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 — — 探索复杂的对立关系

前面一章讲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等级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一样复杂。

士族兴起于魏晋时期，但随着西晋灭亡，永嘉南渡，晋元帝在士族的帮助下建立东晋，导致东晋时期士族权利达到巅峰，而这时期的东晋皇权萎靡不振，朝政、军政、民政的政策的正常施行皆依靠士族。也造成了士族与皇权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爆发内部战争。

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晋之主司马睿，他向士族发起了，第一次冲锋。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向后朝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对象，横在中央集权前面的就是门阀士族，只有把门阀士族扫清才能完成皇权最高的统治权。到后面:宋、齐、梁、陈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士族通过四朝的消耗才慢慢被削弱和整合。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琅邪王司马睿迁镇建邺，十年之后于江东称晋王。同年,晋慰帝屈辱离世。翌年，司马睿继皇帝位，史称中兴之主。但司马氏政权根基薄弱,外有胡族勒马窥江之患，内有士族侵凌之忧。司马睿虽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政在士族”。

东晋一朝，国家大权几乎全由士族掌控，皇权衰微。人性可能本如此，没有谁甘做傀儡，更何况是皇帝。东晋的门阀政治兴盛，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语，士族几乎全权操纵国家政权，但司马氏并非默默垂拱，相反处处显示出振兴皇权的决心。

东晋定都建康以后，内部一样矛盾重重。其中矛盾最大就是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的矛盾，对刚建立的东晋，司马睿明显感受到来自内部巨大的压力，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叛乱。这种走钢丝的感觉，只有他本人才会体会到时局的艰难。为了能站住脚跟他不得和北方士族王导家族组成政治联盟。

在司马睿南下之前，江南也发生过陈敏之乱，江南大族靠着自己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就将这次叛乱平定。当时南方士族联军还是很强的，为什么会败给北方士族？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北方士族的政治强势地位。司马睿作为北方士族的首领代表着正统的合法性，在这种合法性面前，南方豪强缺乏决裂的勇气。

再加上北方的皇朝已经崩溃，外族的军队在中原肆虐，随时还有南侵的威胁，而从北方南下的流民络绎不绝，他们形成一个个武装集团，游荡在江淮一带，这些人并不比外族军队危险性小。所以历朝历代对流民都是保持相当高的警惕，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带来的地区破坏也是巨大。

当然，他们可以接受一个傀儡皇帝，然后自己牢牢把持政权，至少形成一个类似三国时期东吴帝国的局面。但是，即使连这一点他们也没能做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北方士族的组织能力。

当建立东晋政权时，南方士族就被排挤到政治圈层外，北方士族执掌魏晋朝政近百年，早已经谙熟政治组织之道。在政治管理方面，他们有着南方豪强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他们已经在西晋形成了一个贵族小圈子，为数不多的大家族们垄断了帝国的高级职位，彼此联姻，应酬往来，分享同样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

南方豪强对北方士族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当然不喜欢这些成群结队南下抢食的高级难民。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些士族面前，又确实感到自卑，自卑原因：是本有获得该有的政治资本。因此，南方豪强与北方贵族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在北方士族眼里，他们更像是土财主而缺失政治头脑。而南方士族则认为南下的北方贵族，称之为“北伧”，这也是心理的安慰吧了。

土地是重要财富，当北方士族向南方士族抢夺土地时，矛盾瞬间被激化。南方豪强周汜就联络几个士族密谋发动推翻建康政府，因提前暴露而无疾而终。司马睿为了安抚南方士族根本就没有处理周家，而是采取放任的态度。并表示愿意在土地上面做出让步，皇帝当到这个份上也是没了谁了。到了齐朝后，北方士族也慢慢被同化，再有没有初到南方时的峥嵘，也把自己称为“南士”。

太兴元年(318)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在登基的典礼中，司马睿突然给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他与自己一起共坐御床。这一提议实在出人意外，它使王导一时非常尴尬。皇帝要求臣下同坐御床共治天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它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江南小朝廷自出现之始就形成了司马睿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格局。司马睿称晋王，王导以扬州刺史兼为骤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诸职居中执领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等职在外独擅军权。作为皇朝帝室的司马氏不但不能驾驭臣姓，反而要受琅邪王氏一家的操纵。时谚“王与马共天下”即是对这一政局的恰当概括。

另一方面，他也是司马睿对这种非正常君臣关系不满的流露。在司马睿与王氏兄弟合作的前期，两个家族的矛盾并不突出。如果没有琅邪王氏的扶植，子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的司马睿毫无存在价值。所以在这一时期，王导、王敦同司马睿是一致多于分歧。司马睿既肯于对他们言听计从，王导、王敦也对司马睿是“同心翼戴”的。

但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康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司马睿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他还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世说新语·考异》)，显然是在和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的国策唱反调。同时，他重用刁协、刘魄等人，力图排抑、削弱王氏的势力。在司马睿称帝之时，他同王氏兄弟虽未爆发直接的冲突，但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为了尽快抓回主动权，开启了一系列的政令发布。

