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事件开启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应该如何借鉴？

什么样的制度体系和社会形态，才能够被称之为转型？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难，正如四十多年前的我们，从引入市场经济到现在，这可以被称之为转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转型。

它直接导致十多亿人口吃饱饭，脱贫致富奔入小康社会，并且还能够过上相对不错的生活，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但在今天，中等收入陷阱、房地产风险、制造业困境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之下，新的不确定性正在快速汇聚，形成一股暴风雨，站在当下这样一个十字路口，转型二字，再次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

但以上，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的，尽管这听起来很不一样，但还不足以说明转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微观的视角出发，我们的问题在于：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如果以今天的视角和五年前相比，似乎年轻人的处境，有了些许不太一样的变化。

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了今天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自由和开放，至少在精神上是这样，他们热衷于蹦迪、酒吧、畅谈过去一代人几乎不敢想的话题，但另一方面，今天的年轻人，多多少少看起来有些颓废。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维度值得进一步探究，除了物质主义之外，未来属于年轻人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何被构建的？

它取决于怎样的宏观叙事和群体心理效应？如果我们传承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社会，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义泛滥、暴戾、愚昧，如果人类沉淀的文明被我们漠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好”。

除此之外，未来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建立和维持一个相对公正的体系，这一点也至关重要，正如美国作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提到的：人们普遍相信，“机会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以及，“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

另一个问题也随之延伸出来：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同时找到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

不可避免，这一切都和转型密切相关，它关乎我们的未来，关乎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我一如既往地相信，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每个关心未来的年轻人进一步的思考。毕竟，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它显然值得我们为此动些脑筋。

而这里，是日本转型的故事。

提到日本的历史背景乃至转型，不可避免会让人想起1853年的“黑船事件”。这一年6月，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率领4艘军舰、2000多名船员，驶入了江户湾浦贺海面。

美国人此行的目的非常简单，奉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之命，要求日本打开通商大门。而这些军舰由于船体被涂上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身形巨大，被日本人称为“黑船”，还引起了江户城内的骚动。

“黑船事件”后，日美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日本同意向美国开港通商，并且必须给美方船员提供薪水和补给品。

此后，俄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赶来，要求获得和美国同等的贸易空间和优惠条件，日本无力抵抗，只好签下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也迫使日本结束了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时代，向世界打开国门。

事实上，在关于闭关锁国和迎接未知的态度上，日本和我们的不同，间接导致了日本后来的崛起，以及对我们造成沉重的灾难。

但是，“黑船”所代表的外来力量也并非是促进日本内部革新的唯一动力。在幕府制被推翻之后，明治天皇登上位置，他当时不过15岁，年轻会带来不同的态度，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

“黑船事件”发生的13年前，我国也是因为外力（鸦片战争），被动打开国门，进入世界体系，但我们和日本不同的是，在打开国门后的不同选择，很大程度上使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转型之路。

和我们不同的是，日本开启了明治维新，积极且彻底改革，拥抱西方文明，寻求“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迅速走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而反观我们，尽管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但在一系列机缘巧合的因素之下，我们的转型则极为漫长和困难，大体经历了梁启超所总结的先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

二战后，日本经济再度快速崛起，这一点也常常被我们津津乐道，自1980年以来，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被印在面值最大的1万日元纸币上，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对他“文明论”的评价。

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日本内部转型得以成功的基石。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外交、经济思想和主张，对于我们观察和了解今天的日本政治、外交、经济，仍不失其基本价值。

同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体系，为何日本能够快速反应并转型成功，而我们却如此漫长呢？

究其原因，和梁启超总结的三段论顺序恰恰相反，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顺序应是人心的变革、制度的改变、器物的创造。真正的变革与文明，要从改变人心、培养公民意识开始，再是制度变革、建立宪政民主制，最后才是器物革新。

日本也彻底贯穿了福泽谕吉这一思想，并顺利完成现代转型。

而我国，类似于福泽谕吉、梁启超等思想家的主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保守派和革新派之间的内斗、利益纠葛，始终没有得到良好实践。

所以我们看到，直到今天，我们的现代化转型依然没有完成。

何为文明，何为转型？

福泽谕吉说，“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如果人们畏惧公权力，则就不可能在文明上与外国竞争。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

从这一点来说，福泽谕吉被称之为日本的“国父”，一点也不夸张。

福泽谕吉不仅自小耳濡目染，受有汉学造诣的父亲影响，并熟读中国古籍经典，而且跟随著名兰学家学习兰学并通晓荷兰文。1860年他第一次赴美国的身份就是翻译，能够耳闻目睹西方社会，对于福泽谕吉后来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福泽谕吉三次远赴美国和欧洲访问，他在《福泽谕吉自传》里写道，令他震撼的主要不是西方的物质，而是西方的精神，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精神。

福泽谕吉将人类智慧和道德进步的差异分为三个阶段：野蛮、半开化、文明。非洲属于第一阶段；土耳其、日本、中国属于第二阶段；欧美诸国属于第三阶段。

因此，福泽谕吉认为，要取得智慧和道德的进步，必须“脱亚入欧”即摆脱亚洲特别是儒家文化陋习，向西方文明学习、靠拢。

而这，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日本在“黑船事件”后能够快速崛起，并且能够在二战后快速成为发达国家的根基。

到今天，我们看日本，总体上还是在践行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策略，而日本也几乎是整个亚洲在世界上影响力较高的国家，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才文化输出上，也同样如此。

由此，这产生了一个新的悖论，如果必须要舍弃自身的文化拥抱西方文明，那么这种所谓的“舍弃”，是否值得？

如果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他们的转型无疑是成功的，普通民众有了更好的生活水平，更高的消费能力和精神喜好，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真的就完全舍弃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吗？

似乎也不见得。

例如，日本的礼貌、爱干净、喜欢道歉等具有儒家文化的特色，依然很好保留了。

但与此同时，日本在吸收欧美文明的优点上，也同样做得很好。如今，日本早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社会，公民意识空前提高，从这次福岛核电站排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依然有很多日本人站出来反对，足以窥见日本社会的成熟度。

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共同构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三大方针”。

而在政治体系方面，在明治宪法体系建立之前，日本舆论就新的国家政体应该效仿英国、法国还是德国的政治体系，展开了一场辩论。

福泽谕吉就是主张学习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英学派”代表人物。促使他主张学习英国的动因，就是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泱泱大国败于西方英伦”，并被迫签“城下之盟”的战争，这让包括福泽谕吉在内的日本人受到极大震撼。

英国和日本类似，同样是岛国，且面积和人口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成为了日本仿效英国君主立宪的契机。

1882年，刚过50岁生日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这篇文章不足2000字，但是对日本及亚洲的影响深远，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既然欧美已经进入文明国家，那么日本要成为文明国家，除了与欧美为伍，别无他途。

脱亚入欧，福泽谕吉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一思想也间接导致了，日本在二战后快速崛起，并且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发达国家。

不过即便是崇尚脱亚入欧，但福泽谕吉也指出，虽然在当前阶段只能以西方文明为楷模，但西方文明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

因此，学习西方文明并不能照单全收，必须有所取舍。福泽谕吉强调，较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文明化的进程中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观点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颇有启发意义。

福泽谕吉提出，“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今天，考公依然是第一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尽管过去四十多年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其他领域和行业，一些现象似乎没有根本性的消失，而今天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的成功转型经验，源自于对“民间智慧”的启发。

正如福泽谕吉所说，文明就是智慧和道德的进步。

从19世纪到今天，日本长期奉行“东西结合路线”，并且根据自身不同的国情，给出了不一样的路线和答案，而这些经验，在今天来看，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