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红婵卷入饭圈文化事件说开去：饭圈文化中失范行为的表征与治理

第4072期文化产业评论

青年饭圈文化中的情感是偶像产业和媒介技术以及饭圈组织合力下催生的新情感类型，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和工具属性。在偶像产业中，情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资本理性操控、包装和算计的虚假情感和增值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真实情感的异化。饭圈场域内形成的这种新型情感也难免会作为一种惯习迁移到其他领域，形成饭圈思维和行为失范现象，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粉丝情感需要一个规范化的治理过程，从而使其符合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律规范。

作者| 刘胜枝（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传播学教授，北京市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重点实验室成员）

编审| 时光

编辑| 半岛

来源| 人民论坛

饭圈文化中失范行为的表征与治理

近些年饭圈文化作为流行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引发了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饭圈文化伴随新型粉丝经济而形成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饭圈作为一种新型自组织形态也对社会关系甚至社会秩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饭圈文化的社会价值不可否认，但是其中一些极端、狂热的病态化行为也令人震惊。2021年8月，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制定了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禁呈现互撕信息、不得诱导粉丝消费、规范应援集资行为等十项措施，对饭圈乱象进行了严厉整治。此后，偶像产业中饭圈文化的失范行为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近来饭圈化思维和行为已经蔓延到直播、体育等其他领域。例如，国乒球员樊振东被一女粉丝跟踪并非法侵入其酒店房间一事冲上热搜，樊振东对此非常气愤并报警，在微博上呼吁球迷保持理智和边界、抵制饭圈化的言行。由此可见，随着饭圈文化的泛化其失范行为也在蔓延，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研究和治理。饭圈本身作为一种情感共同体，情感是支配粉丝行动的根本动力。因此，本文拟从情感视角出发对饭圈文化的逻辑和实践进行探究，进一步思考其异化和泛化的负面影响及规范治理。

饭圈文化的情感逻辑与场域实践

饭圈文化情感生成的资本逻辑。饭圈文化的情感既有心理学关注的一面，比如粉丝追星获得的“高峰体验”和愉悦感；同时更具有社会性的一面，粉丝情感的生成本身受到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影响，是被唤起、被组织和被生产出来的。我国的偶像产业受日韩影响，是一种粉丝高度参与的明星制造体系，从席卷全民的选秀活动到养成系偶像节目的大火，伴随偶像产业的崛起饭圈文化日益形成和壮大。在偶像产业中，关注度、流量、曝光度等是偶像成功的标志。而这些数据指标的实现需要依靠广大的青少年网民，因此打造和维护自己的粉丝社群或者说饭圈就成了其产业运作的核心逻辑。可以说，偶像工作本身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劳动”①，具有情感运作机制，即他们需要通过对外貌及才艺展示，表情控制、情感表达等来赢得粉丝的情感认同，进而打造一个具有稳定性和行动力的粉丝组织，在与其他偶像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不仅偶像本身需要积极唤起粉丝的情感，偶像产业的不同环节如偶像出道的选秀节目、经纪人、粉丝组织、各类宣传物料等，都把激发粉丝情感和行动作为工作的重心。偶像产业作为典型的情感消费产业，将粉丝对偶像的情感置换为数据劳动和商品消费，正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和逻辑推动下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偶像职业具有情感劳动的属性，而粉丝的追星行为则是一种情感实践。著名人类学家莫妮可·希尔提出了“情感实践”②的概念，她认为，情感是人类身体和大脑的真实反应，受社会环境和行为习惯的深刻影响。因此，情感不只是一种情绪感受，同时是思想，是语言，更是行动。在粉丝的追星行为中，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粉丝通过内心的情感认同而付诸支持偶像的打榜、控评、反黑、氪金等行动。当然，粉丝对偶像的喜爱不乏个人的情感需要和自我投射，但是这种情感更多地是被产业环境尤其是资本唤起、组织和生产出来的情感，具有工具属性。偶像产业对粉丝情感赋予了合法性的地位，而且不断地予以刺激和放大，甚至一些狂热的追星行为都具有了正当性，会被偶像认可或默许，被其他粉丝羡慕和推崇，这种来自圈内人的认可进而会强化其情感实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情感往往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而中国人也以不善于表达情感著称，女性则更为含蓄内敛。但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粉丝的情感表达被重塑了，他们可以公开、大声、花样翻新地表达对偶像的热爱，他们甘愿付出大量的时间、心血和金钱来接近自己的偶像。在传统的追星行为中，偶像常常高高在上，粉丝需要仰望和膜拜，二者之间保持了一种神圣的距离感。而在当下的饭圈文化中，偶像褪去了神圣色彩，纷纷对粉丝招手致意，粉丝则将其看做恋人、家人或朋友，直接称其为“老公”“老婆”“哥哥”“儿子”等，而对偶像情感表达的亲昵和投入程度也常常超过了真实的社会关系。这些看似自由、自愿的情感和行动背后无疑是资本的助推。

