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2000万的视障人士，怎么“看”上电影？

上海电影评论协会“无障碍电影工作室”获2021年度上海市民文化协会卓越力量奖网飞大部分影视剧都提供了口述影像服务

周日，城市君与家人在影院看电影。

观看过程中，现场隐约听见有人在窃窃私语，似乎在讨论着电影的内容。

看电影被人打扰总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有人高声呵斥，“看电影就别说话了！”

讨论的声音戛然而止，可随即又以更小声的内容继续。

包括城市君在内，现场观众忍不住接连提出抗议，终于没有人再吭声了。

电影散场时，所有人忍不住冲发出声音的角落望去，默然无语：对方是个戴着墨镜的视障人士，身边是不住冲着周围观众道歉的家人。

那位视障者茫然无措，好像不知道电影已经结束，直到家人拽着他，才依依不舍地摸索着离开座位。

城市君为刚刚的冒失感到十分惭愧，因为这一天是12月3日，恰好是国际残疾人日。

根据数据统计，我国有近2000万的视障人士，他们同样有着精神文化需求，也有“看”电影的迫切愿望。

在无光的世界里，他们能“看”电影么？

网上曾经有个话题，“中国有近一亿残疾人，为何我们生活中很少看见他们？”

根据《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报告显示，我国目前在册登记的残疾人总数约为8300万，而实际数字只会比统计的更多。

这意味着，按照现在14亿的总人口计算，平均每17个人中，就有一位残障人士。

《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报告还提到，我国目前登记的视障人士约为1800万，我们身边平均每80个人里就有一位。

自然，现实中的数字也肯定比统计的更多。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很少看见他们，他们又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妨观察下身边的道路，如今城市道路几乎都铺设了专门的盲道，却很少看见视障人士使用。

这是为何？

仔细看看这些盲道环境，有些是设计不合理，视障者很难从中辨识正确的方向；更多的情况是一些占用盲道的路灯、行道树以及肆意停放的车辆。

这样的道路环境，可能是视障人士不愿意出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某些视障人士有专门的导盲犬，可很多地方根本不允许犬只进入，他们惶恐无助，只能孤独地蜷缩在社会的某个角落。

唯一能让视障人士开心的就是“看”电影。

视障人士也可以“看”电影吗？

是的，如果放在十多年前，这或许是一个不小的“冒犯”问题，可如今，“看电影”已成为许多城市视障人群的日常。

今年5月5日，是《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实施一周年。

生效于2016年9月30日的《马拉喀什条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部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旨在进一步保障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平等获取文化和教育的权利。

目前，《马拉喀什条约》的缔约方80余个，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国际条约中缔约方增加最快的一个。

2022年2月5日，中国正式批准加入《马拉喀什条约》。

同日，中方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马拉喀什条约》批准书的手续，并于 2022年5月5日正式生效。

中国政府正式加入《马拉喀什条约》，不仅是中方对国际规则的承诺，同时更是中国政府关爱视障人士，履行政府义务的重要体现。

事实上，在该条约签署的前十年内，中国有诸多视障人士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实现了“影视自由”，他们在线上“追剧观影”，也能在线下与朋友畅聊最新大片，看电影的频率甚至比普通人更高。

这些能被视障人士“看”的电影，称为“无障碍电影”。

与普通电影不同，无障碍电影是专门为了方便残障人士观看的经过加工过的电影节目，一般分为专供视障和听障2个版本。

视障版本通过重新剪辑增补大量配音解说的方式，让视力障碍者完成了解整部电影的内容，享受电影艺术乐趣；另一个版本通过增配字幕方式，让听力障碍者能以更详细的文字方式欣赏电影。

从无到有，从零散观影到固定组织，民间的无障碍电影其实已经悄悄走过了十年时光。

国内最早开展无障碍电影的城市是上海。

2009年4月23日，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上海残联以及上海图书馆成立了全国首个无障碍电影工作室，并于当天播放了筹备已久的首部无障碍影片《高考1977》。

这之后，“无障碍电影工作室”又借助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美术电影制片厂等影视机构支持，编制了多部国内外新上映影片。

随后，“无障碍电影工作室”又相继完成了《走出西柏坡》《紫日》《黄河绝恋》《燃烧的生命》《儿女情长》等上百部无障碍电影，通过上海各区和街镇的残联等组织，免费向全市视障群体播放和借阅。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无障碍电影工作室”也因这项意义非凡的公益项目，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二等奖”、“上海市民文化协会卓越力量奖”、“上海市社会先进组织”、“上海市慈善总会首届慈善公益项目优秀奖”等多项荣誉。

