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会盟：征服世界的蒙古人如何被藏传佛教反征服｜文史宴

文 | 白发布衣

白发布衣，西藏历史狂热爱好者，撰写涉及西藏文章逾百万字，著有《雪域高原的古往今来》《神话时代的西藏与西藏的神话时代》《凉州会盟的前前后后》等文。

公元1240年（南宋嘉熙四年）的一个傍晚，杰拉康寺的僧人们在不安的交头接耳，寺院对面的山岗上，一支黑压压的军队正在集结。

多年来一直护佑他们的寺主在不久前圆寂，群龙无首的僧人们在彷徨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是不是，将蒙古军队误认为是来抢劫的匪徒，杰拉康寺的年轻僧人，被集合起来分发武器进行自卫。

蒙古军队的首领多达那波，看到僧人们在乱哄哄的列阵，细长的眼里闪过一道寒光。

这支从凉州出发的蒙军，在藏族商人的带领下，循唐蕃古道南下，取道玉树、昌都、那曲、当雄，来到旁多地方（林周县附近），虽然经过千里跋涉，但沿路尚没有人胆敢触其虎威。

杰拉康寺的僧人无疑是第一个发起挑战的势力，这让多达那波不由得回想起临行前阔端交代的计划。

十三世纪上半叶是属于蒙古人的时代，散居在草原上的蒙古部落第一次成吉思汗拧成了一股绳。蒙古力量空前绝后的联合，形成了一道席卷世界的狂澜，将无数名城大邑碾为齑粉。

受封治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宗王阔端，掌管着甘青藏区和西夏故地等大片区域，在他心里一直在谋划一条取道藏区攻宋的路线。

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位后，册封次子阔端为的最高首领，攻南诏（云南大理）据四川，而后降南宋的计划。

为了实现心中的战略部署，阔端对甘青藏区的领主和僧人极为优待，不但礼遇有加，还颁布了免除寺院、僧人的税赋徭役的命令。

从这些来访僧人、领主的口中，阔端对西藏群雄割据的现状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他觉得染指西藏的时机已经成熟。

1239年（藏历土猪年，南宋嘉熙三年），他派爱将多达那波领数千精骑南下入藏。临行前，阔端向多达那波阐述自己心中的计划，却没有选定打击的目标，而是受命可临机而断。

鉴于阔端一直在推行优待蕃人的政策，多达那波问道：“如果遇到抵抗如何处理？”他得到的回答，只是阔端的一声冷哼。

回想起这一切，多达那波下达了简短的命令，“消灭一切抵抗者，不论老幼”。

蒙古铁骑如巨兽般苏醒，缓缓地滚过开阔的谷地，只一击便碾碎了僧人们参差不齐的队列，随即便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500多名僧人倒在了雪亮的刀锋之下，暴怒的蒙古人并没有收手，噶当派的杰拉康寺和热振寺都被放火焚毁。[1]

这场流血冲突，在整个蒙古帝国波澜壮阔的征伐史上，小得不值一提，但它却彻底改变了西藏历史的走势。

在之前的西藏历史上，曾有一个让他们倍感骄傲的时代。往昔辉煌的吐蕃帝国曾独力抵御唐朝、大食、回鹘而不败，从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有能力攻至拉萨附近。但几百年的割据，已经让曾坐拥地理之利的蕃人衰落如斯，不过区区数千蒙古军队便能震惊整个藏地了。

杰拉康寺的冲突应当是个偶发事件，蒙古人的目标肯定不是僧人众多，但却没有领导核心的噶当派，只不过倒霉的噶当派，恰好成为阻挡蒙古人步伐的石头。杀人立威后，多达那波的刀锋，直指前藏教派中的庞然大物——止贡噶举派。

在向进军止贡峡谷的途中，多达那波还捡到了一个宝贝，俘虏了止贡派的行政首领贡巴释迦·仁钦。手里捏着这张王牌，多达那波准备和止贡派最高领袖京俄扎巴迥乃坐下来，好好聊聊了。