饭圈文化情感生成的场域实践。偶像崇拜是人类历史上普遍的文化现象之一，根植于个体对内的自我探索和对外的追寻与认同。传统上的偶像崇拜行为受到物理时空的限制而具有私人性、距离性和有限的影响力。但是，在当前的网络社会，除了资本的助推外，互联网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权力也深度重构了粉丝们的情感和追星行为，对饭圈文化的面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对于偶像产业而言，网络空间为偶像的“可见性”提供了开放且永恒的竞争舞台，原本作为看客的粉丝拥有了类似裁判的话语权，其积极性和参与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成为偶像的“全民制作人”。一方面，偶像产业通过互联网媒介的运作加强了对粉丝的“召唤”和再生产，另一方面粉丝们通过互联网而集结形成了饭圈组织，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青年一代伴随互联网成长，熟悉互联网的语言和行动逻辑，和在现实空间的弱势地位不同，在网络空间他们是具有更强参与性和话语权的主体。另外，网络空间还没有形成现实空间的诸多规则和约束，因而成为新型青年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发源地。 饭圈正是粉丝们围绕特定偶像而在网络空间形成的情感共同体。 不同饭圈内部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规则、组织形式、行为规范以及话语方式等，从而使传统上个体的追星行为成为一种群体化的场域实践。

在以互联网媒介为依托的饭圈场域内，粉丝个体的情感被集体化的感染和共情机制进行着加工和再生产。首先，饭圈作为一种自组织形态，会维护成员对偶像情感的一致性，强化其对偶像的情感强度。饭圈内部会对粉丝情感及其表达方式进行整合和规训，如不允许对偶像的负面情感表达，否则被视为需要清除的“黑粉”。通过相互交流、组织打榜、应援活动、设计宣传物料、撰写同人文等方式还会不断积累强化对偶像的情感。其次，在不同饭圈之间则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圈子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其维护偶像、帮助偶像获得市场成功的战斗力。这种对外竞争又反过来强化了圈子内部的凝聚力，推动了粉丝的自我认同和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总之，在互联网场域中，粉丝的情感实践具有复杂性，不仅仅是单纯对偶像的情感投入和回报，也有着更多追星行动带来的对自我作为主体的情感体验。这些情感体验既可以来自个体创造性活动的成就感，如策划活动、撰写文案等；也可以来自其他粉丝或组织认可的优越感，比如更有经验、技能或贡献度的粉丝常常能够获得其他粉丝的崇拜或在饭圈内拥有更高的等级；还可以来自集体战绩所带来的群体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饭圈文化中的情感异化与行为泛化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饭圈文化中的情感是偶像产业和媒介技术以及饭圈组织合力下催生的新情感类型，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和工具属性。在个体和资本的结构性关系中，粉丝无疑是相对弱势的。美国学者梅斯特罗维奇提出了“后情感社会”③理论，他打破了情感和理智的二元对立，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情感成为一种被理性设计的类情感（quasi-emotion），一种背离了人类本真性、具有虚假性和被操控性的情感替代品，情感成为了一种新的权力和作用形式。可以说，在偶像产业中，情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资本理性操控、包装和算计的虚假情感和增值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真实情感的异化。同时，饭圈场域内形成的这种新型情感也难免会作为一种惯习迁移到其他领域，形成饭圈思维和行为的泛化。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饭圈文化中粉丝情感异化的原因和表现。那么，从粉丝的角度而言，为什么会甘愿被资本操纵而乐此不疲呢？粉丝的情感异化又有哪些表现？美国媒介学者霍顿和沃尔在研究电视观众时提出“准社会关系”一词，他们发现，观众对其喜爱的媒介人物产生了情感依赖进而形成类似现实中朋友或恋人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是单向的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所以称之为准社会关系。与电视上的媒介人物不同，偶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互联网比电视在关系建立上更具有优势，因此粉丝对偶像的情感依赖往往也更为强烈，关系也更为稳定持久。一方面粉丝通过互联网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偶像，可以近距离、随时随地欣赏偶像，无疑这种私人性、高频率、近距离的媒介使用行为有利于拉近其对偶像的情感。另一方面，粉丝支持偶像的高卷入度的持续参与性行为也更容易培养情感粘性和强度，尤其是一些养成系偶像的粉丝，其和偶像的情感关系更为亲密。正是这种亲密情感使粉丝们甘愿付出心血和真金白银去支持偶像。但是，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本身又是单向、虚拟和想象性的，双方缺乏现实生活中真实情感所需要的交流互动和回报。因此，粉丝对偶像的情感依赖和投入越大，就越容易要求回报和付诸现实，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感异化和失范行为。

