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为何要开辟江西战场？真相：蒋百里献了三策，孙传芳选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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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伐军来讲，江西是一个迟早必争的地方。

从地理上看，江西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战略地位，它的南部毗连粤北，梅岭又是由广东北上的孔道。

它同湖南一样，广东与这两个省如唇齿相依。从军事政治上讲，出师北伐，如不能最后控制江西，北伐的根据地广东就有后顾之忧，敌人随时都可出赣南，而攻击已经空虚了的革命根据地。

所以，攻下江西一直就成为北伐军最初战略中的一环，中立孙传芳也好，警戒江西也好，为的是先打掉吴佩孚之后回过头来更便于取得江西，这是北伐军先吴后孙的战略设想。

1、为何要开辟江西战场？

长沙会议刚刚结束，蒋介石就给警戒广东安全的东线何应钦军长打电报，告诉何应钦：一当江西异动，北伐军由警戒江西到转攻江西时，何应钦所率的“第五师及赣东之独立第一师协同攻取赣州、进占吉安”。

8月25日，即汨罗江战役刚刚取胜之后，蒋介石给后方打电报，就述说了北伐军对江西的作战计划。

这份电报是一个正式攻江西的作战计划。

电报中指出攻赣有三个时期，确切地表达是有三种时机，但当时电报重点是考虑第一种时机，即攻克武汉后就对江西举行进攻，可见，其主导思想是：

不论福建的周荫人是否攻江西或广东，只要一当北伐军攻下武昌就对江西转入进攻。

但是，在10月10日北伐军攻下武昌之前，孙传芳即调兵遣将要进攻国民革命军，这样，蒋介石便决心对江西转入进攻了。

孙传芳也不是傻子，他并不是看不出北伐军所采取的在政治上中立，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策略。只不过他也在因势利导，等待机会罢了。

孙传芳的野心并不太大，他不像吴佩孚那样一定要以武力统一中国。

鉴于吴佩孚、张作霖的势力，孙传芳只想保住东南五省地盘，做他的五省联军总司令也就满足了。

北伐军攻击吴佩孚，对他并没有坏处。他看不起北伐军的军事力量，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以便从吴佩孚的两湖或北伐军的广东捞到一些地盘。

当吴佩孚在两湖战场上一败涂地的时候，孙传芳的野心增大了。他想夺取湖南、湖北而取代吴佩孚，而把北伐军赶回广东去。

2、蒋百里的三策

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战略家蒋百里正在做孙传芳的幕僚。

李宗仁说：

蒋百里在北伐军刚刚进行汨罗江战役的时候，就给孙传芳献上援助吴佩孚的三个计策。
第一策是乘革命军北进与吴佩孚鏖战时，突出奇兵，自江西全力西进，腰击北伐军，占领长沙，以断北伐军归路。
第二策是待北伐军围攻武汉时，以水陆大军溯江西上，解武汉之围，使吴佩孚与北伐军相持于武汉以南，然后孙传芳再待机而动。以上两策均未被孙传芳采用。
蒋百里的第三策是让孙传芳把东南五省兵力向江西布防，以逸待劳，以待北伐军来攻。

