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共合作破裂，郭天民孤军周旋11昼夜，敌人称他“郭铜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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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29日凌晨2点，撕毁协议的国民党调集兵力，大举向张家口进攻，张家口保卫战正式打响。

郭天民将军带领晋察冀二纵正面防御，而这年初冀察军区的部队裁得太狠，军区此前有20多万人，后仅剩三个纵队。

老蒋的大军来势汹汹，飞机大炮轮番上阵，我方阵地上的工事几乎被夷为平地。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带着部队与其周旋11个昼夜，与战士保下了怀来，还歼敌1万，缴获美式装备若干。

怀来阻击战后，不少国军将领对其敬佩不已，称他为“郭铜墙”。

郭天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开国上将，毛主席曾对他和他的“战略骑兵”红九团相当满意。

但鲜少有人知道，他曾经还有些军阀习气，是毛主席的批评改变了他。

那么，那时是个什么情况，而毛主席又是如何批评他的呢？

打仗要靠战士

郭天民在进入红军初期有点军阀习气，主要原因还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

少年时期，他家中贫困，但他自己非常好学性格倔强，所幸在胞叔的帮助下，他还是接受了充足的教育。

1926年的夏天，他在恩师蔡寄鸥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前往广州考取了黄埔军校。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踏上了军旅生涯，在军校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变化很大。

只不过那时，国共双方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这在学校内也有所体现。

郭天民性格刚烈，常常与向右的同学争辩，辩论双方还会动手，他还是斗争中打头阵的几个人。

正是这样，有一些人对他恨之入骨，还说他是个共产党，早晚要收拾他。

事实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3月，他才成为党的一员。

他所在的大队里，大队长名叫李亚芬，是个非常正直的国民党人。

李队长很欣赏他，时常劝郭动作“收敛”些，不要到处“生事”。

而在“四·一二”后，广州的局势急转直下，李队长爱才，但因为立场他不能做什么，也明白郭绝不会改变立场。

于是他找到郭天民，跟他讲：“看见没，四面机枪已经架好了，你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你就赶快走！”

就这样，在李队长的保护下，他逃过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屠杀。

1927年12月，他参与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便被编入第四师，担任排长，第二年1月份，部队抵达海丰后，与南昌起义的第二师汇合。

这个第二师，是南昌起义军贺龙、叶挺等人整编而成的，而后海丰又被敌人占领，他还被抓去进了监狱。

好在他一口咬定，说自己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士兵，这才骗过敌人，跟广州的组织接上了头。

而后，他被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被任命为三纵学兵大队的副队长。

自那以后，他就待在了湘赣根据地，在“朱毛”红四军中开展革命事业。

在打仗和带兵两方面，他都相当厉害。他原本所在的学兵大队，就是训练大队，教授战士们基本的军事技术。

因为那个时候红军缺人，所以他是队长又是教员。那时候，他在黄埔军校学的东西就派上了用场。

他教战斗技巧，还教大家战略战术，经他之手培养的战士，后面成为一批批优秀的基层指挥员。

在战场上，他作为教员与大家一起战斗，永远冲在最前面，为学生们示范。

即便子弹穿过身体，他也没有停止指挥战斗，带领众人消灭敌人，结束战斗后，他才倒下。

有一次，医护人员发现子弹擦着他心脏过去，再偏一点，他就没命了。

而在井冈山时期，他因在国军队伍里待过，沾染了些军阀习气，时常打骂士兵，是这一方面的典型。

而毛主席是倡导不要打骂士兵，消除军阀主义带来的影响，他这个“刺头”就被主席给盯上了。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召开，那次郭天民也参加了。

那时，毛主席还担任着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在会上他说到，一定要消除军阀主义残余的影响。

讲到这里，他颇为幽默地批评郭天民，说他是铁匠出身，像打铁一样打人。

也因这段小插曲，他得了个外号“郭铁匠”。

毛主席的这次批评对他影响很大，这也是他处理官兵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在那之后，他时常提醒自己，要关心下属。

他还时常教导自己的部下，说：“指挥员再怎么高明，打仗还是要靠战士打。不懂爱兵的指挥员会毁掉军队，也毁了自己。”

除此之外，他在思想上非常坚定，还曾在毛主席困难时期站出来仗义执言。

坚定正确路线

1930年到1932年，这几年时间里，郭天民作战勇猛，又有谋略，很快就从红四军三纵的支队长，升到了师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等要职。

也是在1930年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开始抓纪律，要抓“AB团”。

那时人人自危，大家都不敢站出来发表意见，生怕被认为是思想有问题。

他不怕，他觉得不舒服，一边跟陈毅将军提意见，一边跟负责此事的同志讲。

他说，不能这样子搞，这是搞垮自身做法，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

哪里来那么多“AB团”？如果把每个部队里都有这么个东西，那红军岂不成了“AB团”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站出来说话，是很难得的，这也给不少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后，临时中央开始打击毛主席等人，尤其针对一直坚持正确路线的毛主席。

那个时候，郭天民已经是江西军区的参谋长，他再次站出来，替毛主席说话。

他以江西苏区的发展，还有以往四次反“围剿”胜利成果为依据，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不应该被反对。

也因为他站出来说话，后面他被撤职，送到红大学习，并被要求写检查。

他本就性格刚烈，绝不低头，硬是一个字都没有写。

多年以后，旁人再提起这件事，问他：“你胆子怎么那么大？你就不怕自己脑袋不保？”

郭天民听后笑了笑说：“我们湖北人都是杠子头，到死都不会低头。”

他的这一品质，直到晚年都贯彻到底，他坚持说真话，做正确的事。

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一年后，他出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