第一，粉丝对偶像的情感具有过度的保护欲和排他性。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是不容质疑的，面对他人对偶像的不认同或贬低会感到愤怒，进而采取言语攻击、谩骂、举报等“护犊子”行为，使得饭圈文化中常常充满戾气。第二，粉丝对偶像的情感呈现商品化特征。在饭圈文化中，粉丝的情感表达常常以数据劳动和金钱消费的形式体现出来，比如饭圈内部会提倡“爱他就要为他花钱”等，不同粉丝组织之间还会竞相攀比，而且消费行为也存在异化，不是按需购买，而是越多越好，这些失范行为都是对粉丝情感的商品化，是偶像产业资本逻辑的体现。第三，粉丝对偶像的情感具有无原则性。这种无原则性一方面体现在粉丝为了支持自己的偶像往往会不择手段，如操控评论、数据造假、氪金消费以及给节目组、导演等送礼物拉关系等，造成了污染网络环境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即使有些偶像出现私生活混乱等负面行为，一些粉丝仍然为其辩护和洗白，被情感裹挟而缺乏独立的是非判断。第四，粉丝对偶像的情感具有较强的控制欲和侵犯性。由于偶像产业中粉丝时间金钱的投入和话语权的增加，容易使其产生自我膨胀感和控制欲，错把知情欲当做知情权，缺乏对偶像的尊重和边界意识，出现侵犯偶像隐私、干预个人生活等越界行为。比如偷拍、侵入偶像房间、获取偶像行程、围堵、强行合影、发布偶像隐私信息、反对偶像恋爱结婚等。另外，还有一些粉丝因为过多的情感和金钱投入而得不到期望中的回报就因爱生恨，脱粉并对原来的偶像“回踩”，对其进行谩骂贬低等泄愤、侵犯行为。第五，极端粉丝对偶像的情感具有失控性。一些重度粉丝会对偶像陷入情感沉迷，混淆与偶像情感关系的虚拟和真实，出现迷失自我的极端现象。比如有的粉丝完全以偶像为生活的重心而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现实生活，甚至放弃学业、工作投入到追星中；有的粉丝则奢望甚至自我麻醉地坚信要在现实生活中和偶像结婚等。

