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 | 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

亘古辉煌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著名文学家。世称苏眉山。因自号东坡居士，又称东坡、坡仙、坡老、老坡。因身为苏洵长子，故世称苏长公。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故世称苏内翰、苏端明。晚年提举成都玉局观，故世称玉局翁。

宋代著名文学家

苏轼

苏轼

苏文忠公

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自少年时起，就“奋厉有当世志”，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储备能施之于政治的各种知识，“学通经史”，考察“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他受到儒家优秀政治品格的熏陶，如东汉义烈之士范滂、孔融等，给他很大影响。在强权的威胁下决不屈服，保持独立的人格，成为指导苏轼一生进退出处的基本原则。他除了熟读儒家经书，还博览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著作，因而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具有包容会通各家思想的博大精神。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了礼部进士考试。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文坛领袖知贡举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也引起了元老重臣的重视。母亲程夫人去世，苏轼随父与弟回蜀奔丧，丁母忧三年。终丧回朝，嘉祐六年（1061），欧阳修举荐苏轼对制策，应仁宗直言极谏策问，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由凤翔签判任还朝，差判登闻鼓院。英宗爱其才，想直接将他召入翰林，为宰相所劝止，于是依近例召试学士院，给予直史馆的荣耀馆职。但妻子王弗病故，次年父亲苏洵病故，苏轼再次回蜀丁父忧。

苏轼终丧还朝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神宗皇帝力图改革弊政，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依其议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新机构，作为变法的主持机关。新法主要内容为理财与整军，目的是富国强兵，抑制“兼并”，堵塞“利孔”，将商品经济的利润收归朝廷。苏轼改革弊政的思路与王安石有重大的分歧。王安石深刻认识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国家政治经济的危机非得通过变法理财来根治不可。苏轼却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因而主张在不变法度的基础上，实行“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等措施。简言之，王坚持激进的改革祖宗法度的剧变，苏则主张温和的遵循祖宗法度的渐变。王安石把议论异于己的苏轼抑置判官告院，又让他权充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不料苏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而且推出好几篇反对新法的重头文章。苏轼逐渐卷入新旧党争，并以其卓越的才华成为旧党的代言人。

熙宁四年（1071），苏轼外出为杭州通判，之后又在密州、徐州、湖州三地任知州，担任地方官达八年之久。他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既是关心民瘼的良吏，也是果决任事的能吏。在杭州，他协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巡行各县，赈济灾荒。在密州，他监督捕蝗，上奏朝廷蠲免秋税，招人抚育弃婴，所活达千人。在徐州，他率领军民抗洪救灾，筑堤护城，开发石炭。在各地，他都以一个亲民的父母官形象出现于普通百姓面前。在地方政事的闲暇，苏轼的文艺活动也得到极大开展。在此期间，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青年人先后拜于门下，后来成为著名的“苏门四学士”。

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因被指控作诗文诽谤朝廷而被捕入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经旧党元老的营救，甚至新党重臣的说情，苏轼终免死罪，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成为被监管的逐臣。元丰三年春，苏轼以戴罪之身抵达黄州，这时他已四十五岁，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似乎已永无出头之日，经济上也极为困窘，团练副使有虚名而无俸禄，仅靠过去的积蓄为生。后友人替他向官府申请到黄州城东一块坡地，他带领家人亲自耕种，由此自号“东坡居士”。黄州时期是苏轼在学术和文学创作上的丰收期。《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的撰写与《书传》的动笔，标志着他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其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使得黄州赤壁名满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坡赤壁”。元丰七年，苏轼量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在离黄赴汝途中，他于金陵钟山会见罢相八年的王安石。此次会面，使得他与王安石在政治和人生态度上有所谅解和默契。

元丰八年春，哲宗继位，神宗母高氏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相，旧党人士纷纷得到重用。苏轼先被任命知登州，到任五天又奉调入京，随即升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三月，除中书舍人，掌外制。九月升为翰林学士，掌内制，成了参与决策的政府要员和朝廷的喉舌。司马光上台后立即着手废除全部新法，恢复仁宗时代的法度，史称“元祐更化”。苏轼从任地方官的实践中，已意识到新法中有部分合理的内容，不能一概否定。司马光罢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轼与之进行激烈的争论。但他这种独立不倚的立场，遭到部分旧党人士的强烈不满。司马光去世后，旧党迅速分化为几个党派，出现了“洛蜀党争”“朔蜀党争”一类朋党之间由学术宗派、政见歧异转化而来的政治倾轧。此外，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与程颐所代表的洛党，还体现了宋代文苑传统和道学传统的冲突。

元祐年间，苏轼的门下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等人并擢馆职，秦观、孔平仲等一大群文学之士也汇聚京城，形成以苏轼为中心的元祐文人集团。元祐三年（1088）春，苏轼知贡举，辟黄庭坚等人为助手，成为新一代文坛盟主。这个文人集团在政事之余，作画吟诗，听琴对弈，焚香煮茗，玩碑弄帖，谈禅论道，醉心于文学艺术精神产品的创造。苏轼等十六人集会驸马王诜的西园，李公麟为画《西园雅集图》。与会者皆为杰出文学家、艺术家，其玩赏兴味，文采风流，成为盛宋高雅的精神文明的象征。

