泇口血战：五班，全部牺牲！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1940年8月的泇口血战，其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泇口是邳县西北的一个重镇，位于大运河东岸，距运河西台儿庄大约十多公里，是台儿庄日军的一个重要外围据点。这里驻守伪军约一百五十余人，经常配合日军对邳北地区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对邳县威胁很大。人民群众对他们也是恨之入骨。

当时，我所在部队完成了护送江淮纵队江华司令员过运河和陇海路的任务，暂驻邳县待命。有一天，邳县栗县长兼县总队大队长，急匆匆地来到我部请求支援，要拔掉泇口日伪据点。我们九连奉命前去支援，和邳县总队一起攻打泇口日伪据点。

邳县总队有3个连，约二百余人。我连与县总队会合后，由县总队参谋长张炯统指挥。我们讨论了泇口战斗的作战方案。决定由我连主攻泇口敌据点，县总队两个连阻击台儿庄日军增援，另一连作为我连的第二梯队。随即部队隐蔽开进距泇口北约五六里的郁山头南山村待命。

这时，我们仔细察看了地形，发现泇口西面是大运河，东面是白山湖，只有运河东岸的河堤是唯一一条通向口的道路，其他地方都是沼泽地，部队难以展开通过，更无法摆开阵势作战。于是研究决定不能强攻，只能伏击。

根据情报，日伪军每天都出来抢掠，已形成规律。随即就决定隐蔽封锁消息，等敌人出来时，出其不意先打伏击，而后再进攻泇口据点，来个瓮中捉鳖全歼守敌。根据战斗部署，我连在南山村东头隐蔽，县总队在村西头山坡一个大庙里隐蔽，村里的老百姓只准进不准出，严密封锁消息。第二天早晨，泇口的日伪军一百多人，沿着运河东岸河堤大摇大摆地走来了。

前面的三四十个敌人乘两只小渡船，刚到河中间，县总队就沉不住气提前开了火。这一下可把敌人吓坏了，船翻人落水。敌后续部队惊慌失措，调头就往回跑。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连长潘龙昌带一排到村西头消灭落水之敌。二、三排在指导员和副指导员带领下赶紧从左边平行追击。敌人在河堤上跑，我们在泥泞的河堤下追，有的战士的草鞋粘在泥地里就赤脚跑。追了三四里路后，敌人突然借助有利地形对我进行反击。双方就地打了起来。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敌人仍不后退，我们也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只能和敌人对峙。

上午9时许，台儿庄和东幅山等地的敌人赶来增援，其中有两艘汽艇装载了四五十名日本鬼子，日伪军一百多人已渡过运河，在运河大堤上用轻重机抢和小钢炮居高临下对我军进行疯狂射击。我们两个排只有七十多人，后续部队县总队又被敌炮火阻击增援不上来，县总队参谋长张炯同志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牺牲了。

敌众我寡，情况非常危急。

日伪军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向我连发起多次进攻。我们的战士顽强战斗，英勇抵抗，杀伤了大量的敌人。在激战中，我发现两个日本鬼子掷弹手在那里忙着装弹，一个还撅着屁股，正好在我的射程之内。我迅速给了他一枪，那个鬼子倒下死了。另一个鬼子抱着弹筒就往后跑，我又给他一枪。那鬼子猛地蹦得好高摔下死了，掷弹筒滚落到堤下消失了。我虽不是什么神枪手，但只要在我的射程之内，是不会让敌人跑掉的。

敌军虽然被我们击退，但激烈的战斗使我方也开始减员，指导员郭诚也负重伤退出战斗，部队失去了领导指挥。副指导员程景武、三排长杨兆根和我一起仍坚持指挥战斗。

战斗到下午，三排长杨兆根及3个班长又先后牺牲了，副指导员程景武和我两人继续指挥部队战斗。坚持到下午4点钟，部队已是一天一夜没进食水，又饥又饿，精疲力尽。战士们依然咬紧牙关继续坚持战斗。这时敌人又发起了进攻，我们弹药已经不多了。看到倒下去的战友，大家眼睛都红了。我和副指导员程景武同志站起来，带领战友们勇猛地冲进敌群与日本兵展开了白刃战。经过一阵奋勇拼杀，敌在我们精神和意志的震撼下退缩了。我方也有较大的伤亡。

这时，副指导员程景武对我说："我们不能再拼了，要为党保存些力量，为连队留点骨干，下令撤退！"我说："好，撤退。"这时五班长陈汝行勇敢地站起来说："我来掩护，你们快撤！"他立刻带着陈汝亮和另一名战士（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奔向前方的一个小土堆，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退。陈汝行同志是我排的党小组长，出身雇工，他身高体壮，使用一枝俄国式步枪，该枪又称"板门立"，所以平时大家都不喊他的名字而叫他板门立。