看来，这一策恐怕是蒋氏三策中的下策，但是孙传芳在形势逼迫下最后采此下策，因为吴氏已失武汉，革命军已经底定湘鄂。

孙传芳急忙把驻江苏、浙江、安徽的各军集中江西，以待北伐军来袭。蒋百里是否给孙传芳出此三策是大可研究的问题。

但是当时孙传芳对北伐军的攻击确实存在着这三个时机，而孙传芳却选择了最下策的第三个时机。

这是和孙传芳对吴佩孚和北伐军之战的基本态度有直接关系的。

3、孙传芳为何选择下策？

孙传芳经营东南也有几年了，江苏、浙江尤其是上海地富财丰，粮饷充足，反奉战争后形成五省联军，实力比吴佩孚要雄厚许多。

北伐军攻赣前，孙传芳在五省的各省驻军大体如下：

一、江苏军力：
陈代师 8000人；孟昭月旅 6000人；郑俊彦师 8000人；谢鸿勋师 12000人；周凤岐师 6000人；白宝山师 3000人；冯绍闵师 4000人。
二、浙江军力：
卢香亭师 20000人；夏超部 15000人。
三、安徽军力：
陈调元师 16000人；倪朝荣旅 1500人；马祥斌旅 1500人；王普旅 3000人；毕化东旅 2000人；杨光和旅 2000人；彭德铨旅 2000人；杨振东旅 1000余人；颜景宗旅 3000人；张中立旅 2000人。
四、江西军力：
邓如琢师 7000人；唐福山师 5000人；蒋镇臣师 5000人；刘宝题旅 2000人；赖世璜师 （已归附国民革命军）4000人；杨如轩师 2000人；杨池生师 2000人；张凤岐旅 3000人；陈修爵部 1000余人。
五、福建军力：
周荫人师；李生春旅 3000人；刘俊旅 3000人；炮兵团 1000余人；孔昭同旅 4000人；苏珽旅 3000余人；蒋启凤旅 2000人；卫队旅 3000人；吴大洪旅；张毅师 6000人；李凤翔师 3000人；张庆旭旅 3000人；林忠陆战队 3000人；王麒旅 2000余人；何麓昆部 1000人。

上列各部队，以卢香亭、谢鸿勋、郑俊彦的第二、四、十师战斗力最强，为孙军中坚。

武汉丢失前，吴佩孚屡次要求孙传芳出兵，孙传芳都不认真援吴，有时只是装装样子调动一下部队。

孙传芳抱定待武汉丢失、吴佩孚力量削弱后他再出兵。

孙传芳的亲信师长在记述孙的政策时写道：

当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攻武汉时，吴佩孚迭电孙传芳请援。孙传芳虽是直系大头目之一，但孙当时的实力已超过吴佩孚的实力，确有尾大不掉之势。
而且孙对部下公开说，他等革命军攻占武汉后，再派大军去收复武汉，这样，武汉当然也就属于他管辖之下，那时五省联军便可扩大为七省联军了，这是孙传芳的如意算盘。

看过孙传芳亲信师长的这个披露就能够理解孙传芳的行动了。

为什么在北伐军同吴佩孚军队，在武长路上鏖战时孙传芳不出兵江西拦腰截击北伐军？为什么在吴佩孚被围于武汉时孙传芳不与吴佩孚两军合力攻击北伐军？

原来孙传芳是要亲眼看着吴佩孚把武汉丢失后再动手，那时就不是帮忙的地位，而是以收复者的资格鲸吞两湖了。

孙传芳的用心，一目了然。

4、进军江西的决策过程

由于北伐军和孙传芳都确定了各自的根本方针，由于双方都想在适当时机决战一场，因此双方以后在江西的一场战争就不可避免了。问题是都在等待形势的发展，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双方都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准备自己的条件，包括调兵遣将和施放和平的烟幕弹，也包括不断的规模不大的交战，它经历了一个时间虽不算长，但内容却颇为复杂的过程。

下边，较为细致地、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地叙述这个过程，从而了解北伐军由主攻两湖、警戒江西到转攻江西这个战略的转变。

（1）孙传芳派兵援赣的决策

北伐军在8月20日取得汨罗江战役胜利之后，孙传芳大为震动，真正感到北伐军的力量，开始布置下一步的军事。以后的10天里，接连发生吴佩孚在汀泗桥、贺胜桥的大败，并被追逃到武汉。

孙传芳看到形势发展如此之速，在这10天中也加速了援赣的步伐。

8月23日，《申报》和上海一些报纸登载孙传芳致蒋介石函、指责北伐是为外国人和过激党所操纵，为其出兵援赣制造舆论。

孙传芳在信中污蔑国民党和北伐军执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以此作为出兵干预的借口。

中共中央当天就发出党内通知，指示党员通过自己所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使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

25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杨文恺、周凤岐、孟昭月、卢香亭等参加。

会议决定继续运兵增援江西，分五路与国民革命军作战。

第一路司令卢香亭，所部入鄱阳湖转至赣南；第二路司令谢鸿勋，所部由九江转修水抵铜鼓；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由南昌向赣西；第四路司令周凤岐，所部先开向吉安；第五路司令为王普，集萍乡。

30日，孙传芳颁发“援赣计划”，在具体部署上较25日南京会议稍有变动。

即：以皖军王普为第一军，刘凤图为第五军，以苏军为第二、三军，浙军周凤岐部为第四军，以卢香亭为援赣总司令，攻击目标为通山、岳阳、平江、浏阳。赣军攻醴陵、株洲、莲花。孙传芳并令福建周荫人部攻广东的潮、梅。

这一系列行动说明孙传芳决心把外省部队调往江西，这是一种军事上的升级。

江西与湖南，在地势上本是唇齿相依。这时的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是在吴佩孚支持下赶走方本仁而坐镇江西的，他由赣北镇守使一跃为江西军政首脑。