苏轼受到政敌的造谣中伤，元祐四年出任杭州知州。他施展其行政能力，为民造福，请求免去租税，开仓赈灾，缓解民困。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发动疏浚盐桥、茅山两河工程，雇佣灾民，使其存活。治理西湖，开掘葑滩，疏浚湖底，修筑长堤。不仅兴修水利于一时，而且留人文景观于千古。苏轼任满后回京担任翰林学士，几个月后又避嫌外任，元祐六年出知颍州。颍州冬日大雪，他开粮仓以赈饥，调炭薪以救寒；又开发沟渠，治理颍州西湖。元祐七年春，改知扬州，他到任后呼吁朝廷放免“积欠”。九月，苏轼被召回京，参与了郊祀大典，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受御史弹劾，他在元祐八年六月出知定州，在任上整顿军队，亲自检阅操练；恢复“弓箭社”，计划整编民兵武装，加强边防。

哲宗亲政后，苏轼受到重新上台的新党人士的攻击，绍圣元年（1094）四月罢知定州，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几个月内，他骤然由一个北国的封疆大吏沦为岭南的僻州罪臣。其精神依托、思想倾向和情感认同，逐渐由庙堂走向民间，由“臣”变为“人”。在惠州，他年老多病，物质困乏，但却能安然对待逆境，种菜植药，参禅学道。他写了大量“和陶诗”，以安贫乐道的陶渊明为榜样，始终保持诗意地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

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六月渡琼州海峡至海南岛，七月抵达贬所。苏轼在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异常艰苦，但他在黎族人民中间找到朋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在贬谪生活中，同样保持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在惠州，他不顾自己罪臣的身份“勇于为义”，通过地方官朋友做了大量便民之事，造桥引水，利用水力作碓磨，推广新式农具“秧马”，筹建病院。在海南，他致力于改进当地落后习俗，鼓励黎人从事农耕，告谕乡人重惜耕牛，批评“坐男使女”的陋习。他自觉担负起促进海南文化建设的责任，指导学生、秀才，营造读书的文化气氛，使他们感觉到海南与祖国文化“地脉”相连，鼓励他们在科举考试方面“破天荒”。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元祐旧臣重获起用。苏轼六月渡琼州海峡北返，八月奉告命，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越大庾岭。在常州酷热的七月，苏轼一病不起，平静安详地告别人世。

苏轼死讯传出后，举国悲痛，各地出现自发性的群众吊唁活动。苏轼仕途的升沉进退，始终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紧密相连。而他在文化史上的形象，却远远超越了政治派别，不仅成为北宋文化巨人的典范之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格魅力的文人的象征。

苏轼的主要思想

风格高迈

豁达乐观

作为一个文化巨人，苏轼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举凡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等人文领域，他都具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提出了一系列在文化史上富有开创性的命题和结论。

在哲学方面，苏轼是北宋学术史上“蜀学”的代表人物。经解著作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另有《广成子解》一部，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儒家、道家哲学的理解和演绎。此外，收在文集里的以基本哲学命题、基本典籍或重要历史人物为题的论文，如《正统论》《易论》《扬雄论》之类，以及其他记序、书信、题跋甚至诗赋里，也表现出他对政治历史、宇宙人生的哲学见解。苏轼天道观的基本精神，是把“道”视为无所不包的“大全”，自然全体的总名，包含了万物之理，因而他的哲学精华，不在于形而上的本体论，而在于实践性较强的认识论。他强调“观万物之变”“尽万物之理”，在认识活动中打破事物之间的界限，发现其共同规律。在人性论上，就是顺应自然的人性，圣人之“仁”，应是“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君子之“道”，便是要达到“性命自得”的自由精神境界。苏轼的“道”侧重于真与美的结合，“道”常常是“美”的渊薮，是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的依据，“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造物”就是“道”的形象化表述，它提供给人们无穷无尽的美。苏轼提倡一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人生态度，即以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去观赏客观对象，从而在精神自由的状态下获得审美愉悦。

苏轼善于从各种学说中吸取合理的成分。“读释氏书”，“参之孔老”，培养出他“大全”的天道观与“会通”的认识论，并使他在儒、释、道思想中发现不少共同的精神。苏轼将道家“清净无为”“虚明应物”“慈俭不争”的宗旨，等同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的学说。他用佛教的“本觉必明，无明明觉”来解释儒家的“思无邪”，还把“思无邪”当作道教炼内丹的方法。他主张各派学说的调和融通，不赞成“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那种形同水火的现象，认为宇宙人生的真理如同大海，各家学说如同“江河虽殊，其至则同”。正因如此，苏轼的哲学从整体上存在着为多元化辩护、反对用唯一之理统治思想的倾向，在后世被奉为反对思想学术专制的旗帜。

