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是第一个把国际法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人,此举对清政府的外交官员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大有帮助。此外,他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西学总教习。
然而,要论他对中国的首要贡献,还不是这些,反而是下面这件小事:
他初到宁波时学习宁波话非常艰难,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任何英汉字典,所以需要老师每教一个词,指一件东西。教狗指狗还好办,教火轮车时,老师便不得不来回奔跑,一边喘气一边鸣叫,学火车发出的声音。
丁韪良于是以德语中的元音为基础,再加上其他一些变音符号,创出了一套音标。这一下子能够使他和老师之间无碍对话。最后,宁波当地人对他的这套拼音系统十分惊奇,因为传统上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教会孩子读汉语经典,但是采用拼音,连70岁的老婆婆和不识字的工人都可以顺利读经。丁韪良的试验,为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树立了信心。
这又是一件对我们影响甚巨,而许多历史学家囿于对大问题的关切而不屑记录的小事。
仔细想想,从孔子时代就讲"有教无类"的中国,历经两千年的努力,到清代,识字率大约也只是10%。考虑到这些人里还有不少只是会写自己的名字、算简单的账,真正的普遍文化水平恐怕还要更低。然而,仅仅是拼音这样一个发明就非常顺利地改变了这一切,再辅以近代以来的小学教育,一个十数亿人规模的古老民族真正做到人人识字、人人知书。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对国民教育而言,拼音的重要性要胜过自孔子到戴震以来的所有大学问家呢?
丁韪良1827—1916
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字冠西。北长老会传教士。
清道光三十年(1850)由长老会派来中国,在宁波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从美国公使列威廉(William Bradford Reed)任翻译,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同治二年(1863)在北京传教。八年由赫德推荐任同文馆总教习,兼授**。曾任清政府国际法顾问。光绪二十四年(1898)得二品官衔,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义和团运动时,游说各国公使,鼓吹“以华制华”,劝美国割据海南岛。
译有《万国公法》及《公法会通》。著有《格物入门》、《格物测算》、《西学考略》、《公法便览》、《星轺指掌》、《中西闻见录》、《富国策》等,对清末西学,尤其是国际法与外交学有一定影响。其宗教著作有《天道溯源》、《勤善喻道传》。另有自传《花甲忆记》及《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北京被围》、《中国知识》、《中国之觉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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