在多达那波杀死止贡贡巴的威胁下，札巴迥乃不得不亲自来到军营谈判。但刀锋之下的谈判又能有什么回转余地，止贡派只能向蒙古人臣服，献上西藏装有木门所有人家的户籍名册，表示接受蒙古法律统治[2]。

不过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个经常被打扮眉目不清的小姑娘。在西藏史料中，对于藏地第一次向蒙古人臣服却又如下有趣的记载。

“蒙古军在朵思麻、朵甘思、索曲、热振寺等地方见人便杀，给热振寺、杰拉康寺造成了重大损失，索敦等五百出家僧人被杀。止贡寺的京俄扎巴迥乃降下石雨，故止贡寺未遭损害。”[3]

“当时，霍尔兵（蒙古人）入侵西藏，很多人死于非命，许多寺院被焚毁。但当他企图挟持止贡地方官贡巴释迦·仁钦时，天降石雨制伏了他，这都是京俄仁波且的神威所致。霍尔军官一见到京俄仁波且（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就立刻产生了敬信，还答应给京俄仁波且当施主。”[4]

不论史料如何粉饰，前藏臣服在蒙古人刀锋之下是毫无疑问的。有时不得不感慨，一个王朝勃兴的初期，会涌现出一大批天纵之才，即便像多达那波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偏将，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屠夫。

随后一段时间内，他展现出异常娴熟而灵活的政治手腕，让藏地的领袖们着实开了眼界。

一方面，他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推行蒙古律条的统治，设置驿站、拆毁山顶的堡寨，以摧毁蕃人抵抗的意志。

另一方面，又与各教派的代表和头领折节而交，反复宣扬蒙古汗国对宗教的倾慕，表达认同固有封地及权益。

为了进一步安抚藏区头领，他还让蒙古军队重建了被焚不久的杰拉康寺。

《青史》记载：“后来霍尔多垛（多达那波）心生懊悔，供施了许多升的金银，安排修复杰拉康。中间的神殿由尚拉组织修复了，‘达尔佛殿’未能修复，‘恰扎佛殿’修复其主要佛像释迎牟尼像，而且很好地作了开光法事。”[5]

在他柔和政治手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教派、领主代表开始和蒙古人进行接触，他也借机暗暗观察个各教派、领主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调查，多达那波再次确认了止贡派的合作潜质。他直接面见止贡京俄，邀请他去凉州和阔端谈判。

札巴迥乃当然清楚谈判的结果，毕竟他跟多达那波才谈完没多久，便以自己年老体衰为由婉拒了，但多达那波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在他一再坚持下，札巴迥乃不得不祸水西引，推荐了后藏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并亲笔修书劝说萨班，“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该前去”。[6]

《贤者喜宴》记载：“蒙古人要京俄扎巴迥乃去当受供喇嘛，京俄扎巴迥乃说:‘有一个适合当你受供喇嘛的人，住在西面。’鼓动蒙古人去迎请萨迎萨班，一面又鼓动萨迎萨班说:‘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该前去。’”

面对扎巴迥乃的婉拒，多达那波也有点惆怅，在他心中树大根深的止贡派是首选的合作对象。但札巴迥乃坚持不去，总不能用绳子捆着去凉州吧？

犹豫不决间，他写了一封书信，详细介绍了藏区的政治环境，并将自己对各教派势力的认识一并汇报给了阔端，请老板定夺。

这封名叫《请示迎谁为宜的祥禀》的书信，被详细的记载在《西藏王臣记》中：“在边远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当派为最大，达隆法王最会讲情面，止贡寺京俄的权势最大，萨迦萨班对教法最精通，迎请何人请明白指示。”[7]

