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00”后不再进厂：零工经济是引发制造业“用工荒”的原因吗？

在成为“螺丝钉”和成为“数据”之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后者。与上一代人不同，这一批成长于工业时代的年轻劳动力对“资本”“劳动异化”等概念有更清晰的理解。金钱不再是他们职业选择的第一要素，自由与自我被放置在更高的优先级。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零工经济形式为“不愿进厂”的年轻人们提供了一种看起来更“自由”的选项。

零工经济何以如此吸引年轻人？这种灵活的雇佣形式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新职业选择冲击下，传统职业的“用工荒”还会持续吗？南开大学周恩来管理学院教授王星多年来持续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形成问题。带着上述问题，《中欧商业评论》采访了王星教授。以下文章内容基于此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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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何以如此吸引年轻人？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2013年，当代诗人、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用诗歌提出关于流水线工作与人生意义的诘问。

10年后，在成为“螺丝钉”和成为“数据”之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后者。相比只存在于父辈和媒体描述中“吃人”的工厂流水线，年轻一代对互联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数字技术也不断通过诸如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方式日渐深入人们生活的细部。这种渗透不仅降低了就业的门槛，还极大降低了在就业中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信息成本。择业的信息壁垒有多高，从张雪峰的爆红便可见一斑。对低技能劳动力而言，信息成本有时甚至是影响择业的唯一因素。

信息成本的降低，为个体提供了其认知范围内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职业选择的便利。他们可以随时选择工作或休息，选择从一种零工过渡到另一种，这种无价的“自由感”是“进厂”或其他工作所不能给予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零工经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也正在或已经对职业选择产生着深远影响。

零工经济对年轻世代另一层面的吸引力体现在职业的“公平感”。在关于外卖骑手的研究中，我们将外卖骑手所拥有的职业技能分为三种，即：社会适应性技能（人际沟通能力、主动学习能力、情绪调节能力）、行业通适技能（操作生产工具能力、处理突发与异常状况能力）和岗位专用技能（数字技能、即时时空规划技能）。虽然总体而言，外卖骑手的职业仍属于低技能职业，但和所有岗位一样，要做得好，同样需要专注以及时间和精力的大量投入。

我们通常认为，外卖骑手作为一种深入社会的职业，社会适应性技能应当是其中最重要的技能，因为骑手往往需要面临各种突发情况。但实际上，通过6万多个样本调研发现，社会适应性技能对其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岗位专用技能才是与骑手收入直接相关的劳动技能因素。

这意味着在当前的技术架构下，只要劳动者肯付出努力，就会实现“多劳多得”的朴素愿望。不用在与人交往中强迫自己拥有本不具备的“高情商”，与机器打交道是“更简单、更公平”的事情。这种公平感不仅能提升职业认同与满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认同感——一种对外来劳动力极为重要的情感体验。

在过去关于城市外来劳动人员，尤其是低技能劳动人员的讨论中，低收入与缺乏社会认同是反复被人们关注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身上却呈现出不同的表达与叙事。

通过努力劳动得到更高的收入，让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在城市生活中拥有了强烈的获得感。虽然关于骑手与算法的社会讨论中，被“困住”，被“剥削”是一种更主流的表达，但从我们研究中的6万多个样本调查发现，在他们的主体叙述中，没有过多的“被剥削感”。大部分骑手在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磨合期”后，就能与系统达成一定的共生和解，能与系统很好地进行互动。而来自社会对新职业群体的讨论、关注与关怀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予了他们更大程度上的社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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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自由

虽然零工经济有诸多吸引年轻人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话题。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零工经济弹性灵活的劳动关系，不但能更透明地为劳动者定价，更重要的在于拓展和深化参与者在市场中的“选择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弹性的劳动关系并不完全如想象中一般美好。

在我们的研究中，70%的从业者会把外卖骑手作为一个过渡性的职业来看待，而68%的骑手在转岗之后，仍会从事外卖链条上他们熟悉的岗位进行再就业。作为骑手的经历影响了他们日后的职业选择。

