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源：女性和普罗大众归来-娜塔莉·戴维斯的遗产

来源 | 想入非非境

作者 | 李浩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日前，娜塔丽·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教授去世，这位从底特律中产阶级家庭走来的，深受1930-1950年代之力影响的历史学者，以94岁的高龄走完了自己高产且充满灼识的学术生涯。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她以《马丁盖尔归来》《行者诡道》这两部故事性很强的微观历史专著在中国为学者所知，又以《档案中的虚构》而在新文化史的旗帜下，提供史学方法论层面的启发。所谓新文化史，是力求将社会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将文化是做独立对象而非结果因素，结合行动与事件，开展意义、理念层次的研究。有时，这样的研究会关心特定知识的传播、文化生成，会关心个体的意识和行动，也因此常与微观史的研究相联系。娜塔丽即兼得二者的三昧。

娜塔莉·戴维斯

这几本书对我个人影响不小。某种程度上，《马丁盖尔归来》这本小册子促成了我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关注“历史人类学”。就像德帕迪约版本的电影，落幕时隽永的长镜头那样，她对于“普通人历史和生活意义”的洞知力和分析法，在我近年起步的研究活动中留下了不消亡的“魅影”。同时，作为一位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历史学家，《边缘女人》（Women on the Margin）一书也启发了我在研究中对于有性别的社会史或者社会中的性别史的思考。乃至于促进我去实践一些理想：用历史去预测和指导生活。

《边缘女人》书封

所以我把这篇回顾性的文章称为“女性和普罗大众”归来。我在这样的并列结构中，有意识地并列女性和普罗大众，其实是想强调具体的性别和总括的普通人在娜塔丽·戴维斯研究中的关键地位和独特关系。在探查自我的青葱时光和紧张不安的读博岁月，娜塔丽对“女性”这个社会性和生理性兼具的“主体构型”，以及“母亲”“妻子””女性研究者“这些社会化的标签，有了更加具象的认知。她身处在一个不为女性喝彩的行业中（迄今仍有这样的情况），丈夫对于她充满了“对聪明女人”的欣赏和对于“相夫教子”的期待。在这样的情形中，她虽然得到了那些看起来能让她与男性同坐杏坛的入场券（知识、理论、主义标签等），但却强调了她被结构天然绑架的主体属性。在这样的感受中，她越发能够发现自己原生的、不应受外在因素干预的行动和思考，天生即如此宝贵。这在我看来，帮助娜塔丽深化了自己对于”女性“的认知——默默无名地又强势地，撑持着同样被历史遮蔽在斗篷之下的“家庭”。我想她在辛苦地抚育三个孩子时，会是这样与自己的研究相贴近的。在这一方面，娜塔丽成就斐然，早在七十年代，她就开设了北美最早的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研究课程。在丰富的情感和生活体验的指引下，她所从事的已经不是“女性的（Of Womens）”历史，而是女性历史，女性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历史本身的一面。正如稍晚些时候，贺萧（Gail Hershatter）、曼素恩（Susan Mann）、韩起澜（Emily Honi）所坚持的那样，从各个角度找回女性，呼唤女性在过去时空中的回归，从坟墓里，从纸堆里，从男人和家族的口中。

娜塔丽会以一种有启发的形式总结自己的“女性”研究：“就算课程是关于文艺复兴的“男人”，它终究出自女性之口、由女性之耳所听，并被一个教室的女性所讨论。女性能够清楚地决定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会关心的重建性和性别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主体问题。

《马丁盖尔归来》书影

应当注意到，与许多成熟的历史-社科研究者一样，娜塔丽戴维斯在60-90年代之间，在不同的历史领域和理论传统间穿梭。同时，她将自己求学和组建家庭时代的经验感受，也引进了学术生涯之中。对于历史的天然关心和对于社会的敏感，使得她较早地完成了对无名的社会底层人士的自觉。贯彻一生，她对于普罗大众始终怀有一种“融贯”的情绪，将体验和分析都贡献给了这一群体。在理论上，她深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并与持类似观点的钱德勒·戴维斯（Chandler Davisi）结为伉俪。虽然二人在50年代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家庭岁月。但是在这样深刻的动荡中，娜塔丽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产生了极深刻的心灵联系——同处于岌岌可危的同感。一方面，她对于16世纪的法国出版商的研究更加深刻，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到法国去探索”史录“，使得她不得已从间接的渠道——美国本土馆藏的文书来考察16世纪的法国出版商和印刷行业。在有限的资料上，她看到了崭新的可能性：除了记录的内容，我们还可以关注记录这件事本身。