这年八月份，他奔赴前线，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一职，也就是说他到聂荣臻将军的手底下工作了。

一个月以后，在牛道岭一战中，他带着部队击毙了第四混成旅团的队长清水正夫。

在那之前，此人曾扬言要荡平五台山，带兵进入五台县城。

敌人所要进攻的地方接近军区的首脑机关，因此，聂总等人立刻指挥作战，掩护机关、后方人员撤退。

也就是在撤退的途中，到了牛道岭，部队抓住机会袭击敌人，清水大佐就被打死了。

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还是后面聂总看到《福冈日日新闻报》上，在10月6日发布电讯，说赫赫有名的清水大佐在山西肃清战中战死。

30多年后，1969年周总理曾感叹道：“二分区条件艰苦，郭天民、赵尔陆的部队很能打。”

同样也是1938年12月，郭天民出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指挥部队展开敌后游击战。

他的指挥艺术相当有自己的风格，善于判断敌情，巧妙用兵，从不优柔寡断，下达指令坚定而不轻率。

晋察冀军区的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一直以来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

光是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他们就“扫荡”过174次，而且每次发动的兵力都在上千人。

郭天民所在的二分区，是军区西大门，不管从离地还是军事上来讲都有着险要地位。

军区大后方就是陕甘宁边区，还有延安中央，这也是为什么日军一门心思反复“扫荡”二分区，妄图吞下这咽喉要地，一举实现他们的野心。

1941年日军合击军区，机关搬到了二分区所在的地平山，四面被围，与敌人仅隔了半座山，情况不容乐观。

为保证机关的安全，郭天民亲派参谋、科长放哨。

有一次，作战科长打电话向上级汇报部队情况，刚要说出部队的方位时，他一把夺过耳机，询问对方是谁。

那科长答不出来，下一刻，他立即命令部队分两路，往南北两边转移。

也是这样让军区和分区机关均顺利脱险，那科长才想起来，在电话里说出哪些内容是失密行为，很有可能被敌方窃取。

郭天民擅长打大仗、游击战，经常带着部队在敌人间穿梭，鲜少吃亏。

他手下的指战员都说：“跟着郭司令打仗，心里踏实。”

除了深受战士们信任，他还有称号叫“八府”参谋长，这个称号又是怎么来的呢？

“八府”参谋长

“八府”参谋长这个名号，最早还要追溯到1933年老蒋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的时候。

那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第九团，罗炳辉为团长，蔡树潘为政委，他郭天民则是参谋长。

按理来讲，他这个参谋长管管军事策略，管打仗就行了，但他不是，他什么都要管。

他一边要协助罗团长指挥，要整编和训练部队，另一边还展开社会调查，搞群众工作，筹粮筹款。

很快，红九军这个新军团就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作战上机动性强、敢打敢拼，被党中央和毛主席都称为“战略骑兵”。

罗炳辉对他所做的工作相当满意，逢人便讲起他队里有个什么事都管的“八府”参谋长。

这个“八府”是“八府巡按”，也就是百事都管的意思。

经过毛主席的批评、红九军的锻炼，还有在军区的生活，他自己总结出了一套部队建设的经验，深得刘伯承、陈毅、叶剑英三位元帅的重用。

李先念同志曾评价他，说是“我军的教育家”，1952年10月，受刘伯承元帅委托，他来到了南京军事学院。

一开始，他还是来学习的，到后面兼任了高级系主任，承担了一部分的领导工作。

1955年9月授衔上将后，中央成立了训练总监部，他担任副部长一职。

第二年，他开始负责陆军方面的训练工作，那个时候军队已经有了一套正规军事训练，一套训练大纲38册。

他都认认真真，一本本读完了，有问题就找业务参谋一起研究。

不仅如此，在平时训练过程中，按大纲走有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也大胆提出，并负责修改。

那个时候，陆军训练部有国内的优秀顾问，还有苏联顾问。

对此，郭天民很尊敬他们，但绝对不会盲目听从他们的建议。

有一次，他组织演习，一位苏联顾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向那位顾问做了解释，说明了解放军本身的特点以及这样做的重要性。

没想到，那位顾问仍然固执己见，随后大家开始讨论，而那位顾问却突然“哑火”，没有说话了，后面的演习都相当顺利。

事后，别人问他是怎么说服苏联顾问的，他听后哈哈一笑说：“压服的！我让翻译告诉他：‘中将阁下，请服从本上将的指挥’。”

1958年，他再受委托，出任总参院校部部长，一上任，他就带着工作组到处了解院校的情况。

那时，全国上下都处在大跨步前进的状态，地方院校也开始搞教学改革，热情过于高涨。

面对这种情况，他接连开了8个学院教育长、训练部长的会。

在会上他提出，搞训练工作，靠的不是一身蛮劲，而是要按教员在训练计划、教学内容、制度上，进行深刻研究，而后才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

可以见得，他在军事训练上的心得多么深厚，而这是他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道理。

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军队里混乱的情况，他还参与了中级军校内的各方面制度的设计，稳定了教学秩序，使之军校再度走上正轨，没有耽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其贡献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回到郭天民上将自身，因为常年征战，他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像心脏病、高血压等等。

建国后，医疗条件变好了，他也忙于学习和工作，仅在青岛进行过短期的休养，工作的这10多年时间里，再也未抽出时间治病。

1963年3月，中央批准他离职休养，在这期间他仍继续学习，还替他人作证写材料，帮助他人洗清冤屈。

7年后，他在广州逝世，享年65岁。

回顾郭天民上将的一生，他将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事业，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为军队训练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功劳也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