我和副指导员程景武同志马上组织部队撤退。刚走几步程景武同志腿上中了一枪，无法行动。我和一名战士就架着他在敌人呼啸的子弹声中撤退。这时有两个鬼子端着步枪上着刺刀向我俩冲来，嘴里喊着"死拉死拉的"，距我只有一二十米远。我转身举起手里的盒子枪将两个日军打死。我们继续撤退。

可没走多远我的左臂关节就被子弹打穿了，血顺着袖口不停地流着，胳膊抬不起来了（伤好后胳膊也从此伸不直了，成了跑步式，从此号称"跑步式")。程景武同志这时又中了一枪，血从胸口涌了出来。他顺手抓了一把泥巴堵住伤口，艰难地对我说，"我不行了，二排长你不要管我了，快带部队撤退吧！"说完就倒下了。我扑下身子拉他，想把他背走，他猛推了我一把，厉声大喊："你快走吧！"那一喊，似乎用尽了他平生所有的气力，然后，就再也不动了。

程景武同志，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两眼通红，猛地站起来回头望去，看到五班长他们的子弹打光了，与冲上来地敌人扭打在了一起，用刺刀、枪托和敌人拼杀，战场的厮杀声和敌人嚎叫声交织在一起。我眼望着战友和敌人血战的身影，视线模糊了！一悲慨和愤怒冲刺着我的内心。他们打得是那样英勇顽强，我恨不得立刻冲杀回去。可是我左臂已不管用了，力不从心。

这时，五班长大声喊道："排长，快走啊！不要管我！"看着这些为了中国解放而奋不顾身的我亲爱的战友，我心疼如刀绞，他们在用鲜血和生命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退。

副指导员程景武同志已经倒下了。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倒下！"忍着疼痛，我带领着部队撤退。

部队撤到了一片被水淹没的高粱玉米地，泥泞的土地使得行走非常艰难。有的战士腿陷在泥里拔不出来，腿出来了鞋子丢在泥坑里，只好光着脚走。一些伤员在战友的搀扶下，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有的则是拖着伤残的身体在泥水里忍着疼痛和饥饿爬行。最后，我们撤到了郁山村与连长会合了。此时，我们二、三两排只剩下三十几人。个个浑身都是泥浆和血迹，极度的疲惫使大家东倒西歪不成了样子。

我向连长简短报告了战况，连长看我也负了伤，非常难过。在听了我的汇报后，他随即叫一排长徐子健带部队上去，把伤亡的同志全部运回来，并严令一个也不能丢。一排长还未应声，连长可能考虑一排长不熟悉战场的情况上去有困难，就转过头来盯着我的胳膊问："你还能上去吗？"我说："轻伤，能上！"

我立刻就带着一排上去了。我们返回到原战地，这时敌人已经退走了，敌人的死伤人员也都运走了，只剩下我们牺牲人员的尸体。从敌人拖走死尸的痕迹和血迹看，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死伤也有几十人。我们没有找到生还的同志，将所有牺牲的同志的遗体都运了回来。我们将他们放在一个空地上，先用水仔细清洗，然后辨认登记。

副指导员程景武身上被戳了数刀；三排长杨兆根的头被敌人砍掉半边，左手也被砍掉了；五班长陈汝行全身都是刀伤，肠子都拖出来了。

五班，全部牺牲！

二十多具遗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残酷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这些牺牲的同志都只有十七八岁，都是大好的年华，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死的英勇壮烈，重于泰山。

同志们都无比悲愤，决心要为战友报仇雪恨。先烈的鲜血要敌人加倍偿还。我们在游击队员和民工的帮助下，将牺牲同志的遗体抬着随部队返回驻地。由于天气炎热，走了十几里路后发现遗体已经开始腐烂，实在不能再抬着走了。连长和我及一排长商量后，就在路边小山坡上将他们掩埋了。每人坟前插一个木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然后集合队伍向英勇牺牲的同志们三鞠躬，并每人向空中鸣放一枪，向死难烈士告别，以示哀悼。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七八十人，活捉伪军二十多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我军共伤亡六十多人，丢步枪二十多支、轻机枪1挺。

总结这次战斗失利的教训是：一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二是县总队战斗力较差，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三是天时、地利均不具备，我连在毫无后援的情况下孤立作战，因此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

部队回到邳县胡集后，举行了追悼大会。邳县党政军领导都参加了。追悼大会由县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江亚民同志主持。县长兼总队长栗培元、我团政治处主任胡发祥，县参议长王昂千等同志在会上讲话。县参议会敬献了挽联与挽词。追悼大会庄严隆重。烈士们为人民英勇战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坚定了战士们抗日打鬼子的决心。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为死难烈士报仇，不消灭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誓不罢休！这次战斗虽然失利了，但也锻炼了部队。我们连仍是一支勇敢顽强、能攻能守、能打硬仗的队伍。