不过，视障群体同样希望能进入影院感受真正的电影氛围，期待“看到”最新的影片。

2012年，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牵头成立了沪上一支由专业播音员主持人参加的无障碍电影解说志愿者队伍，开始在上海的国泰电影院开展了新片无障碍电影解说活动。

在上海专门的无障碍电影院中，随着灯光暗下，正片还没开始前，比画面更早出现的是在影厅一隅响起的“播音腔”，播音员温柔地开始讲解电影的片名、导演、主演等信息。

电影过程中，穿插在人物对白和音乐间隙，两个“男声”、“女声”会根据剧情，悄悄描述着画面和介绍剧情。

影片人物的面貌、服饰以及动作、表情，通过解说老师绘声绘色地生动演绎，让现场的视障人士真正“看见”了电影。

视障观众虽然看不到电影，眼前一片黑暗，但他们通过影片的同声描述，用想象力在脑海中拼凑出剧情和画面。

2013年，上海还将每年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定为“无障碍电影放映日”。

十年来，上海16家商业电影院先后放映“无障碍电影”110多部、1700多场，平均每月放映1场，惠及近14万视障人士。

与此同时，上海广播电视台和各区融媒体中心更有近400位播音员主持人志愿者加入到“说”电影的行列中，让近20万名视障者“看”到了新世界。

十年来，无障碍电影也逐步从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逐步走向了杭州、武汉等城市。

不过，无障碍电影的有限播放环境，与分布广袤、数量庞大的视障群体相比仍然捉襟见肘。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的“无障碍电影工作室”希望改变这样的状况，在互联网的助力下，他们将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无障碍电影电影院搬上了云端。

视障者豆豆，是因为一次工作意外失去了光明，可他同样喜欢看电影。

豆豆家住浦东三林，离市区的无障碍电影院数十公里，每周一次的免费放映，他都耗费几个小时辗转而来。

幸好，“无障碍电影工作室”将电影搬到了蜻蜓FM平台上，在家就能“看”电影。

蜻蜓FM平台上的“无障碍电影”

虽然手机上“看电影”的环境不如影院，可在上百部无障碍电影的陪伴下，豆豆的生活变得充实，也为他黯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迄今为止，蜻蜓FM平台上的无障碍电影已经达到了上百万次的访问量，每天都有无数视障者慕名下载“听看”。

同时，国内的优酷、爱奇艺等平台也纷纷开设了“无障碍电影专区”，一批经过无障碍化改造的电影上线，让视障者们不出家门就能欣赏到最新的热门电影。

不过，即便是一项惠及所有视障群体的公益项目，无障碍电影也始终面临着剧本与版权等难题。

对于无障碍电影制作来说，最难的技术部分是撰写解说稿。

拍电影离不开剧本，无障碍电影的解说也一样需要好的剧本解说稿。

与传统解说稿不同，无障碍电影把握电影的节奏与情感，需要通过语速或声调变化来同步体现。

比如很多文艺片，节奏很慢，说得太快容易让人不知所云；武侠片又必须要以“二倍速”讲述，否则感受不到“刀光剑影”的氛围感。

无论解说得快与慢，其中的“度”既考验撰稿者的文字功力，又需要讲述者深厚的语言功底，才能让视障观众身临其境。

无障碍电影志愿者们估算：一部150分钟的电影，从观影、撰稿、试讲到正式讲解，往往需要超过4500分钟的筹备。

可这超过30倍的努力，即使志愿者愿意花时间来做这项公益活动，但无障碍电影依然时常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

目前，基于保密及商业利益等多重考虑，愿意提供用于制作无障碍电影作品片源和版权使用权的制片方与发行方寥寥无几。

根据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黄一庆介绍，很多时候，无障碍电影公益组织需要向发行方申请影片“二轮放映”，才有机会让视障群体享受与普通观众同步欣赏最新电影的权利。

其实，我国政府这些年一直在为无障碍电影的发展积极提供帮助。

比如，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有关“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的条款，已经将《马拉喀什条约》中作品为“印刷品”的限制扩展到了电影领域。

同时，《著作权法》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将已经发表的作品制作成无障碍格式版并向阅读障碍者提供。”国家版权局也印发了相关通知，“鼓励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机构为其拥有版权的作品同步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

