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举人参加会试，真能领到路费？若落第是否流落街头无力返乡？

作为我国古代朝廷选才取士的重要制度，科举制是许多人改变自身境遇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大致分为县试、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通过县试的获取童生称号，通过院试则被授予“秀才”名号。

一、古代科举制度

别看秀才只是科举制度中倒数第二级的头衔，但其实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都没能考取秀才，直到七八十岁时还是“童生”。

有人可能觉得都已经考中秀才，想必在科举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了？实则也不然，考中秀才才是正式科举考试的开端，接下来秀才们还要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再通过会试成为贡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成为进士，科举之路才算走完，才能正式成为一名朝廷官员。

我们所常说的“连中三元”，便是指这个人在乡试、会试以及殿试中都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这在古代是少之又少的。

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乡试的考试地点在各省举行，因此路费问题并不大。而会试和殿试则是在京城举行，若是京城周围的考生，路费压力也还算凑合。

但若是在偏远地区的考生，在当时交通不便利的条件下，漫长路途、昂贵路费往往成为阻碍他们前去赶考的最直接原因。

——比如明代成化年间，就有一个叫张诩的人，在中举后十年都不赴会试，自称“保重不轻应试”，巡抚朱英注意到这一现象，便上书有关部门，给张诩十二两银子当作路费，张诩这才进京赶考。

可见路费问题，确实是那些出身寒门的举人面临的难题之一。

那么举人参加会试的路费，究竟是不是都会由朝廷负责呢？如果是，那举人能得到多少钱？如果落榜，这些举人最终又该何去何从？

二、举人的资助来源

给出结论：举人的路费的确是朝廷负责，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由朝廷包揽的。

朝廷对会试考生资助路费最早起源于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这一资助毋庸置疑带有明显的赏赐性质，并不具备稳定性，更不用提为此建立制度性规定。

在安史之乱后，部分南方地区才开始出现对会试考生的路费资助政策，但这些仅仅也只是一些地方官府的行为，还未在全国形成统一形式。

到有宋一代，朝廷对会试考生的路费自主制度正式形成，并且包含有多种形式。

——比如官绅购置庄田，人们称为贡士庄，贡士庄的田税收入便用于给会试举人提供路费。贡士庄的名目有很多，有叫“兴贤庄”的，有叫“青云庄”的，但大多数还是就叫“贡士庄”。

除了以贡士庄的田税来提供路费之外，朝廷还会给举人们发放公卷，用于沿途免费住宿驿站和使用交通工具的凭证。

但公卷并不是每一位举人都有，只发放给边远地区参与省试的举人。宋代在乡试完毕后，地方有关部门会举办“鹿鸣宴”给乡试中举者赠送丰厚的钱物。会试时，举人们就将这些钱物视作旅费来用。

然而这种奖励是各省自行举办的，故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同，所发放的资助也就不尽相同，且同一地方的考生，也会因为正请、免解两种不同的身份而收到相差较大的路费资助。

除了政府官员，学校也会为当地参加会试的举人资助路费，这一形式被称为“学校房缗”。学校房缗的资助等级有严格的规定，而且对资助的具体时间、地点、对象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元代沿袭宋代的贡士庄制度，继续施行会试考生的路费资助制度。

明朝亦是如此，但据洪武三年朝廷颁布的《科举诏》：“行省咨解中书省，判送礼部，印卷会试。”从这来看，此时还并未有对资助考生路费的明确记载。

在后来的《科举程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朝廷对举人路费的资助是以官府付廪给、脚力的形式，也就是给实物和人力，并不直接给银两。

但这些资助也仅限于新科举人，也就是说，二次赴考的举人是不会得到这些资助的。

三、路费制度愈发完备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科举程式》的颁布，完备的确立了路费资助制度，但由于各地运作不规范，一些地方并未推行，甚至还有贿赂官员的弊端、隐患。

如正统十二年，赴京会试的山东单县举人秦纮称：“往年，举人先赂县官，然后乃得厚赆。”而在景泰元年，秦纮再次启程赴京参加会试，自备七两银子当作路费。

从秦纮自备会试路费的实际情况看，此时很多家境贫寒的举人仍很难得到官府资助。

到了成化以后，会试考生的路费资助制度才在广东一带成为一项科举定制。当时南海人霍韬曾说：自从我们前面提到的张诩“抱重不轻应试”被巡抚朱英注意到后，凡举人赴试，官给银十二两。

其实就是说，自此以后官方的路费资助形式从人力物品开始转变为银两。

也是在成化以后，明朝的路举人费资助制度得到不断的发展、完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对象也从原来的只资助新科举人扩大到旧举人，资助的标准也有所提高。

既然路费由朝廷资助，那么举人参加一次会试会得到多少钱？由于每个朝代、地区的标准不同，下面主要以明朝的资助标准来讨论。

从上文我们可以得知，成化年间，广东资助经费的标准是每名举人能得到12两路费，挣得时增至16两，嘉靖时增至20两。

——北直在嘉靖年间的资助标准为每人30两，南直则一般为每人24两；浙江的资助标准是最高的，为100两每人。山西和较为偏远的贵州资助标准则均为每人15两。

会试结束后，中榜者自然春风得意马蹄疾，但落榜的考生则要踏上凄清的回乡之旅。

一般而言，返程的路费和来时的大致趋同，而返乡所需支付的路费并不在朝廷资助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也意味着落榜举人这一趟不但没考取，还要多花返乡路费和下次赴考的费用。

再次赴考的费用暂且不提，当落榜举人参加完会试后，所剩的银两也已经不多，处境还是较为窘迫的。

南直无锡人堵胤锡落榜后，由于盘缠早已用完，只能和同伴徒步走回家乡，导致“复积劳发，喘息委”，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

为节省路费，落榜者往往会选择同舟而行或是附舟的方式，有时还会向人借钱返乡。

可见，虽然落榜者的回乡之路充满着艰辛，但他们往往结伴而行，有时还会向他人求助，流落街头无力返乡的情况，还是少之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