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者的弹性自由与组织碎片化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这种雇佣方式会带来巨大的就业机会和更灵活自主的收入。而另一方面，在倡导技能分化组合的零工经济中，拥有不同程度技能的劳动者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情况。

对于能跨过高技能门槛的劳动者（如咨询、创意设计等），零工经济中的技术平台可以加速技能和知识体系的市场化流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雇佣契约转变为劳动者与用户之间的市场契约。这一转变，强化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溢价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实现了某种程度上“选择的自由”。

但对于从事工作任务及时化程度较高、技能门槛较低的劳动者而言（如家政、快递、简单维修等），技术平台加速的通常不是技能知识体系的流动，而是工作机会。

因此，对低技能门槛零工经济从业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倡导对他们进行“转业技能”的培训。近年来，美团等企业平台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相关培训课程，以帮助骑手实现技能转型。

尽管零工经济的从业者对职业技能的培训需求非常高，但劳动者往往很难将需求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我们的研究中，一个现实的情况是，虽然骑手们都明白技能提升的重要性，但对相关学习课程的参与度仍然较低，这或许与他们对当前生活中优先事项的认知与选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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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劳动力、技能错配与“用工荒”

以零工经济为代表的数字劳动作为一种高社会化程度的劳动方式，突破了传统劳动形式的诸多边界。

高社会化劳动依赖大量的社会资源，只有在人口高集中度的地方，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使平台、劳动者和消费者共同受益。而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因为灵活的工作形式，也可以同时拥有多元化的职业身份与角色。此外，如远程、兼职、众包等多元雇佣方式也使得劳动者在劳动场所的具身性逐渐模糊，高流动性带来的劳动关系的离散正在逐渐影响着人们对“工作”这一概念的具体感知。

从“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到“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年轻人对理想人生的追寻正在从“工作生活二选一”的矛盾抉择过渡到“寻找更多的可能”。而这一过程必然会呈现出着高流动性的就业现状。

就业是一个涉及到个体、行业和整体社会的复杂互动的过程，就业的不稳定性的确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挑战。这不是独属零工经济的特定问题，而是涉及整体产业的共性问题。

高流动率与社会的整体融入相关。以外卖骑手为例，70%以上的外卖骑手都来自非城市劳动力，如果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只能基于短期的生存需求——哪个赚钱就选哪个。辗转在城市的职业劳动和技能积累不能帮助他们融入城市，只有文凭的积累才有可能。

而在“学历通胀”的背景之下，依赖文凭获得社会融入的壁垒也在不断增高。高学历者会为争取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而“向下兼容”，“清华硕士应聘城管”等极具冲击力的社会新闻恰恰是这种“技能错配”的深刻反映。

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大约有35%的劳动者都面临“技能错配”的困境。教育和产业之间的脱节、文凭的通货膨胀等因素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在中国，“技能错配”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体制分隔，体制外的单位技能严重的不足，体制内的单位技能供给却是过剩的。此外，城乡之间存在技能差距，城市更加技能密集，而农村技能水平较低，这进一步加剧了技能错配问题。

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的，劳动力总是如潮水般总是向着更体面、更轻松、收入更高的岗位流动。“00后不再进厂”只是这种趋势在新时代中呈现出的新形式，其背后指引人们做出选择的根本从未发生改变。

从时间上看，制造业的“用工荒”由来已久，与零工经济对劳动力的大量吸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这也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趋势。而在未来，零工经济或其他新兴行业会不会挤占制造业的用工需求？这是一个劳动者会“用脚投票”回答的问题。

从技能形成的角度来看，产业数字化转型之后，“技能极化”可能是比“用工荒”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技能极化意味着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而中间技能的需求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正在被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然而，按照技能形成的一般规律，高技能人才通常需要经历从低技能到中间技能，再到高级技能的漫长培养与成长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那些具有中级和高级技能的中坚劳动力，以维持技能层次的多样性和持续性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