阔端得到汇报后，回信道：“应该迎请指示解脱和遍知的道路的上师。”[8]就这样，多达那波带着礼物奔向了萨迦寺。

阔端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萨班呢？他大概是基于这么几点考虑。

在多达那波给出的备选人物中，噶当派虽僧侣众多，但没有一个明确的领袖，这显然不适合作为合作伙伴。

达隆噶举派领袖达隆法王是一位宽厚长者，个人的威望很高，但对于教派纷争一直置身事外，也不符合作代言人的条件。

止贡派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对蒙古人的邀请却推三阻四，这让心高气傲的阔端心里很不爽。既然，止贡派没有好好合作的意愿，那也没必要求着谁，剩下的就只有萨迦·班智达了。

萨迦派起源于后藏萨迦地方，因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三怙主”的红、白、蓝三色条纹，故又称“花教”。

虽因为主寺所处地域偏僻，教派势力没法和止贡派相提并论，但萨迦派前期高僧辈出，让其教派影响甚大。

这也是阔端青睐萨迦派的原因，名气大代表有说服力，教派势力弱一点更是好事，想发展必然有求于蒙古人。

面对蒙古人的邀请，萨班倒是没有拒绝，他接过书信仔细的看了一遍，非常平静的向多达那波表示，自己会慎重考虑阔端的邀请。

可多达那波的脸色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了，因为他发现萨班比札巴迥乃还老呢！要是萨班也已年老体衰为由拒绝，阔端的面子往哪儿放？想到这一点，多达那波语气阴沉的说道：“我王诚心相邀，还望万勿推脱。”

萨班点点头，平静的说道：“请将军稍候几日，待我安排一下。”

多达那波离去后，萨班的心里并不平静，阔端的书信就像一道巨大的山梁横亘在面前，阴影里隐藏的是福是祸，尚未可知。

但萨班心里清楚，高傲的蒙古人绝不允许被拒绝两次，赤裸裸的威胁早已跃然纸上。

《萨迦世系史》中详细的记载了的内容，让我们今天能够一窥阔端的霸气：“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晓谕萨迦萨班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

这话的意思就是，“我选了你，赶紧来！”

“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己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来，吾将令汝管领西方众僧。”

又强调了一遍，“赶紧来，别废话！如果你也推三阻四的，别怪我不客气！”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缀有六千二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送。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9]

蒙古兄弟心眼就是实在，短短几行字，恳求、威逼、利诱、真是简单粗暴，不兜一点圈子。

从这封书信中可以看出，阔端是在以君王的口吻行事。这说明在对藏事务上，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否则，他也不会加上诏书的首语。

连续几天萨班都没有动静，多达那波有点沉不住气了。一天，他直接闯进了萨班的禅房，当面质问萨班。

萨班并没有因此生气，他用常年传法磨练出的平静语气说道：“将军不必心焦，此去路途遥远，我年事已高，恐怕没有机会回来。我在等待我的两个侄子归来，不用多久，他们归来后，我们便可以一起上路了。”

当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回到了寺中，萨班马上召集全寺的僧众，当众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并以安排后事的方式，指定了寺院管理权的承续。随后，他便和两个侄儿一起踏上了，北去凉州的漫漫长路。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虽然已经踏上了奔赴凉州的旅程，但萨班心中清楚，在见阔端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这些将决定他和萨迦派的命运。

就像多达那波和阔端认识到的那样，萨班真不是合作的最好选择。偏居一隅的萨迦派，就是在后藏地区都算不上强势，对前藏的影响更是聊胜于无。

如果不能在谈判前达成共识，抵触的声量很有可能会在一瞬间淹没弱小的萨迦派。到那时，萨班将如何面对千夫所指的局面，依靠蒙古人的军事实力杀光反对者吗？这不是萨班希望看到的结果，要知道通过暴力维持的权威，早晚会被暴力推翻。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萨班必须要在离开藏区前，找到妥协的平衡点。