找回“记录”-“阅读”的过程，并深入分析它，对于历史中在直觉看来是最大的多数的无名氏意义非凡。因为他们能说话和能存在的机会，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真是少得可怜。他们什么时候会被“历史”这个无形而庞大的存在关心？这种涉及“人”的价值性命题的关心，显然关于自尊、权利等人本主义的命题。但迄今为止，似乎许多无名的生命都仍不能得到“关心”。似乎我们能够承认他们“创造”和“融入”了历史，但每一次展开关于普众的叙事时，都在功利性的层面得到了“有力”批评——关心他们没有实质使得他们幸福，似乎是这么样的一个道理。而娜塔丽的工作就是在回应这样一个道理。

她曾经将自己的重述和伦理工作视作一种“拯救”，拯救有幸留痕的普通人的生命。而这件事带来的启迪是，如果结构和长时段同时显现出“进化性”的现代发展规律，那么这是落到每个主体上的必然吗？以“历史叙述”为主视角去主持关于普通人的研究，给出的答案是不。这些纷繁的故事一致的“复杂性”对于“现代性”无可抗拒的霸权提出挑战。它展现了社会与人类生活的混沌和协同。如果我们信奉规律的和谐，并想要社会为此达成一致。可能要从尊重争议和展示争议入手。尤其在一个个体可以被放大的时代里，这样的反思和体察、重视个人情绪与释放社会Anxiety关系密切。以上的内容构成了一种“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层面。保罗·柯文在总体上呈现义和团历史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分解和理解叙事的趋向。而从新文化史的角度看，娜塔丽实际上启示我们，关怀叙事，旨在人（特别是女性）的自尊。

从“历史人类学”的层面来看，娜塔丽的工作比一般的民族志更具故事性。甚至她参与了《马丁盖尔》归来的电影拍摄，让不被关心的、一笔带过的“小人物”重新出现。这其中的原理是，叙事中所不能避免的“想象”。如果历史本身就与虚构伴生，在深描小人物的过程中，依托于社会情景和社交网络，去以具体的合理想象补充某一群体/个体那富有差异的生活又何尝不可？娜塔丽的实践揭示了历史学家和历史演员的某些共相——揭露并通过移情的方法填补空白。让历史中的无名氏开始能讲述自己的故事。把他们带回我们的记忆之场，以促进对于意义、存在、价值等基础议题的具象思考。

对于法律-社会历史研究而言，关注叙事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本身在过程中就充满了“自我型塑”。当事人、审理者、观察者天然地就被法律的行动链接在一起，没有人真正地天生处于清醒的层面。正如《行者轨道》里，写作《非洲寰宇志》的瓦桑那样，反复涂抹，下笔艰难。哪怕是最终所公认的“庐山面目”，也是多维的局部重叠与断裂处的缝补想象联缀、生成的结果。许多事情的因果链接，极致也只是充分的99%。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表示”与“认同”等多个值得剖析的阶段。是这些阶段彼此连接，形成了社会中的法律实践。如果研究者对上述过程有所反应，她能理解正义与讲故事、庭辩与演说、法则与讼争之间的某些关系。如果能有意义诠释、行动者网络分析等方法的启迪，可能就能进入理论生产的领域——而不限于介绍某个社会情境里发生了什么法律事件。

在娜塔莉求知的一生中，其人一直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心有戚戚。这也促成了她的研究中，让当时（迄今也是）处于缝隙中的“那个性别” （That Sex） 和民众浮出历史表面。她似乎与写作《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颇有共鸣，曾不遗余力为这样一本特别的、从个体呈现“大历史”的书目推荐。这可能包含着她的历史学的理解。她曾经这样描述她的理想：

“我试图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去理解历史和当今世界的悲喜剧；但在现实主义中仍怀有着对人类行为的热情关注与希望（毋宁说是一种信念）——总有人能挺身而出谴责不公、冷漠、残暴和压迫。”

反观氏著，娜塔莉笔下似乎古老的故事，却讲述着不古老的寓言。那么我可以说，从价值层面，我们更是要认真对待娜塔莉留下的学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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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金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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