一幸免，杨应彬当即就将此事通知了左洪涛。

可眼下我党代表已经离开，要想尽快将情报传达给东江纵队，应该找谁来帮忙呢？经过多方寻找，杨应彬同《华商报》经理、同为地下党员的萨空了取得联系，让他将情报及时告知给了东江纵队。与此同时，周总理等人也在报刊上曝光了蒋介石的阴谋，使其最终未能得逞。

当然，这次行动的成功背后也离不开郑黎亚，她也参与了情报的传递工作。夫妻俩的努力保住了2500多名我党同志的性命，可谓居功甚伟，但他们依旧在隐蔽战线积极奔走着。知道1947年夏，杨应彬夫妇才收到撤离命令，他们随即南下经商为由，成功脱身来到了香港。

晚年的杨应彬和郑黎亚

因为当时郑黎亚正怀有身孕，杨应彬又是张发奎亲信，张发奎没多想便放走了两人。后来得知真相的他也曾发出过通缉令，但终归是慢了一步。1949年10月，潜伏敌营十年后，杨应彬终于恢复了党员身份。这之后，他和妻子郑黎亚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付出了全部心血。

回到广州后，杨应彬先后担任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秘副秘书长等职。2013年，郑黎亚因病去世，享年94岁。两年后，94岁的杨应彬亦追随而去。向一代红色特工杨应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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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人民网《老革命杨应彬的传奇人生：战时潜伏敌营10年(图)》；

【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杨应彬同志生平》；

【3】澎湃网《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病逝，潜伏张发奎部十年未暴露》；

【4】人民号《杨应彬：从“小先生”作家到革命者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