因此，萨班一行离开萨迦寺后，马头朝向的方向并不是北方，而是东面的拉萨。

果然萨班所料，路途中他收到了各教派的回信，其中不乏叱之以“贼”的谩骂。面对这种喊打喊杀的言论，萨班只能报之以苦笑。

当他到达拉萨后，噶当派的僧人甚至打上门来，当面斥责他：“你和蒙古人会盟，对你究竟有什么好处？你给大家说清楚！”

面对质问，萨班暗暗叹了口气，挺直身躯平静的说道：“此去凉州会盟路遥途险，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故乡。但如果不去，蒙古人必卷土重来，到时生灵涂炭，造下恶孽。为了众生的平安，我才决定去和蒙古人会盟，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利益。我心之明，天日可见。”

面对全身焕发着人性关怀的萨班，噶当派的僧众们也觉得无言以对。毕竟这位已近风烛残年的智者，不畏千里亲身犯险，这种担当足以令人心折。

随着旅途的延伸，越来越多的领袖接受了萨班的意见，这也让他谈判代表的身份逐渐确立。

但在离开西藏之前，还有一个人萨班必须亲自拜访，这便是止贡派领袖札巴迥乃。

扎巴迥乃当时身兼竹巴噶举和止贡噶举两派领袖于一身，在前藏地区是个跺一脚地动山摇的存在[10]。如果没有和他达成共识，萨班的会盟之路无疑要平添许多变数。

为此，萨班亲赴止贡寺拜见了他，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当萨班离开止贡寺踏上了出藏旅程时，扎巴迥乃献上礼品，表示认同和祝福。

正是通过不断的沟通、妥协，萨班用他睿智的头脑，无双的辩才和敦厚的品性，平复了大多数领袖抵触的情绪，也逐渐明晰了各派能够接受的底线。同时，也让一度甚嚣尘上，“萨迦巴（萨班）被天魔所迷，与蒙古发生联系”的流言消弭。

在这段交流探讨的日子里，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一直陪伴在叔父身边。萨班和各派领袖沟通的过程，深深的印在了他们的头脑之中。这也为八思巴的领袖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1244年（南宋理宗，淳祐四年），萨班终于踏上了北上凉州的道路，漫漫风尘中萨班教导侄子的话语逐渐消散。千里之外，莫测的前程还在等待着他们。

公元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8月，经过长达两年的辛苦跋涉，萨班一行人抵达了凉州（今甘肃武威）。但此时，阔端并没有在凉州城恭候，他正在遥远的蒙古王都哈拉和林参加推选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

作为一个窝阔台王系的宗王，阔端理论上既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但窝阔台的王后乃马真为了能将自己的儿子贵由扶上汗位，已经运作了五年之久。这次草原盛会对阔端来说，不过是一次陪太子读书的经历。

不过，等待也不是全无用处。萨班在凉州城内惊讶的发现，蒙古人对宗教的态度非常平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城内和平相处，并没有高低之别。

这让萨班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在给各教派领袖的信中，他如实的描述了凉州城内的景象，并提出既然蒙古人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那藏传佛教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

公元1247年（南宋理宗，淳祐七年），风尘仆仆的阔瑞赶回了凉州城，两位神交已久的领袖，终于可以面对面的交谈了。

在攀谈中，阔端发现萨班对西藏事务理解的深度和广度，远超其他蕃僧。之前很多如坠雾中的事情，在萨班三言两语的解答下，便能破云见日。

阔瑞暗暗点头，觉得迎请萨班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双方领袖互相认可，是凉州会盟能够成功的第一步，随后萨班出手治愈了阔端身上的隐疾，又让自己在蒙古人心中的地位再度提高。

会谈开始前的祈祷仪式上，蒙古人给萨班准备的座位，直接跳过蒙古萨满和也里可温（景教教士，古代基督教在东方的一支）坐在了首座。[11]

虽然蒙古人非常尊重萨班，但谈判依旧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蒙古谈判代表便曾直言不讳的诘问萨班，是否有权代表西藏会盟，以及谈判结束后，将如何说服那些心怀二意的领袖。