这一系列政策出台，为无障碍电影制作提供了正式的法规依据。可实际操作中，基于利益以及相对影响力较小的视障群体，无论是商业院线还是影片制片方都并没落实到位。

甚至很多时候，因为版权问题，某些看似公益行为的无障碍电影项目还会惹上官司。

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电影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就包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国内首例涉无障碍版电影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原告爱奇艺公司拥有《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的独家放映权，可在2020年，爱奇艺发现某传媒公司所运营的一个“无障碍影视”App未经授权便在线播放该影片。

法院审理该案现场

虽然被告方公司的APP在放映影片时进行了“二创”，将影片修改为一个无障碍版本，可爱奇艺觉得APP这种公开形式是面向全部人群，非视障群体也能观看，因此对方有侵权行为，提出一笔“天价”赔偿。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涉案传媒公司侵权行为成立，判决该传媒公司停止侵权，并且赔偿损失。

该传媒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并且在二审期间将之前所有人输入手机号注册后就可以观看影片模式，改为了残障人士输入残疾证号才可以登录观影。

幸运的是，二审期间，我国不仅加入了《马拉喀什条约》，而且《著作权法》也做了修订，使得法院再次审理时有了重新考虑。

最终，法院虽然认定涉案传媒公司侵权，但考虑到该公司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残障人士且涉案影片点击率较少等因素，酌定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

虽然这样的判决总算让众多关心无障碍电影的人心里石头落地，但对比世界各国，我们在无障碍电影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世界范围内，无障碍电影项目其实进行了很多年。

这种以对影片画面进行转述为主的电影形式， 欧美各国通常将口述影像或影像描述(Audio Description)，简称为AD。

无障碍电影研究者马卫在专著《你所不知道的电影讲述——无障碍电影向善向美之路》中提到，欧美各国对无障碍电影领域的研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着极为明确的法律规范。

作者马卫和他的《你所不知道的电影讲述——无障碍电影向善向美之路》

欧洲国家中，西班牙是欧洲最早出现口述影像的国家，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西班牙就有电台播出配有口述影像的电影录音，由新闻从业者评述，每周播放一期。

西班牙法律还规定，国有电视台每周最少要提供10个小时的口述影像节目。

而且在西班牙多所大学内，不仅有无障碍电影“翻译”选修课程，还有专门“听障者字幕”、“手语”、“口述影像”等学位。

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也有了多部极为成熟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所有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至少有10%的节目有无障碍电影，包括了口述影像的电影。

在英国，第一个提供口述影像服务的部门于2000年成立，第一部配备口述影像的电影于2002年发行。

同时，英国在2000年时就成立了专门提供口述影像服务的部门，并在相关屏幕进行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专供听障人群的无声字幕电影，随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更以法律形式来维护残障人士的视听需求。

2000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还正式通过一项规定，要求全国25个最大的电视广播市场内四大电视网络旗下的联营广播商，必须在2002年4月份前提供口述影像服务。

虽然这些规定当时被全美各大广播商以技术原因予以反对，但最终在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的《21世纪通信和视频无障碍法案》中，还是让各类视频节目自此多了口述影像的内容。

目前，美国的影视企业在无障碍影视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

网飞公司（Netflix）作为全球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几乎绝大多数的原创影片及节目都提供了口述影像服务，只在综艺节目中尚未实现同步。

甚至，在中国无障碍影视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情况下，网飞公司还从中国购买了走红的影视剧，通过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在海外实现了口述影像制作。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无障碍电影的发展，但也同样面临和中国一样的问题：剧本编撰、版权保护、制片方不积极、放映场地有限等。

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心灵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做小事情。”

让视障者“看”电影或许是件小事，可在这样的小事中，他们“看见”了世界，世界也“看见”了他们。

文明就此得到守护，城市也让生活更加明媚动人。

这样的“小事”，值得我们每个人关心和支持。

16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尝试用2.4万根蜡烛，照亮整个凡尔赛宫。

他晚年发誓要照亮整个巴黎，巴黎街头随即出现了“提灯人”。

他们腰上挂着计时沙漏，手里提着铜制灯笼。

灯光自此在巴黎城中流动，“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为你照明，安全到达任何角落。”

漫漫长夜的巨链开始崩断，人类有了梦寐以求的光明。

无障碍电影的发展，同样需要你我这样的“提灯人”……

那是世界上最明亮的光束，也是人类文明延续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