饭圈场域中的粉丝惯习与行为泛化。如前所述，饭圈作为一种基于网络场域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在集体持续性的组织规训和互动过程中养成了粉丝特定的情感表达和行为模式。这种情感和行为倾向类似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在布尔迪厄看来，所谓惯习，“首先，它指的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果，和结构的意义相近。其次，它也指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习惯性的状态（尤其是身体行为的状态），特别是一种嗜好、爱好、秉性倾向。”④粉丝是青年群体众多角色身份中的一种，在饭圈组织中养成的这种惯习，难免会迁移到其工作、生活及其他活动中。知名的“帝吧出征”事件中青年网友也以其在饭圈中的情感表达和行动逻辑来和台湾网友进行网络论战，以维护祖国“阿中哥哥”的形象。而在疫情期间饭圈以其集资应援活动中练就的高效方式进行了公益募捐和援助。再比如当前的网红经济、直播经济中也有着清晰的饭圈文化和粉丝经济的身影，因为喜爱主播而打赏、消费、被圈粉等。 可以说，饭圈文化的泛化是粉丝惯习养成后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饭圈文化的泛化，其情感异化和行为失范现象也被扩散，并容易引发更为负面的社会影响。比如有的教师公然在课堂上“安利”自己的偶像，有的编辑则“公号私用”进行追星。这些饭圈文化泛化导致的失范行为公私不分，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不同的圈子或场域有不同的规则，饭圈文化泛化或蔓延到其他领域需要有所调整和约束，否则就会引发非议或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后果。

饭圈文化的治理逻辑与对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感对个体和社会的深刻作用被日益重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其《情感社会学》中所言，“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 ⑤情感具有疏导个人情绪、凝聚集体力量和营造社会和谐的正向功能，因此我们对饭圈文化的情感不能一味否定。但是如前所述，粉丝的情感实践较为复杂，在资本、媒介技术以及粉丝组织的裹挟下，情感泛滥、越界和商品化等异化现象也难以避免。粉丝情感是伴随偶像产业出现而野蛮生长的新情感，需要经过一个逐渐规范化、制度化的情感治理过程，使其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

情感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新范式，一方面是指把情感作为手段，通过柔性的情感沟通来进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也是指把情感作为治理对象，通过对健康及消极等不同社会情感的疏导和规范来构建和谐幸福的社会秩序。针对饭圈文化的情感治理是指把饭圈中养成的情感和惯习作为治理对象，从而帮助广大粉丝群体形成积极健康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饭圈文化中情感治理的核心是要让粉丝对自己的追星情感建立清醒的认知，帮助其形成规范积极的追星情感和行为，确立自己和偶像的边界、学会尊重偶像隐私等等。

从实践层面对粉丝进行情感治理，则需要多个相关主体的协同。首先，网信办、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团中央等相关政府部门是情感治理实施的主体。其一，可以帮助粉丝树立恰当的自豪感和羞耻感，使其加强自我反思和自我控制。其二，可以督促偶像加强对粉丝情感的引导。偶像是粉丝追星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要加强对偶像和相关从业者的培训教育，使其秉持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引导粉丝形成理性、健康的情感表达方式。其三，规范粉丝组织的情感话语和行为。由于自发形成的粉丝组织长期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没有形成清晰明确的约束规范，需要对其加强外在管理，并引导其进行内部的自我净化，树立和维护粉丝和饭圈良好的社会形象等。其次，主流媒体要承担起社会职责，对粉丝的追星情感进行理性引导和规范。结合热点事件引导舆论，帮助粉丝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理性追星和情感表达。最后，学校和家庭作为承担青少年教育职责的主要组织，要加强对青少年追星情感和行为的规范与引导，帮助其建立良好的媒介素养和道德伦理观念，理性追星，适度娱乐。另外，要引导其注重自我在现实生活的成长规划和实践，以现实中的成就感、愉悦感替代追星带来的情感慰藉和满足。

【注释】

①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20年。

②Ute Frevert,et al.,. Emotional lexicons: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vocabulary of feel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4.

③Mestrovic，S. ，Postemotional Society，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7．

④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M]. trans. Richard N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214.

⑤[美]特纳，斯戴兹:《情感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2页。

行业窗口与顶尖新媒体【文化产业评论】已维近4000期（持续10年有余，跨越近4000天），推送文化、旅游、体育领域专业优质文章8000多篇。【文化产业评论】始终秉承权威、专业、准确、及时、实用的特点，聚焦文化、旅游、体育等行业前沿动态、发展思考，直面新时代行业发展重大问题，融汇行业内外精英的观察和理解，得到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精英从业者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亦架设起沟通各方的畅通渠道，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文物局、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部门，各地市政府，以及全国各文化、旅游、体育企业的重要助手。欢迎订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