在政治学方面，苏轼撰写了大量的策论和奏议等政论文章。早年写下一组系统阐述治国之策的政论文《进策》《策略》《策别》《策断》等，都是针对当时社会弊病而发，涉及吏治、民生、财政、军制等各种问题，提出一系列治理国家的主张。他信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将“安万民”视为治国的重要内容，注意民生先于财政、军制。苏轼也有很好的政治主张，如主张专任官员，校正宋代政治制度“内重外轻”的倾向；主张移民于腹地，体现了宏远的战略眼光；主张以土兵渐代禁军，解决困扰国家的冗兵问题。他的政治纲领基于合乎“人情”的想法，“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是他改革的根本思路。在熙宁初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时，苏轼写下体大思精的《上神宗皇帝书》，指出君主之安危系于人心，国家之兴衰在于风俗，朝廷之治乱赖于纪纲，皇帝和政府的行为应该是“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他对“新法”的内容、宗旨和实施手段进行了系统的彻底的否定。在地方官任上，苏轼写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等三篇奏议，其中包括“新法”造成的流民问题、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否以及请求开放盐禁、要求专掌医疗病囚等举措。元祐年间在朝廷、方镇时，他更写下大量重要奏议，其中既有边备外交、科举取士、冗官冗费及黄河治理等朝廷大事，又有若干要求放免积欠、请求赈济灾伤、兴修便民工程等为民请命的内容，涉及国计民生，针对社会弊病，提出治理方法。与王安石励精图治的改革思路相比，苏轼的政治态度倾向于保守，但其“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基本思想，对于国家立足于制定长治久安的政策，而非追求短期的经济效应，颇具启示意义。苏轼主张考核官员的标准应将廉洁放在首位，他作《六事廉为本赋》，阐述《周礼》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的内涵。他自身则以春秋宋相国子罕为榜样，以“不贪为我宝”（《无题》）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而苏轼“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的政治人格，对自然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更为立志于治国安邦的士大夫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在史学方面，苏轼留下了大量的史论、史评，早年作历史人物论二十余篇，晚年作《志林》，也颇多史评，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他治《春秋》学，推崇《左传》“依经以比事，即事以显义”的实录精神，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鄙视《春秋》为“断烂朝报”，尊崇《公羊》《穀梁》的微言大义的取向大相径庭。他读《春秋》不拘泥于“凡例”，而主张本人情、审辞气、观大体，坚持尊重史实的基本态度。他提出一个颇有争议的史论观点——“武王非圣人”，认为周武王夺取商纣王的政权，丧失了为臣之道；孟子称武王为圣人，违背了孔子的家法。这一观点展示了苏轼不囿于成说、大胆独立思考的勇气，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历代政治野心家借武王之名、行篡夺之实的历史事实的透彻理解。苏轼写了《正统论》三首，参加关于何为“正统”的史学讨论。他认为“正统”是指曾拥有过华夏中央政权之“名”，并不一定有既“正”且“统”之“实”。他指出历史批评（褒贬）与历史记录（实录）各有独立价值，两不相妨，从而解构了本具浓厚道德批评色彩的“正统论”，对于澄清宋代史学中褒贬与实录的纠葛作出了贡献。苏轼评价历史人物，主张道德与智术兼备，重视道德理想的智慧实践，推崇伊尹、诸葛亮、荀彧、孔融、陆贽等人；他评价历史事件注意“风俗”与历史盛衰的关系，关心社会历史发展的运行规律，重视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体的“形势”得失问题。他的史学思想尊重历史实践，主张寓道德于事功，评价历史强调道德的伦理效果。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

在社会伦理学方面，苏轼继承了孟子“乐其道而忘人之势”的思想，提倡一种在遵行“大道”基础之上的君臣关系，即平等的“师友”关系。他接受《春秋》家法“尊王”精神的前提是互相尊重的“君臣之道”，士大夫臣服于天下为公的“大道”，而非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政治权威。苏轼提出了“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匪我求人”的立身处世原则；批评了“秦汉以来，士贱君肆”的“道”与“势”失衡的政治现象，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即士大夫整体人格萎缩的原因。苏轼高度评价汉代疏广、疏受的行为，肯定二疏在“凛然君臣，师友道丧”的帝王专制下，能将功名弃如敝屣，使帝王知道区区官职，“不足骄士”。他推崇孔融的“英伟冠世之资”，鄙视曹操的“鬼蜮之雄”，鼓吹士大夫以道义力量与政治权势相对抗。他一方面欣赏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的忠义精神，无论穷达，始终坚持忠君报国的信念。另一方面称道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的潇洒态度，感叹其不愿牺牲自我个性而向政治权势低头。

此外，苏轼在军事学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观点。如《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在战略上反对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代滕甫论西夏书》，在战术上主张谨慎从事，反对轻举妄动，都颇切合当时的军事形势。至于医药学方面，苏轼亲自实践并记载下多种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和治疗药方，包括各种炼丹养息以及药物疗效之说，以至于后人将他的医药杂说与沈括的《沈存中良方》合编为《苏沈良方》。

本文选自《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苏轼集》，解读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裕锴。标题为编者所加。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编辑 | 高爽

监制 | 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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