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 （贵州解放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

解放战争后期，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人民解放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节节败退，大部被歼，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略决战中的巨大胜利。1949年4月，随着百万雄狮横渡长江，国民党军队纷纷向台湾、福建、四川、贵州等地撤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负责追歼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以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动作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贵州作为西南地区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最后防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贵州是突破其“大西南防线”上的关键一役。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前委决定由第5兵团，秘出湘西，速占贵阳，割裂白崇禧、胡宗南两大集团之间的联系，截断西南诸敌向云南逃窜的退路，迅捷解放贵州，经营贵州。

1948年5月，蒋介石派宪兵司令谷正伦回黔担任省主席，次年，兼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加强对贵州的统治。一方面把贵州籍军人大量回调贵州，编练新军、组建正规军；另一方面实行军警联防，加强地方保安部队，并设立贵州绥靖公署，加强对正规军及地方保安部队的统一指挥。贵州临近解放时，国民党驻扎贵州军队主要为第19兵团，辖第49、89两个军及6个扩编师，人数5万余人。

贵州解放前夕，谷正伦等还秉承蒋介石意旨，炮制了一整套“应变计划”（即《贵州省反共保民救国纲领》），妄图做最后的挣扎。他们拼凑反革命武装，举办1100余人的“反共游击训练班”，释放惯犯、惯偷800余人，制造社会动乱，潜伏特务900余人、行动队员400余人伺机暴乱。各专署、县、市也先后制定“应变计划”。敌人的这套“应变计划”，是贵州解放和接管后敌我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主要原因。

为有效应对敌人的“应变计划”，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上海局指示，组织和发动群众配合解放军解放贵州。在城市，开展保护城市交通、邮电、工厂、学校、仓库、银行的斗争；在农村，组织武装力量牵制敌人、维持秩序，遏制敌人溃逃前的破坏，迎接贵州解放。同时，利用国民党当局要员逃窜，造成各大小城镇形成“真空”状态之机，积极引导贵阳开明绅士卢焘、张彭年等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贵阳城。

针对国民党军的部署，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对华南、西南各敌均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1949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二野主力于9月隐蔽地向湘西集结，执行向西南进军的任务。7月下旬，二野5兵团党委在江西上饶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关于二野进军西南、二野前委决定5兵团进军贵州的命令。8月19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确定5兵团及3兵团的10军直出贵州及西南，断敌退路。3兵团主力直出川东南，监视和牵制川东之敌，协同5兵团作战。9月初，由第16军、第17军和直属部队隐蔽地向湘西开进。各部队于10月上旬到达湖南湘潭地区待命。

第5兵团和第10军集结湘西后，积极备战进军川黔作战任务。1949年10月20日至22日，第5兵团在邵阳召开各军首长会议，部署入黔作战。随之下达《关于部队入黔作战与工作的指示》《向贵州进军的命令》(战字第3号)。决定三路进击贵州，以第17军附兵团野炮团为中路，沿湘黔公路进击，攻占贵阳；以第16军为左路，向天柱、三穗、镇远进击，协同17军作战；以第10军为右路，向松桃、铜仁方向推进；以第18军为第二梯队，视情况参加战斗。兵团指挥所尾随17军第一步进到芷江，第二步进到镇远。

1949年11月1日，川湘鄂边作战和川黔作战同时发起，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会同第3兵团第10军，兵分三路直取贵州，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敌精心部署的“黔东防线”，长驱直入占领贵阳。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第17军第50师进驻贵阳，宣告贵阳解放。省会贵阳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贵州统治的结束。随后，部队日行百里追歼残敌，至年底，基本解放了贵州全省，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贵州的反动力量,击溃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妄图“偏安西南”、以四川为中心“持久作战”的梦想。

整个贵州的解放，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克服千难万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纵横1000多公里，共进行大小战斗174次，共毙、俘敌6911人，缴获各种炮94门、各类枪4206支（挺）、电台6部、汽车100辆、战马112匹以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至1949年12月底，全省79个县基本解放，其中16个县为和平解放。

随着贵阳解放，在黔国民党军队已兵无斗志，全线西退，组织不起新的防线，但对人民解放军主要力量入川后的贵州稳定仍有较大威胁。据此，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党组织及开明人士等，以政治解决为主，多管齐下，策动争取国民党军起义。在多方政治攻势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驻黔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12月7日，第89军1万余人在普安起义；12月10日，第49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第49军第249师师长陈永思、黔西北绥靖司令兼第271师师长刘鹤鸣等签署起义通电，宣布率部起义；12月31日，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兼安龙指挥部指挥官万式炯、安龙指挥所参谋长凌孟南、第234师师长谢可澄联名发出起义通电，等等。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过程中，共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约4.3万人。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加速了贵州全境的解放，减少了城市的破坏，实现了有限军事力量在贵州全境的扩大发展，从而保障了主力入川会战后贵州局势的稳定，为西进部队解除了后顾之忧，也为分化瓦解西南诸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贵州的同时，接管工作随之展开。接管贵州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西进支队（简称西进支队），隶属二野5兵团，其前身是南下支队，参加接管贵州的干部总数为10719人，加上勤杂人员，共1.5万多人。1949年11月上旬，西进支队全体干部、战士按照邵阳会议的部署和安排，决定以大队为单位分路向贵州进发，赶赴分配地区进行接管。11月18日的炉山会议进一步研究布置了接管工作。

1949年11月20日，第一批接管干部入贵阳城。11月22日，奉二野首长电令，人民解放军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正式成立。军管会领导成员为杨勇、苏振华、徐运北、陈曾固、赵健民、刘星、秦天真。苏振华任主任，陈曾固、赵健民任副主任，刘星任秘书长。在接管工作中,解放军抽调110多名干部作为接管工作骨干,组成16个接管组,按照从上到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接管一致,先接后分的方针,采取深入下去,宣传政策,召回人员;接收档案,进行清点;迅速整理,尽快复工的步骤，分别接管贵阳市民政、财政、教育、建设、法院等部门和9个区的政权。全省的接管工作到1950年3月基本结束，共接收旧职员3.6万余人，教职人员4万多人，均安排了工作和妥善处理。接收省级物资企业58个，工贸、交通部门28个，大学3所，医院61个，以及邮政、电讯部门等等。逐步建立起县（区）、乡人民政权，贵州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贵州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贵州全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纷纷建立时，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任命杨勇为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曾固为副主席。12月3日，中共中央批复西南局的报告，同意中共贵州省委员会由苏振华、徐运北、曾固、杨勇、赵健民等13名委员组成。苏振华任书记，徐运北、陈曾固任副书记，杨勇、赵健民为常委。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在贵阳召开各界代表200多人参加的茶话会，庆祝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同时，在全省设1个省辖市（贵阳市）和贵阳、遵义、铜仁、镇远、独山、兴仁、安顺、毕节8个专区。1951年5月人民解放军最后攻克册亨、望谟两县，至此，全省79个县（市）全部获得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府。

贵州的解放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在贵州的统治彻底垮台和贵州各族人民彻底获得翻身解放，揭开了贵州历史的新篇章，开辟了贵州历史新的纪元，贵州的发展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