萨班并没有被这些尖锐的问题激怒，他温和的向蒙古代表说道：“我来凉州之前，曾和大量藏区领袖长谈过，他们都表示愿意让我前来。另外，如果我们的会盟对藏区有利，又何必担心会有人不满呢？”

随后，双方在西藏归属后，蒙古人如何介入管理、税赋征收标准等几个问题上，进行了反复争论。

经过几轮谈判，在双方妥协下，终于达成了一致。

1、西藏向蒙古汗国臣服，承认是汗国的臣民。

2、西藏领主有义务向蒙古汗国缴纳税赋，蒙古汗国则保留各位领主的职务、领地和特权，并发放正式官署印证。

3、萨迦派被任命为藏区总辖官，所有藏区领主都必须接受萨迦金符官的管理。

4、蒙古汗国将进行户口统计（括户）并建立驿站系统，西藏各领主均有义务协助。

5、西藏的户籍、官吏和贡赋文件，一式誊写三份，一份由各地官吏留存，一份上缴汗国，另一份则有萨迦总辖官保管。

6、具体的征税的科目和数量，则由蒙古派驻的官吏和萨迦官员根据情况协商制定。

协议条款确定后，萨班亲笔撰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向全体藏族同胞讲述各条款的深意及始末由来，规劝他们顺应天下大势，接受蒙古汗国的条件。

凉州会盟协议的达成，顺应了藏族同胞渴望和平生活的诉求，反应了人民的愿望。因此，当《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传到西藏后，“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12]

纵观西藏历史的脉络，凉州会盟堪称西藏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

之前，不论是吐蕃王朝，还是之后的割据时代，对于中国来说都只能算是“化外”。而凉州会盟之后，不论是哪个地方政权掌管西藏，都等称为“治内”。

因为，之后西藏地方的政权，不论是萨迦、帕木竹巴、藏巴汗，还是格鲁派的甘丹坡章政权，都以获得中央政权册封为荣，也只有获得了中央政权的册封，才具备管理权的正统地位。

凉州会盟大大促进了中原与西藏的联系。

在凉州会盟之前，中原和西藏长期处于各自发展的态势。而凉州会盟之后，两地的交流大大加强，尤其是在蒙古帝国的领导下，一条从萨迦起始，途径拉萨、当雄、那曲、玉树、昌都，直达大都（北京）的驿路建成。

凭借驿路上27个驿站的支持，两地文化、技术、物资的交流，变得极为便利。这条联络汉藏的纽带，一直沿用到了清朝，难怪五世达赖喇嘛，充满感情的将其称为“汉藏金桥”。[13]

凉州会盟还是西藏政治体制的转折点。

此前的西藏统治者，虽然非常推崇宗教，但依旧是世俗政权领袖。自从凉州会盟之后，萨迦派凭借元朝的扶持，形成了管辖范围覆盖全藏的宗教势力政权。

这不但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其在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分割方式，也成了之后西藏政权的样板，并最终形成了以五世达赖为首的格鲁派甘丹坡章政教合一的政权。

凉州会盟将藏传佛教的传播范围拓展到了全国。

阔端和萨班的会盟，可以看成是蒙藏两族精神领域的第一次合流。随着蒙藏两族交流的日渐深入，蒙古族逐渐摒弃了相对原始的萨满教，转而接受了藏传佛教的思想。

这使藏传佛教有机会在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地区传播，大大提升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也为之后，三世达赖喇嘛和俺达汗的青海之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

[1]陈庆英：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

[2]张云：《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

[3][6]巴代·祖拉陈瓦著，黄颖，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

[4]直贡.丹增白玛坚参着，克珠群培译：《直贡法嗣》

[5]_桂译师·宣奴贝：《青史》

[7]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

[8]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

[9]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

[10]杨兰兰：宋元时期西藏止贡噶举派历史研究

[11]陈庆英、高淑芬著：《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12]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译：《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编辑 | 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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