司马睿想通过四项基本法令改革来消除琅邪王氏门阀政治的影响力，来实现中央集权的手段：一、以法御下。二、调整中枢。三、搜括户口。四、加强军权。

一、以法御下：既然要加强皇权，道家清静无为之策就不能再实行，因而采用法家的法治政策。元帝“好刑名家”“用申韩以救世”，通过惩处一些不守法的官员，显示皇权的威严；选用一批真才实学的实干家，来执行振兴皇权的政策。这个时候寒门的庶族就被推到了前台，以拉拢的形式去对抗门阀士族。

二、调整中枢：加强皇权的同时，自然要调整中枢机构及其人员安排，进而掌控中枢。魏晋南朝时期的中枢机构一般由两个系统构成，一个是参谋系统即决策机构，一个是行政系统即执行机构。”东晋的参谋系统主要有中书省、门下三省 散骑省、门下省、侍中省)，主要官员有中书令监,侍中、散骑常侍；行政系统由尚书省构成,主要官员有录尚书事、参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在重要部门安插拥护自己的人，让政令能够执行到位。

三、搜括户口：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户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税收情况，同时也影响政府的征兵能力。东晋南朝继续了魏晋大土地发展的趋势，士族长期控制国家人口，大量户口成为封建土地上的佃客亦即“投庇大姓、不贯户口的私客”，而其劳动的成果尽归于士族，而不为中央政府掌控，这也是导致皇权受制于士族的重要原因。元帝要振兴皇权，就要防止士族荫庇户口。这条政令的执行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四、加强军权：元帝振兴皇权必然遭到士族的抵抗尤其是琅邪王氏，王导以宰辅的身份掌控中央，把握政治话语权，推行他的清静无为政策，这与元帝的申韩之术大相径庭。元帝通过行使皇帝权力，疏远王导，以达掌控部分中央政府权力之目的。但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简单。王敦总制荆州，掌握东晋的主要军事力量，并具有顺江东下的战略优势正如西晋灭东吴即是顺江而下直达建邺的。元帝自然知晓其中的利害，然振兴皇权，抵抗王敦，势在必行，故而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至关重要。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激怒了王敦，由于王敦掌握了荆州军事集团，军事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受形势所迫，司马睿也知道军事上力量的悬殊，为加快了军队的筹备，就做出一些让自己都始料未及的错误决定。

当时为了解决兵源有两种途径：其中之一是屯聚于江淮流域的流民帅。流民从中原逃难而来，为了自保，往往在逃亡途中组建了武装力量，由流民帅统领。他们名义上虽然会被政府收编，但并不真正听命于朝廷。建康政府对这些独立的武装力量很不信任，他们深恐动用这些流民帅会引狼入室，酿成类似当年董卓入京的灾难。

另一个兵源就是南方豪强的附民，看上去动用他们比动用流民帅妥当些。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司马睿就下令征发豪强的“奴客”。他规定了豪强按照品级各自可以拥有多附民，政府有权征发。这次征发的规模颇为巨大，搜刮出的兵员共有数万人之多。

征兵附民这是彻底把地方士族给得罪了，到叛军攻打建康时，地方士族就像看戏一样，并没有加以出援手帮助司马睿。再加这种附民本来就是不是职业军人，让一群农民去跟职业军队对垒。就相当于是拿鸡蛋去砸石头，所以战争一触即溃。

面对司马睿步步紧逼的军事部署，王敦终于下定决心在司马睿尚未做大之前，扬帆东下，对建康朝廷发出雷霆一击。

永昌元年三月，王敦带兵行至芜湖，复上书司马睿要求惩办刁协、刘魄。司马睿一面命令刘魄、戴渊还军保卫建康，一面下诏讨伐王敦。

王敦突然起兵，给王导带来很大困难。他每天一早就带上兄弟子侄在皇宫门前请罪，以避免举族受诛。在周蕴的申救下，司马容任命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同时，他加封戴渊为骤骑将军，周蕴为尚书左仆射，王邃为右仆射，分别统领军队。司马容又加封周札为右将军，与刘院分别守卫建康城的两个军事要塞一一石头城和金城。司马容还授以梁州刺史甘卓为镇南大将军、付中、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的职务，改调陶侃为江州刺史，命令他们各率所部攻打王敦的后方，王敦的军队到达建康，周札不战而降，石头城落入王敦之手。

司马睿连派刁协、刘魄、戴渊等人反攻，结果都未能成功。王敦攻入建康后，对司马睿不理不睬，却放兵四处劫掠。司马睿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派人转告王敦说:“如果你没有忘掉朝廷的话，请马上息兵。你要有别的打算，我可以退居琅邪国为你让路。”司马睿见到败退回宫的刘魄、刁协，拉着他们的手，痛哭流涕。他亲自准备了马匹、人力，催促他们逃走。后来，刘魄逃奔到石勒那里；刁协则中途为人杀死。不久，在建康之外反对王敦起兵的各路州镇也陆续遭到失败，湘州刺史司马承、梁州刺史甘卓先后被杀，陶侃则退回广州。

七个月后，司马睿黯然死去。他的死亡是一个谜，是王敦让人暗杀了他，还是死于心碎？真实原因我们已经无法考知，但是千载之后，我们似乎仍旧能听到东晋这个开国之君在深宫中发出的深深叹息。

皇权与士族的交锋第一次以皇权失败告终，人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很愚蠢的决定。有时候愚蠢的决定并不是他能左右的，是形势逼他做出的选择。其实司马睿已经做得很好了，急于求成不是每个中国人的写照吗？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