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一本以“文化”立身的杂志，20多年了，它还是没变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突然发现，中国国内似乎还没有一本像《时代》杂志这种，可以影响全世界的报刊。

199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三联》）。创刊之初，《三联》的目标，是做新时代的记录者，打造一本属于中国的《时代》周刊。

《三联》的出现，并非是横空出世，它的前身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周刊》。当初，邹韬奋先生秉持着：

“每星期趁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早有趣味。以供应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粮”的初衷。

1995年，是周韬奋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纪念邹韬奋先生，三联书店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恢复出版了《三联》。作为新时代的报刊，周韬奋先生的创刊宗旨似乎不再这么契合当时的状况。

因此，《三联》除了想打造出一本属于中国的《时代》周刊。还想通过这本杂志，反映新时代、新概念和新潮流。可惜，创新之路，总是充满了曲折。

创刊之初，《三联》采用的是半月刊。首任主编是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正琳，可惜，朱正琳只工作了三个月，便黯然离去。

此后两年多，钱刚、徐又渔、朱学勤和杨浪等当时的知名人士，都曾走马上任担任主编。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待上半年。因此，在这两年间，《三联》一直处在复刊、修刊、上任和辞职的怪圈当中。

一时间，《三联》也落下了“主编杀手”的绰号。在那长达两年时间里，《三联》只正式出版了4期。一时间，三联的人异常困惑：明明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为何这么多人在这里折戟？

1997年，朱伟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三联》的窘境。朱伟上任以后，对《三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此前，《三联》充满了小资情调，离人民群众太远。朱伟到来以后，重新把控方向。从小资到煽情，再到强调厚重的文化内涵。每一步的改革，虽然都充满了一波三折，但是收效巨大。

在众多改革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对作者的“放任”。这里的放任，不是胡作非为，而是“有的放矢”。

朱伟上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如何培养精英团队上。他曾尝试过依靠专家、知识分子和记者，后来发现都不行。不是这些人的水平不够，而是他们无法将报纸和杂志之间的差异，区分开来。

对于报纸而言，他要求消灭个人化视角。对杂志而言，则需要态度鲜明的个性。

最终，朱伟大胆放权，引导每一位记者形成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叙述方式。后来，这种写作方式，也成了《三联》的行文风格。至此，《三联》终于确定了属于自己的特色——文化新闻。

“文化新闻”的背后，离不开《三联》的主办单位——三联书店的支持。三联书店所拥有的文化传统，和背靠的文化资源，是其他新闻机构难以比拟的。仅从新闻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说，这也是《三联》特有的优势。

自《三联》改革至今，已有20余年。20多年过去了，《三联》依然坚持着用文化讲述故事。以《三联》最近刊登的文章《一到中秋，中国人都化身为李白》为例，极好地描述了文化的内核。

文章起笔于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讲述了李白偶遇道教高人司马承祯的故事。初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交。十几年后，当李白再次拜访司马承桢时，却惊悉故人已逝。悲愤之余，李白泼墨写下了《上阳台帖》：

山高水长，物像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短短16个字，成为了后世文人雅士，津津乐道，并无限推崇的传世之作。其中，后世的文人雅士之中，又以宋徽宗为首。他对《上阳台帖》的喜爱程度，不亚于任何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