在北伐军进攻湘南的时候，邓如琢不论从地理上，还是从人事上，都不能坐视不顾，于是企图派兵入湘，妨碍北伐军的进展。

早在北伐军在湘南进军时，邓如琢就派唐福山进兵醴陵，派谢文柄由莲花向茶陵牵制北伐军。但在7月下旬这两支敌军均被北伐军击退，谢文柄溃不成军，唐福山部损失甚巨，于是退守萍乡。就在这时，邓如琢向孙传芳乞援。

到8月中旬，知道孙传芳将以实力援赣、邓如琢也制定了赣军自己的作战计划。

这时赣军计有邓如琢的中央直属第一师，蒋镇臣的江西第二师，刘宝题的中央第一混成旅，张凤岐的江西第九混成旅，杨池生的滇军第一师，杨如轩的中央第六师，唐福山的江西第一师，还有陈修爵、谢文柄等部共计3万人。

到8月中旬，邓如琢赣军的进攻湖南计划是：

第一路为张凤岐、唐福山部，集中萍乡、宜春向株洲、醴陵进攻。
第二路蒋镇臣部，集中于永新、莲花进攻湖南的茶陵、攸县。
第三路谢文柄、陈修爵部，其中谢文柄为右翼，随第一路前进。陈修爵为左翼，随第二路前进。
第四路为邓如琢、刘宝题部，集中宜春，抚州一带为总预备队。
第五路杨如轩、杨池生部集中赣南大庾一带，进攻广东南雄。
第六路为赖世璜部的江西第四师（已归属北伐军），（赖世璜于9月2日尚收到邓如琢的作战计划，邓不知赖世璜久已不为其用了。)

协同闽军进攻广东东江地区。

（2）蒋介石的时机

如果说北伐军汨罗江战役震动了孙传芳，使其加紧攻赣部署，那么，汨罗江战役同样也使蒋介石头脑发胀，作出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军事部署。

按照长沙会议第二期作战计划，及8月25日给李济深、何应钦的电报，都讲到如果赣敌或闽敌主动进攻国民革命军时，北伐军就向江西进军。

但是事实上，蒋介石不是等到这种形势出现的时候给以反击，而是见到孙传芳部署向江西进军时就主动提前迎击敌人。

从战术上讲，主动迎敌经常是可取的，但从战略上，就要具体分析。

因为在8月下旬，孙传芳还只是加紧部署，还没最后下开战的决心。

小的试探性、策略性的进攻会是有的，但决战还不是现实。对北伐军来讲，当时的主要弱点是兵力不足，战线太长，敌人力量过大。

采取主攻两湖方针，借吴佩孚援兵到来之前可以取得胜利，但以后还有一个对付吴佩孚援敌的问题。

事实上就是在北伐军完全收复了武汉之后，吴佩孚仍然有靳云鹏、寇英杰、田维勤、魏益三等主力部队可用，一直在计划进攻武胜关，夺回武汉。

蒋介石部署攻赣是在汀泗桥、贺胜桥尚未取得胜利的前几天，即关键性的战役还没有开始就想开辟第二条战线，尽管后来阴差阳错的机会和北伐军的奋战取得了一些胜利，也不能证明这次决策的正确，更何况过早地开辟第二战线还造成了许多战斗的失败。

加仑的一贯思想是反对过早地攻击孙传芳，不能在两条战线同时开战。

1926年7月5日，加仑就向莫斯科报告：

“来华之后，我立刻提出并始终坚持修改这个方案，把作战范围局限于湖南境内。经多次磋商，6月23日我终于说服他们（指蒋介石）同意修改方案、放弃立刻出兵江西。”

汨罗江战役的胜利，还仅仅是向武汉进军的开始，绝没有转攻江西的条件。

但是：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巩固他在湖南已经动摇的地位，因此不让加仑得知就决定主动进攻孙传芳。他心血来潮，毫无准备就采取了行动。”

麦赫列夫于1927年夏写道：

“在加仑未参与的情况下，蒋介石试图举行第二次江西战役，结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失败了。”

就是在以后的10月初，苏联驻第一军顾问切列帕诺夫等，同何应钦主张对闽周荫人部“积极进攻”时，加仑还是命令：

“禁止我们首先开始军事行动。如果我们在福建转入进攻，就同孙传芳开始了军事行动，这对北伐军是极不利的。
吴佩孚尚未被击溃，对武昌的包围仍在继续中，加上蒋介石和唐生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摩擦，但是关于这些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急着要投入战斗，不理解加仑的禁令是有道理的。”

蒋介石自北伐出师以来在军事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缺乏战略眼光，容易为一时一事所冲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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