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 — — 社会现状展现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会分三章进行讲解，先从第一章社会等级制度、皇权与士族的战争、疯狂与愚昧年代。

中国有两个比较混乱的年代，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是五代十国时期，为什么说混乱是因为它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它是愚昧和疯狂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代，因为政局过分动荡，影响各种制度不能成一定型。然中国政治制度上有两个最重要的典型制度——“秦汉型”与“隋唐型”。此两型制度完全不同，并非有人革废汉制另创唐制，只是秦汉型制度因情势推移，逐渐变为完全不同之隋唐型。此种转变过程当于最纷乱之魏晋南北朝时代，当然地方行政制度演变也变成后代之标准。

此制度加速门阀社会、门阀政治之形成，并巩固大族对于政治社会之统治，自不待言。另外附带形成的官品制度，一直维持到清代。中间体现了家族门阀与皇权的对立，门阀政治到唐朝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被中央集权所替代，完成皇权战胜家族门阀大一统局面。

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秦始皇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如此僵硬、如此鲜明。说起来，晋朝的等级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最重的一个王朝。

他们有一个很严谨的鄙视链：士族鄙视-庶族，庶族鄙视贫民，贫民鄙视大头兵，大头兵相互鄙视。按照《通典》作者杜佑的说法：“衣冠士族和寒门百姓之间好有一比，就像大树和杂草一样。如果杀了一个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树木，看了让人打心眼里难过。要是杀一个庶族，就算是杀错了，又能算得了什么事呢？就好比砍掉一根杂草罢了。大家看了庶族被冤杀，就算不喜笑颜开，也不会为他们悲叹的。这样不杀士族只杀庶族，不是很好吗？”

士族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官员结构上面也是有区分：高门、役门、史门三个层次，高门的士族垄断了高级官职，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怎样维持这个局面，九品中正制成为了士族向门阀集团发展的合理工具。

九品中正制继承了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九品中正制度对于巩固门阀政治起了很大作用，但其建立之背景以及当时创立者之本意，却向反方向发展。

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如果你做中正的时候不选拔士族大姓的后人，那么等你下台了，人家又凭什么选你的儿子？如果给你儿子评个末流，他就只能在弼马温的官职上消磨一生了。因此，你当然会积极选拔大姓名门，广种薄收，以后也有个好结果。别人上台，自然也会依法炮制。这种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做法，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激励机制。

因此门阀会选择强强联手，组成政治联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是可以和皇帝对抗，而且皇帝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还会称兄道弟。在宋以前，君臣是没有跪拜之礼的，都是拱手表示尊重。

我们拿东晋为例：皇室虚弱，一些高门大族长期操纵政权。东晋未能像西晋那样，由宗室诸王出镇地方，手握强兵，相反，重要州镇几乎全控制在门阀士族手中。执政家族往往凭借宗族人物，分居内外，彼此呼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坠，东晋一代不断出现的荆、扬之争，正是控制荆州军事重镇的士族人物凭借强大兵力，干涉建康(扬州治所) 朝政的产物。

执政的门阀士族并没有创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家族利益，而是利用魏晋以形成的尚书省和中书省。与门阀士族特权进一步巩固，一些高门士族凌驾皇权之上的情形相应的是，尚书省成为门阀士族控制政权最有效的权力机构，职无不总的录尚书事基本上成为固定官职，并长期由操纵政权的高门大族的代表人物担任。他们还往往兼任中书监，控制中书省，掌握朝廷政令的拟定大权。士族人物几乎垄断了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郎及中书省中书舍人以上的显要官职”。

随着这种门阀士族持续统治，迫使皇权与庶族的联手一起对抗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很明显的职能划分，士族可以不上班就可以享受绝对的资源和权利，政府职能的具体工作全部都是庶族来完成，做的好是我领导有方，做不好就是你来背锅。底层干活的全部是士族和史门来完成，这种矛盾天然形成就不会有缓和的可能。

在此逻辑之下，两晋南北朝成了中国阶层之间隔阂最大的时代，虽然没有发展到印度种姓制度的程度，但在后人看来，已是匪夷所思。士族和庶族之间在交往时有严格的区分，其严酷程度，较之种族隔离不遑多让。如果庶族不安分守己，妄自尊大地要和士族平等交往，会遭到迎头痛击。

到了东晋时期，流亡政权的东晋，依然依仗流亡士族为其政治基础，而且凭借北方流亡群众为其武力支柱。东晋前期创立，在拱卫京城建康抵御北方少数族政权南进中功勋卓著，对东晋末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北府兵，正是一支流民武装，长江中游重镇荆州也以流民为主要兵员。从永嘉之乱开始，由于北方少数族政权时兴时灭，激烈的民族矛盾使大量汉族百姓不断抛弃家园，举家南迁，并因流亡先后呈现依次向南推进的趋势。

到建康（今南京）定都以后，先到北方士族排斥后到的士族，当北方士族在南方站住脚跟抱团以后，开始排斥与鄙视南方士族，你们会发现南北相互看不顺眼是有历史渊源的。那些先到一步的士族就摆出先知先觉的老革命嘴脸，瞧不起后到的士族，一副“先入门一日就是大”的样子。他们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为此还特地修订《百家谱》。这种门阀制度并不是牢不可破，唐诗有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说的王、谢就是晋朝士族的两家魁首，也避免不了没落。

当士族的权力被架空，衰落也是时间问题，当军事不被掌控以后，往往就是被第一拿来祭旗的代表。晋南北朝的历史，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充满了变数。不仅是个体的命运，就连集团势力的消长也都变幻不定。政治格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态，带有强烈的变动性。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贵族集团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士族团体，抑或是军人集团，他们彼此的权利并没有确定的界限，最看不起的军事集团最后成了左右王朝命运的关键。当军事集团崛起，带的破坏是灾难性，当处在鄙视链的最低端军队得势后，心理的失衡会全部通过暴力手段全部发泄出来。他们不仅向士族下手，也会向贫民下手，手段残忍无法言喻。

隋唐吸取了教训，采取了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员并非偶然，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贵族统治彻底终结，皇权变得至高无上。此种趋势再也没有改变过，这绝不是巧合。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颠覆了世袭倾向。在考试中获胜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官僚。

全国的士人在同一个尺度上被选拔、被考核，他们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官僚体系。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士族统治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皇权曾和它进行过生死决斗。士族意气风发的统治，首先要挫败皇权的反抗，那是你死我活战争。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