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潘季驯治理黄河水患— —其目的是：死保漕运

黄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大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黄河在历史上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当它咆哮东进，穿越西北黄土高原的时候，挟带了大量泥沙，到了下游，因为地势平坦，流速减缓，致使泥沙淤积河底，增高河床，所以每到夏秋汛季，常常泛滥成灾。

自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来，黄河下游决口就有1500多次，河床重大改道26次，大致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水灾范围北到天津，南抵江苏、安徽等省，波及25万平方公里。再加上黄河流域早灾频繁，战乱不断，也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每次水灾、旱灾和战乱过后，常常造成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悲惨景象。

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继续完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大力发展南北漕运。当时，黄河下游流向东南方向，经过徐州，在淮阴和准河会合，流入东海。而运河在准阴一带和黄淮相交。在今苏北鲁南一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水道网。

这种黄、淮、运相交的局面，有利的一面是当徐州以南大运河水量不足的时候，可以得到黄河的接济。不利的一面是黄河泛滥的时候，会造成运道中断，并且还常常危及皇帝在凤阳、盯胎一带的祖坟。

京杭大运河的存在本身，就让上游之水遭遇阻拦，而下游河道同步受到缺水困难。漕运衙门不得不为蓄能而垄断手头的全部水资源，经常在汛期降临前就酿成上游决堤水灾，又为开闸释放而闹出出赤地千里的人为洪灾。至于整片区域的土地肥力严重下降和盐碱化，则都是无人问津的自然常态。

公元1558年，黄河又一次改道，淤塞了运河，使漕运中断，皇帝的祖坟也面临着受灾的危险。朝廷深感惶恐，不得不把治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由于朝廷的目的是“治黄保运”，并且采用的是“分其流，杀其势”的传统的治黄办法，使黄河水向多处分流，以减轻洪水对运河的威胁，同时为了保护明朝皇帝祖坟，仅修筑加固祖坟所在一岸的大堤，而任凭黄河向另一岸泛滥，致使黄河的河患越来越严重。

公元1365年8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运河被泥沙淤塞200多里，徐州以上向东南分岔一度达13支之多，纵横几百里间一片泽国，灾情空前严重。

公元1565年12月，朝廷把潘季驯由左少卿进为右都御史，总理河道。在此同时，还将南京刑部尚书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还保存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改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从嘉靖四十四年到万历二十年，潘季驯曾经四次主持治河工作，仍然没有把黄河水患彻底治理。

潘季驯最后把自己的意见总结为六条是:

第一，塞决口以挽正河；第二，筑堤防以杜溃决；第三，复闸坝以防外河；第四，创滚水坝以防堤岸；第五，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第六，寝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

潘季驯这个奏疏总结起来，是两条治河理论，五项工程措施。

两条治河理论是:

第一，“束水攻沙”；第二，“蓄清刷黄”。

历朝历代为什么把漕运看得如此重要：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大运河的顺畅与否，也直接关系到王朝吏制的平稳运行。因为自隋炀帝开国运攸关京畿供应的先河起，所有大一统王朝便对类似的粮赋转移支付存有病态依赖。无论规模日渐扩增的后宫官宦队伍，还是被大量云集到中枢的军事力量，都是财政层面的嗷嗷待哺之口。

到了明代漕运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漕粮又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区分为南粮和北粮。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成化八年 (1472年) 始规定岁运四百万石的常额。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后，连漕粮改折(约一百至二百万石)在内才勉强达到此数。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

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它成了确保京师的粮食和税收供给主要途径。

为了维护漕运的费用，粮户和商人需要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商人为运输货物需要承担层层剥削，有时货物的价值都不够过路费，甚至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把货物焚烧，以减轻税收。

承运者无论民运或军运，都是繁重的摇役。农民被金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明朝就是整个封建皇权时代的真实缩影，哪怕是黄河治水工程，也是能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其实只是为了维持封建帝国的统治。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